战国初期，铁制农具的出现极大地加快了生产进度，使得大面积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利用，经济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同时，铁制兵器的出现也助长了人们崇战尚武的意识。
贵族们的实力快速膨胀，导致统治者内部存在常常的摩擦与分歧。
那些拥有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贵族们，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在实力比拼中脱颖而出。
公元前453年，赵、魏、韩“三家分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时期，强国们寻求开战，弱国们寻求变法。
动荡与变法开始交替进行，并逐渐形成了定律，而变革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扩张做准备。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得秦国一跃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并始终处于主动进攻的位置。
商鞅原本是卫国人，出身于贵族之家。
他从小就十分好学，对战国时期流行的刑名之学(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感兴趣。
他看到卫国实力弱小，无法施展其才智，于是委身于魏国。
在魏国期间，虽然有相国多次举荐他，但魏惠王始终不肯将大任降于他。
这个时候，秦国正在招募贤才，秦孝公宣称：“谁能使秦国富强起来，就封谁为相。
一时之间，许多人才涌入秦国。
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离开了魏国。
到了秦国以后，通过他人的引荐，商鞅见到了秦孝公。
秦孝公询问他治国之道，商鞅向他提出了很多治国方略。
然而，秦孝公对此不感兴趣，甚至商鞅还没讲完，就昏昏然入睡了。
引荐商鞅的人责怪他对秦孝公讲了一些迂阔的道理，商鞅回答说：“我希望秦君行帝道，但秦君不肯采纳。”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劝秦君行王道。”
当商鞅再次被召见时，他对秦孝公讲了一些夏禹如何画土定赋，商汤如何顺天立人的事情。
引荐商鞅的人责怪他说：“秦国君思慕良才，需要的是能立竿见影、做事得心应手的有用之才，你这些无用之谈他怎么能听得进去呢？”
商鞅辩解说：“我不知道秦君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先用帝王之道试探他。”
“现在我明白了，下次见秦君，我必受到重用。”
果然，下次被召见时，商鞅说出“图霸之术”使秦孝公笑逐颜开，兴致勃勃地听取商鞅的教诲。
商鞅也真的得到了左庶长的职位，相当于丞相。
此后，商鞅依据图霸策略开始变法，以图富国强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法令。
为了使这些法令能够得到贯彻施行，商鞅决定先采取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取信于民众。
有一天，他命人在都城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下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就赏给他十两金子。”
当时，城南门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大家议论纷纷，谁也不肯动手。
有的人说：“这根木头谁都能扛得动，为什么要给十两金子呢？”
还有人说：“这大概是官府想要逗乐百姓吧！”
商鞅见众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他将赏金提高到五十两。
可是，赏金越高，就越引起众人的猜疑。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一个年轻人突然跑出来，高声喊道：“俺来试试！”
说着，他将木头扛起来，一直搬到了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将五十两金子赏给那个年轻人。
这件事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传颂说：“官府令出必行，言而有信。”
商鞅知道民心易于归附，但他也明白变法必然会触及各方利益。
凡是利益受损的人都会在变成时站出来阻碍，弃旧立新才是变革的根本目的。
因此商鞅在变法条款中，首先触动的就是那些达官贵人的利益。
许多大臣就在秦孝公的面前进言，劝他要慎重对待，不要听信商鞅的变法主张。
秦孝公非常赞赏商鞅的变法图霸策略，但真正落实起来，他也有些畏难。
从理论上讲，他认为商鞅的变法主张非常出色，愿意实行。
但从感情上讲，他又觉得这一变法可能会得罪许多大臣，国家也许会变得不稳定。
所以，他不敢贸然实施。
为了打消疑虑，秦孝公将大臣们召集到一起，讲了一些列国纷争，不进则退的道理。
有位叫甘龙的大臣说：“秦国现在施行的制度是祖先传下来的，祖宗的家法怎么能变呢？”
大臣杜挚说：“变法肯定会导致国家不稳定，老百姓会乱起来，那可不妙！”
实际上，他们所考虑的主要是自己的利益。
商鞅却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礼法。”
“你们所关注的礼法能使秦国富强吗？只有适应时势的发展，秦国才能兴盛，方成霸业。”
商鞅的言论让那些保守的大臣哑口无言，同时坚定了秦孝公推行变法的决心。
于是，秦孝公宣布正式开始实施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