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所有的人一样，我的儿童时代也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也是天真烂漫的，青年时代也充满着浪漫情怀。但是，当我回忆起从儿童时代到青年时代的全部经历，除了激情和自豪感涌动之外，时不时还会冒出一股股酸涩，让人不太好受，甚至还不免掉泪。
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凯歌声中走进了学校，成了一名小学生。我所在的学校叫“麻田小学”，校址在离村子一里路左右的金家祠堂里。
由于实行食堂制，生产实行集体化，生产队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在星期天和放学后参加生产队劳动，于是给生产队割牛草和给食堂砍柴等就成了我们小学生的主要劳动内容。
开始实行食堂制，到处一片喜气洋洋，人们欢呼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吃饭不怕你撑破肚皮，食堂不惜用大量粮食喂猪，食堂常常杀猪打牙祭，大量饭菜被浪费，人们似乎觉得集体的物品正源源不断地从天而降，所有的人都忘乎所以了。
好景不长，由于大部分劳动力都抽去大炼钢铁，劳动力严重缺乏，成熟的粮食作物不能够及时收割。我家门前是一片田野，那时候种的是高杆水稻，一场风雨可以让所有水稻倒伏。眼看着稻子过熟，大量稻子在田里发芽，但是没有劳动力收割。
终于来了一批外地人收割水稻，收割以后，田里铺满发芽的稻子和稻穗。油茶成熟了，没有几个人上山摘茶籽。五八年的秋收到底收获多少，浪费多少，谁也说不清。
严重的浪费很快遭到了报应。冬季到来，领导者开始感到粮食不足，于是开始对粮食实行按照性别、年龄限量购应。饭吃不饱让食堂开始布下阴影。五九年的春季、夏季、秋季，口粮标准一减再减。成年男人（大口）每天大米七两五钱（十六两秤十二两）。我那时候是男娃四口，每天大米三两七钱（十六两秤六两），一天的口粮没有半餐了。
饥饿越来越严重，田野、山上能够充饥的植物叶子和根茎逐渐被采光，一些人开始吃白色岩粉玩命。
道路上出现成群结队的叫花子，但是谁也没有可以吃的东西施舍别人。
严重营养不良导致水肿病大量发生。我和爹都全身肿大，生死攸关的时刻到了。大队集体用细米糠拌黄豆粉掺和药物遏制水肿病的蔓延。我和爹每天可以得到两粒乒乓球大小的糠丸子，虽然没有治愈水肿病，但是水肿病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我们的水肿病维持了很长时间。
到了一九六一年秋季，所有的学生、老师都把精力放在谋求活命，学校无法开学了。
一九六二年春季撤掉食堂，上级放宽了政策，可以利用开垦荒山和田间隙地自由种植庄稼。进入夏季，部分蔬菜瓜类成熟，我们终于可以用瓜类蔬菜填饱肚子了。
六二年的秋季农村开始出现生机，老师来了，学校恢复上课。由于金家祠堂出现墙壁倒塌，不能再做学校了，于是学校搬迁到芭蕉溪自然村的一栋空着的民房里。一九六三年秋季，我进入老树寨学校读五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