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年上半年，武斗在全国范围蔓延。好在毛主席严格控制了军队，使军队没有介入武斗。我们关注着各地的武斗，常常有打死人的消息传来。湖南省武斗主要是以工人为主的“湘江风雷”和以农民为主的“贫下中农联盟”（简称“贫联”），双方都有国家干部、老师和机关单位职员操纵。
六七年秋季，中 共中央下文号召复课闹革 命，部分同学陆陆续续来到学校，由中五班、中六班、中七班三个班合并成一个班，开始了初中三年级课程的学习。
一九六八年年秋季，通过文化考试，学校领导审批，选出六人上高中。但是那时候高中尚未恢复，虽然我被推选上高中，但是没有学校。我们带着被子回到家里，铜湾初中班四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
回忆起铜湾初中班的学习生活，还有一道有趣的风景线值得一提，那就是用瓷杯在烘炉里煨饭。那时候普遍粮食不足，学校不开中餐。学校规定，要一次性交足每月基本餐二十四斤大米，多余的才能够买白饭票，但是绝大多数同学都无法一次性交足二十四斤米，于是每餐只能够吃四两米饭。
在没有其他食物补充的情况下，那每餐四两米饭实在达不到半饱。长时间的饭吃不饱让饥饿的阴影笼罩着校园，虽然同学们也蹦蹦跳跳说着笑话，但是肚子里不时发出饥饿的信号。
到了冬季，同学们都有一个烘炉。到了晚自习（那时候自习课都是由班委会管理纪律），同学们用漱口瓷杯装一点水，放一点米（交米时故意留一点），把瓷杯放在烘炉的炭火上煨。当饭煨熟的时候，那熟饭发出的香味弥漫在教室里。由于煨饭的同学很多，虽然同学们尽量保持安静，但是同学们用作业本扇火的声音、水熬干时发出的滋滋声、同学们从瓷杯抠下米饭的声音，掺和着浓烈的米饭香味，形成一种别有风味的气氛。
现在回忆起烘炉里煨饭，既有些好笑，也有几分酸涩。那是一群少年同饥饿的抗争，那是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
一九六九年秋季，怀化县开始恢复高中招生。通过公社革委会审批，我进入怀化县直属中学就读。一九七零年自动辍学。辍学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家庭困难，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二是对学校不满意。那时候学校不但劳动多，而且开会太多。传达上级文件，学校领导讲话，都要花不少时间讨论。我在十一天时间里吃完了一个月的粮食，带着被子回家了。
一九七零年冬季，怀化县招收一批公办老师，我被龙场中学选中，已经给我通知书，上怀化培训十天就回学校上课。但是我周围的人都说当老师不好，没权力没地位，而且工资低。我动摇了，最后是放弃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公社革委会管教育的蒲裕乾同志找到我，说公社决定让我去县里师训班学习。我明确告诉他我不想去。蒲裕乾同志苦口婆心开导我，说了许多当老师的好处，但是我硬是不想去。最后蒲裕乾同志拿出杀手锏：“谢申龙同志，上一次你已经有一次没有听党的安排，如果这一次你又不听从党的安排，往后你也不要想参加什么工作了！”
我心中一愣：真的呀，以后要是公社里要卡我，我的前途不是完了吗？于是我无奈地答应：好吧，我去。蒲裕乾同志脸上露出了笑容：是么，应该听党的安排。也许毕业后还可以改行。
答应了老蒲，我的心情也轻松了。几天后，我又来到了桐林坳，成了师训班的一员。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我来到龙场中学报到。公社革委会任命我为龙场中学革委会成员，分管学校教导工作。
奇怪的是，原来我不想当老师，但是我当上老师以后却很安心，从来没有萌发过改行的念头。人到中年以后，也许受过文学作品的熏陶，功名观念逐渐淡薄，我更加感到自己的人生道路没有走错，我常常暗自感谢老蒲同志那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
从七周岁到二十一周岁，我在十四年中断断续续读了十年书。我的学历是靠拼凑起来的。我的学历也不好定，说是初中生，多了一年；说是高中生，少了两年；说是师范生，没有文凭。我的学历究竟怎么定，我至今还是说不清。
天涯社区有网友说我文学功底很好，问我是什么学历，什么专业，我回复他，我是博士学历，四不象专业，叫我四不象博士行了。
也许回忆这些陈年流水没有多大意义。谁没有自己的历史呢？如果没有网络，我肯定不会对后辈们说这些，后辈们也不会对这些陈年流水感兴趣，我也不希望后辈们向我学习什么，我也没什么值得后辈们学习。难道要后辈们向我学习挨饿？向我学习吃苦？但是现在有了网络，我把这些东西输入QQ空间，作为我个人的日记，后辈们不会厌烦我的絮絮叨叨吧。愿意看看的可以随便看，不愿看的拉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