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达官贵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为“阀”，右边的称为“阅”，常常用来张贴本户的功状。
阀、阅成了做官人家的一种象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世代为官的人家被称为阀阅、门阀士族或世家大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吏专门考察家世身份，门阀士族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成为世袭官僚。
他们还通过大族之间的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个门阀贵族阶层。
这些人不仅高高在上，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维护门阀特权的等级制度，与庶族地主严格区分，称为“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是世家豪族政治、经济势力高度发展的产物。
它起源于东汉，确立于魏晋，到南北朝时达到了极盛。
在这种制度下，家族的声名是衡量身份的最高标准。
只有那些祖辈曾任高官、声望很高，并且代代相传都担任高官的人，才被认为是“士族”。
士族之间也有不同的层次。
一般来说，能长期保持上品官职的族人，被认为是最高一层，称为“右姓、茂姓”。
为了标榜自己的特殊身份，土族还发展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礼法。
例如：当时在士族官僚中间，流行一种避讳提及家族成员名字的风气。
在这些人面前，严禁提及祖辈的任何一个人的名字，甚至连发音相同的字眼也不能使用，必须寻找其他发音不同但意思相同的字来代替。
否则，就会触犯士族地主的忌讳，被认为是有意侮辱。
东晋时期，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玄设宴款待。
王忱由于刚吃过寒食散，不敢饮用冷酒，连呼左右取温酒，温酒与桓温有相同的字音，却不料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
桓玄感到莫大的羞辱，又不敢得罪这个望族，竟在酒席上伤心地哭泣。
在大量的社交活动中，不触犯他人的家讳确实很难做到。
居然也有人因为熟悉家谱学，可以在日常交往中“对日千客”都不犯忌讳。
可以说，这也是门阀制度下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
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人士来往，即使有时接触，也自视甚高，鄙视寒流，刻意制造士、庶之间的隔阂。
南朝宋武帝的皇舅路庆之，出身卑微。
有一次，他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名门望族王僧达。
王僧达故意羞辱他，开始时不与他言谈，后来又讥讽道：“昔日我家养马的仆役路庆之，是你什么亲戚？”
后来还喝令左右，把路琼之坐过的胡床烧掉。
路太后听闻后非常愤怒，跑去跟皇帝哭诉。
宋武帝只能回答：“琼之年幼无知，你为何无事到王家去自寻羞辱呢？”
“人家王僧达是贵公子，怎么会为这种事情轻易问罪呢？”
最后这件事不了了之。
士族严格排斥庶人寒流，导致两者的身份地位相差悬殊。
以至于连皇帝也难以出面干预，无法为出身卑微的皇亲贵戚撑腰。
实行这种等级制度，选任官吏既不需要考察文武才能，也不必关注政绩，只要凭借有好的祖宗，依靠祖上的家族背景，士族就可以顺利地升迁为高官。
萧梁时期，流行一句谚语：“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
意思是说：“那些士族子弟只要到了能够稳坐车上的年龄，就可以做著作郎；只要会写几句客套话，就可以做秘书郎。”
士族子弟在经济上拥有世代传承的丰厚财产，在政治上不需要费心劳力，高官厚禄就能轻易获得。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变得娇惯、腐化、愚昧、脆弱，对于农田劳作、辛苦耕种、繁重劳役一无所知。
他们整日只知道追求清谈，沉溺声色，放任自由地游荡，沉迷于奢侈腐败的贵族生活。
这些纨绔子弟一个个打扮得娇柔怪异，还要装出从容自若、神仙般的形象。
这种令人不适的形象，正是整个士族地主阶层已经完全腐朽的缩影。
到了南北朝后期的梁代，甚至连乡村里都没有士大夫骑马的，如果有人骑马，就会受到他人的指责，认为没有避讳士族与平民的身份。
有些士族从未见过马，一见马嘶喷、踏跳，就会感到惊惧，甚至惊讶地问道：“这是虎，为什么叫做马呢！”
可见腐朽已经到了可笑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面对像“侯景之乱”这样的风波，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
那些士大夫身弱体虚，不堪奔走，身体虚弱，不适应寒暑，只能坐以待毙。
陈腐僵化的门阀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它既反映了世族权势的膨胀，又标志着门阀贵族已完全失去活力，正走向最后的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