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访
要不是下雨,太阳和月亮将会同时出现在东方,那该是多么美妙而惬意的事情啊。然而,客观存在并不随着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作为一个改革者,我总希望每一个人都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在改革的航道上并肩前进。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己,总会有少数人兴风作浪,如同天要下雨、如同晴日中少不了几天阴雨天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向着太阳走,我深信太阳就要出来了,因为我已经在老院长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了太阳的热力和光辉,因为刚才我已经看见了蓝天上的月亮。
——摘自秋月《秋忆》
秋雨绵绵,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今天是8月26日,依照党组先前的计划,秋月院长顶风冒雨,率领党组一班人,走访部分干警家庭,看望那些急需要看望的同志。
上午,秋月一行来到了女法官贺丽萍家里。贺丽萍家住在中院家属大院一栋最老的楼房的最高层六楼。秋月等人叩响她家大门时,是她的大女儿蔡灿然开的门。秋月在灿然的引领下,来到了贺丽萍的卧室,只见她已经穿好了衣服,正准备下床。秋月连忙予以制止,要她好好躺着不动。贺丽萍今年只有55岁,可在秋月的眼里竟超过了六十岁。一阵酸楚蓦然涌上秋月的心头——她的日子确实太艰苦了。
“秋院长,请坐,请坐。”贺丽萍凭直觉,猜出来客中唯一的女同志就是现任女院长秋月。“贺大姐,你就叫我秋月吧!”秋月说罢就坐在她的床边,一手搁在旁边的轮椅扶手上,一手衬着头,和她拉起了家常。灿然给秋月倒来一杯茶水后,就到外屋招呼其他的院领导去了。
“感谢组织的关怀,感谢院领导还记得我这个快入黄土的人。”贺丽萍的眼泪淌了下来。
“贺大姐,你别这样说。我们早就应该来看你。我们来晚了,这是我们工作的失职。”秋月拉着贺丽萍的一只手,真诚地说。
说话间,李云海等人也先后相跟进来了。李云海、耿刚等七位党组成员一一和贺丽萍握手,易建国从后面歪出头来看了一下贺丽萍,在瞬间的顾盼之中,易建国心中一震——啊,生活把一个曾经多么美好的女人折腾得如此苍老。他已经至少有十年没有见到这个女人了。轮到走在最后的易建国出现在贺丽萍面前时,两人伸出的手都不约而同的僵在半路上,两人都十分尴尬,贺丽萍猛地把头低了下去,易建国用右手扶了扶金边眼镜,又理了理头上的假发。“妈,人家易院长正和您握手呢。”还是灿然解了围,这样,两个人的手才慢慢地握在一起,不过谁也没有正眼看谁一眼。
在秋月的带领下,院党组一班人满屋子里看了够。这是一间顶多只有四十平方的两室一厅的小房子,两个房和客厅以及阳台东西都堆得拥挤不堪。几乎每一处发黄的白色的墙壁的上部分都有一大片黄色的斑迹,这是平台上的雨水和雪水经年累月浸透的结果。
秋月又回到贺大姐的身边,俯下身来,对着贺丽萍问道:“您有什么要求,今天就当着我们党组的同志都说出来。我们负责尽量满足您。”
“秋院长,我这么多年没有上班,我对党对人民于心有愧呀,那能还谈什么要求。我一切都挺好的。”贺丽萍动感情地回应着秋月。
“妈,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什么都好,就是不直爽,平时总爱抱怨,一当面就什么都没有了。”女儿灿然从人群外挤了进来,快人快语。
“贺大姐,我就是欣赏灿然的这股子直爽劲,这才叫当今大学生的做派。”秋月赞赏地看了看灿然,“贺大姐,有什么困难您就直说么,我们一定设法解决。”
“就是,就是……”不等贺丽萍说完,灿然就接过了话茬:“我妈什么都还可以,最大的困扰就是腿脚不方便,又住在最高处,不能外出,她已经整整十年没有下楼了。”灿然瞅了秋月一眼,“我代表我妈妈向秋月院长提一个请求,把我家调剂到一楼就好了。”又对着她妈,“妈,您说是吗?”贺丽萍这一次没有再反对女儿——她没有做声。秋月连忙从荷包中拿出一个小本子,将灿然的话记住了。
随后,秋月一行人就离开了贺家。一路上,秋月的心情既沉重又感动。沉重的是,作为一级党的组织,就怎么这样不关心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干部,这又怎叫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干警对党常怀一颗儿女心、一缕儿女情呢?这怎么不令她这个党组织的负责人揪心和担忧呢?然而,秋月更多的还是感激。这是多么好的同志啊!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生活这么多年,无怨无悔,对我们的党还是一样充满深情,对我们的人民还是一样充满感激之情。
贺丽萍与易建国同岁,今年55岁。她也是工农兵大学生,与易建国同届,在易建国同在一所大学政法系读书,又和易建国同一天被分到江南中院。从此,她也就和易建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贺丽萍年轻时长得天姿国色,如花似玉,皮肤又白又细腻。她一来中院就被安排在刑一庭,一年后任审判员,工作能力很强,原则性也强,为此招来很多倾羡者,同时也招来了仇与恨。那时,易建国在院秘书科写材料,自恃才高,又因刚从痛苦的失恋中走出来,便向贺丽萍发起了进攻。然而,他哪里知道,有貌有才的贺丽萍压根儿瞧不起他,认为他既土气又缺才少德,没有接受他送来的殷情。不仅如此,心高气傲的贺丽萍还认为易建国向他求爱纯属是对她的一种莫大的侮辱,曾在不同场合重复着这样一句话:“他易建国想娶我,除非我是个瘫子。”这句话传进易建国的耳里,就在原本恼怒之上又添加了一种仇恨。
当然,说句平心的话,贺丽萍之所以对易建国这样不恭,其实还另有苦衷和隐痛。贺丽萍原是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后来被推荐上大学,可是在此之前她就有了一个心上人——本大队学校的民办教师蔡光明。她家劳动力少,又有一个多年卧床不起的老父亲,她上大学之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了蔡光明的肩上。二年后,她被分配到江南中院,她和蔡光明仍保持着恋人的关系,蔡光明还以她恋人的名义来过江南两次。可以说,她对蔡光明的感情,既有对蔡光明才学的钦佩,又有对蔡光明的感激。易建国明知贺丽萍和蔡光明的关系,却硬要插进来,作为讲感情更讲良心的贺丽萍也就自然要用特别的方法来保护她和恋人的爱情,来保护她恋人的尊严了。也正因如此,也就更加惹怒了易建国。他怎么也想不通,难道他一个堂堂的大学生,一个中级法院的干部还比不上那个仍在农村教书的乡巴佬。从此,易建国就对贺丽萍怀上了深仇大恨。
二十二年后,贺丽萍的大女儿蔡灿然大学毕业,这时灿然已出落成一个小美人儿,蛋形的脸盘上衬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白嫩中透着一股永不消失的红晕。这时,一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闯进了她平静的生活。这个小伙子就是易建国的大公子易宏伟。易宏伟高考失败后,易建国走路子让他进了市公安分局干起警察的营生来。他一边上班一边上电大,在贺丽萍大学毕业时,他的电大也就毕业了。连易建国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儿子竟迷恋上了蔡灿然,而且其程度丝毫不亚于易建国当年对贺丽萍的痴迷。开始,灿然以“年纪尚小,不想早恋”为由,委婉地推掉了这门爱情。后来,见易宏伟还是心不死,便只好直话直说了——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就这样,易建国更加仇恨起这个令他父子两代痛苦着魔的贺家了。在易建国看来,贺家简直就是想跟他易家过不去,就是想出他易家的丑。这样,两代的爱恨情仇就集中在他易建国本不宽阔的心胸里了。
灿然大学毕业时,已经失去父亲蔡光明二年多了。两年前的春节,贺丽萍和蔡光明双双回老家看望双方父母,不幸在归途上发生了一场惨烈的车祸,蔡光明当场身亡,贺丽萍留下了终生残疾——高位截瘫,从此不能行走,不能上班,在轮椅和床上度过了整整十年。贺丽萍曾几次向院里提出换房申请,但几次被打了回来,这倒不是因为院里没有做新房,而是因为,担任院分房小组组长的易建国总是以“没上班的同志不参与新房的分配”为由,将她拒在了分房的大门之外。她也多次主动地与住在一楼的同志换房,但都没成,原因是:一楼虽有点潮湿,但六楼也漏雨水雪水,而且还爬高,不值得。就这样,一晃十年过去了,贺丽萍还是住在原地,十年了没有下过一次楼。大女儿心善,为了照顾妈妈,竟错过了好几次良缘,现在仍单身一人,孑然一身。当然,贺丽萍的二女儿蔡亚男虽然比不上姐姐的孝心,但多少还是帮了姐姐不少忙,即使前年结婚成家后也三不知回娘家照顾母亲。
前两天,院政治部打来电话,说是新任女院长秋月将要率院党组一班人马来看望贺丽萍,贺丽萍欣然答应了。因为,她早些时候就听女儿们说过秋院长十分关心干警,中院正在进行幅度颇大的改革。
易建国听说今天要来看望这些人,便戴起了眼镜,这一来呢,本是他外出时的做派,这二来则是为了掩饰一下自己的窘迫,因为他知道,此行并非春风中漫步,也不会是月下徜徉。
秋月院长领着大伙下了楼,就顺手来到了2号楼。这幢楼里的四楼1门住着因公伤残的法官文昌吉同志。文法官今年54岁,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系,在江南中院干了近三十年的民事审判,审判业务在全省法院系统都小有名气。文昌吉同志的最大特点就是办事认真,从不来半点含糊,他总觉得依法办事是一个法官的本份、一个法官的天职。然而,他也吃亏在这点上。二年前,他主审一桩离婚二审案件,被告人是男方,这个男人长期与单位的一个女出纳员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而一向冷淡自己的妻子,双方至少有二年没有同居过了。妻子无法,只好提出与他分手,放他一马。但是,男方却一口回绝,气势汹汹地说:“老子,就是要占有两个女人。你给老子空着,一直到死。”女方只好诉诸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第一次,法院依惯例尽量做调解和好工作,女方心一软,也就撤了诉。这次官司之后,男方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竟对柔弱的妻子动起武来。六个月后,女方再次将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这次法院无论怎样做工作,都无济于事了,因为女方根本不再相信丈夫了。面对妻子的强硬态度,男方这次也使出了杀手锏,扬言如果法院判离了,他就在法院十一层审判大楼上的顶端跳下去。法院畏惧男方,便匆匆下了不准予离婚的判决。女方上诉到江南中院,要求二审法院改判,准许她和男方离婚。庭长把这起上诉案分给了文昌吉同志承办。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反复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为防止夜长梦多,合议庭当庭宣判,判决诉讼双方离婚。没料到早有准备的男方竟趁签收判决书时人多混杂之机,冷不防从口袋中搜出一小瓶浓硫酸,对准文昌吉的眼睛,洒了文昌吉一满脸,幸亏在法医的指导下,同事们及时地用清水清洗文昌吉的脸部,脸上虽没有留下太多的伤痕,但老文的双眼却被硫酸给毁了。从此,文昌吉同志就再也不能走上他心爱的审判岗位了。二年来,老文一直在家,过着黑暗的日子。
更比这伤心的是,院里还有一些和老文有意见的人,却放出风来,说怪只怪老文的方法有问题,要不,别的法官办了那么多年的案子怎么没有出这样的乱子呢?还不是个方法问题水平问题,城府不深啊!这些闲言碎语传到老文的家属的耳中,又传进老文的心里,老文十分苦恼。难道说,他老文坚持原则,主持公道错了么?难道说,一个法官欺软怕硬就是有城府么?他文昌吉委实想不通,他感到非常的委屈。一天夜里,他在家属的带领下,摸到了易建国的家里,易建国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坚持原则的精神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劝他安心修养,组织是不会忘记他的。文昌吉和他的爱人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说真心话,老易素来对文昌吉同志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这也许是因为,他曾两次给老文打招呼,要老文为两个间接找过他易建国的当事人说话,幸好合议庭的评议结果又正好与易建国的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在易建国那里,就欠下了文昌吉同志的两个人情。本来,这样说来,易建国同志应该为老文说句公道话。然而,这期间发生了一点意外的事情,结果也就走向了反面。
老文有两个儿子,大的叫文化,小的叫文学,大的前三年结了婚,小的找了个女朋友,这个女孩子不是别的人,正是前面提到的贺丽萍的小女儿蔡亚男。这两个孩子同一年生,文学比亚男大半岁,两个从小在一个院子里玩,可谓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上小学后又同在一个学校同在一个班级。两个一起上学,一起放学。文学很聪明,亚男也差不到哪里去。文学数学行,亚男的语文更突出。以后,他们两个上了初中,上了高中,又一起考上的大学。当然,两个人的志向和兴趣并不一样。这样,文学考上了一所理工大学,而亚男考上了一所综合性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四年后,双双大学毕业。文学通过公务员的考试进了江南市经委工作,亚男被市府要到了市政府信息中心。这一年,他们两个都已是二十二岁的青年了,到了谈恋爱的年龄。还是亚男先提出来的,文学也一口答应了。一年后也就是2004年,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家。一直关注着贺家的易家,从听说他们两个谈恋爱起,就耿耿于怀,从那时起,易建国就恨起文昌吉,恨起了文昌吉的一家来。他曾准备为文昌吉主持公道的事也就半途而废了。并且,每当政治部的同志主动提起文昌吉的名字,他易建国本来笑着脸就突然变了色,恰如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那些玲珑乖巧的下属也就心领神会,以后也就再不到文昌吉家里去看望老文了。两年来,老文十分苦闷,心灵十分孤独,就好像生活在一座孤岛之上的流浪汉,无爹无娘,找不到往日的方向和快乐了。苦闷的生活造就了一个神情恍惚的文昌吉来。
今天,秋月一行来到老文家,老文正在家里听收音机。门虚掩着,大家见没人答理也就自个儿进来了。这时,收音机里正播放着天沔花鼓戏,戏里面正唱到一个说书先生痛骂地方贪官一场戏,听到政治部主任的声音后,一股无名火就从老文的心底深处冲了出来,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开口大骂起来:“狗日的,易建国不得好死。老子的文学与亚男结婚关你屁事,你却把怨气洒在老子的身上,一年多来,政治部的人看都不看我老子。”骂得易建国一个劲的理着假发。秋月院长先是一惊,稍会才稳住了神,知道了个中的原由。“老文,我叫秋月,今天我们党组的同志就是专程来看您的,您有什么话就对我们说吧。”秋月这样说着。“老文啊,你这是咋搞的,人家领导好心好意来看你,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领导同志啊!”老文的老伴胡大妈闻声从房里赶出来打着圆场。老文情知自己有点那个,也就不再做声了,一个人摸到阳台上去了。秋月正要阻止他,结果被胡大妈给拦住了“就让他一个人出去散散闷气吧!”胡大妈连忙把大家让进来,又是倒茶又是装烟,好不热情。“老人家,这两年您辛苦了,又是在生活上照顾老文,又是在思想上开通老文。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我们马上就改。以后,我们一定会定期派人来您家,了解了解老文的情况,了解了解您家的想法,我们再去一一落实去办。”秋月拉着老文妻子的手说个不停,说得胡大妈热泪盈眶,连连点头。秋月一行人要离开文家时,秋月要和老文打个招呼,也被胡大妈给拦下了。
秋月院长一行的第三个目的地是一个家庭十分困难的职工家庭。他叫郑家国,今年56岁,原系中院食堂的炊事员,前几年食堂撤销了,他也就在办公室从事盖院章的工作,不久又转了干。他一共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新颖,二女儿叫新秀,三女儿叫新婧。新颖天生聪慧,但命运却最不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可正当她的青春绽放之时,命运却地无情地捉弄了她。大学二年级寒假,她留校搞家教,寝室里只有独自一人,一天深夜,一个歹徒窜进她的宿舍,企图侮辱她,幸亏学校联防队员及时赶到,她才得逃脱一劫。然而,她还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从此精神失常起来。经过一个学期的治疗,仍不见康复的希望。无奈,学校只好将她退学。到现在已经六年有余,新颖还是迷迷糊糊的。老二新秀,长得比大女儿还要好看一些,可美中不足的是,小时候患过小儿麻痹症,留下了腿疾,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高中毕业后,也就没再考大学。三女儿新婧,长像平平,学习成绩又不怎么好,初中毕业后连高中都没能考取,至今闲在家里已有二年多了。老郑的老伴夏道娥,原是一家橡胶厂的保管,工作认真负责,还是一个老党员,可三年前厂子破了产,现在每月只能在街道上领取二百元的低保金。老郑一家五口就全仰仗老郑的一千二百多元的月薪和老伴二百元的低保金过日子,生活过得紧紧巴巴的,自不必说。
老郑曾多次找过院里,要求组织给他家安排一个女儿的工作问题。那时,中院还时兴一家解决一个子女工作的政策,他老郑的大女儿肯定是不行的,小女儿还在念初中,只剩下了二女儿,但她的腿脚又不灵便,安排在公检法这样的国家机关,肯定是不合适的。怎么办?老郑鼓起勇气,找到院长范守成同志,范院长二话没说,就把他打发到了易建国那里。易副院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对他的处境表示极大的同情,并表示一定会设法解决他二女儿的出路问题。老实巴交的老郑信以为真,就一心一意的干等着。结果别人的孩子甚至比郑新秀病情严重的孩子的工作都有了着落,唯独他的新秀没有音讯。老郑再一次鼓起勇气找到易副院长的办公室,痛哭流涕,好说歹说。易建国还是一样的热情地接待了他,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最后,安慰他说:“老郑,你是中院的老同志,没有功劳有苦劳,你二女儿的事,我尽力了,先是联系到了一家商贸公司,人家同意接收他,并打算安排她去当出纳员。可没想到,就在前两天,情况发生了变化。不过,不要紧,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不会放过。”老郑又默默地等了两年。两年过后,院里的政策改了,从此再不负责干警子女的工作了。就这样,老郑的女儿一个也没有安排工作。后来,老郑也想过,是不是易建国在哄骗他。其实,易建国确实给他做过工作,他二女儿的单位也确实落实了,只因易建国一直没等着老郑的上门拜访,才迟迟没有要新秀去报到上班。
秋月院长一行人来到老郑家里时,半天叫不开门,对面的住户说,前一小时他家的人就都走了。秋月连忙问身边的政治部主任赵春晖是不是没有通知老郑,得到的回答是老郑的通知还是他亲自给下达的。秋月这时才意会到了,原来老郑已经对我们的党组织伤透了心,连见面的心情都没有了。
是啊,由于原中院领导班子极不关心干警的疾苦,从不问寒问暖,干群关系异常紧张。这一点,早在秋月在江南中院任代理院长时就有所察觉。秋月任正式院长之后,她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强调过一定要改变过去党组的做法,尽最大的努力解除干警的后顾之忧,让干警们心无杂念无牵无挂地工作。就在前一次党组会议上,秋月还提出了解决那些低职级干警政治待遇的设想。她动情地讲道:“一般干部也是人,他们也有政治进步的要求。一个为党为人民兢兢业业工作了二十年二十多年的好同志,至今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且人数竟达四十多个,这在全省法院系统都是没有了。我们不能只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草,更不能只唱一些革命的高调,空喊几句革命的口号。据我所知,‘文革’前,中院的审判员起码都是副科级。我们要知道,一个干部之所以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几十年,不要官不争官,还不是为了党和人民对他们有一个正确的评价,而相应的职级待遇就是对他们的最大最主要的评判标志。因为,他们需要在社会上有个体面的名声;因为,他们想住进一间体面的房子;因为,他们需要社会的尊重。而这一切都与职级密切相关,紧密相连。”正是在这次党组会上,决定先派人到省高院和兄弟单位取来相关的材料,再以院党组的名义向市委组织部打报告,如实汇报中院的这些情况,连同外地的做法一并呈报给组织部门,让他们了解了解外市中院干部职级的情况,请求他们给中院相当的副科级正科级指标。
前几天,到外地取经的同志回来后,秋月立即亲自起草的一份请示,又迅速委派政治部分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方兴盛同志亲自呈递给市委组织部。前天,秋月又亲自带领方兴盛副主任找到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何副部长,请求他支持中院的工作,支持中院的改革大业。昨天下午,快下班时,传来好消息,市委组织部一次性给中院拔了四十名副科级名额,其标准是:凡工作二十年以上的或二十年的,在近二年中又没受到过任何政纪和党纪处分的一般干部均可晋升为副科级。另外,还将拔给中院十名正科级指标。
早在竞争报名开始之前,秋月亲自分别和五名近两年来受过处分的同志谈了心。这五位同志中就有四人是因得罪了易建国和范守成而被追究所谓的错案责任,他们是民一庭的助理审判员叶凡,审监一庭的审判员刘思景,刑一庭的助理审判员吴伟光,行政庭的审判员卢大军,剩下的一名同志是因男女作风问题被“留党察看”。秋月和他们谈心整整化去了六个小时。他们满腹的辛酸满肚子的委屈,就像一个孤儿遇到了爹娘,哇地一声全给吐了出来。前面四个人说,他们承办的案件虽然在适应法律上有一点偏颇,但是责任并不全在他们甚至他们根本就没有责任,无非是得罪了易建国而做了替罪羊。那名因男女作风犯了错误的古今同志,牢骚更甚。立案庭助理审判员古今同志,今年三十六岁,是一鳏夫。他说他承认他有一些问题,在生活作风上不够检点,与恋爱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这是她愿意的而且还是她提出来的,他发现这个女孩不是处女,继而又发现她还和她所在公司的老总有染,因此就和她分了手,结果被与这个女孩有暧昧关系老总告到了易建国那里,因为老总和易建国是朋友,所以,他也就被自然而自然地受到了严厉的党纪处分。对此,他始终不服。类似的乃至比他的错误严重得多的人,也不见有什么不悦之忧,当然,谁要他们是易建国的人啊!当然,他们同样也得到了秋月院长的安慰和教育。在秋月院长的提议下,当天晚间,院里就召开了紧急院务会,依照有关的党纪规定,给早就应该摘帽的古今同志摘了帽。由于前五位同志所受的处分均在既定改革方案规定的红线之内,因此也就不存在竞争报名的资格障碍的问题。当然,这还得感谢秋月院长在党组会上为他们争得了机会赢得了机遇。这样,这五名同志便都可以报名而且也都报名参加竞争了。
眼下,秋月正带着她的一班人朝老院长霍福贵家中走去。霍老今年快七十三岁了,退让院长一职已有十二年多。霍老素以原则性强和一心为公闻名江南政法战线。他有二个女儿二个儿子,但一个也没有靠他手中的权力进到公检法机关,清一色地在工厂当工人。可是,近几年来,工厂一个接着一个的不景气,他的儿子和女儿也就一个接着一个地下了岗,没了工作。如今,他的大儿子都快五十岁了,还在一家个体户手下打工,一月只能挣六百元钱,却养活着一大家子人;大女儿今年四十八岁,无儿无女,现在靠给大学生洗衣为生,丈夫几年前患癌症死了,留下十多万元的债务,光景甚是凄凉;小儿子四十二岁,虽只有一个孩子,但他和爱人一个月总共只有六百元的收入,生活异常困难;小女儿三十六岁,前十年嫁给一个不争气的男人,这个男人两年前因诈骗被判刑三年,现仍在服刑之中,他们有一个儿子,今年八岁,小女儿和霍老的这个小外孙仅以三百元的微薄收入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霍老虽然一个月有一千多元的工资,但大都给了儿女们,日子也过得比较寒碜,霍老和小女儿母子俩加上霍老一位年近九旬的岳母大人,全都挤在一间不到四十平方米的房子里。在霍老在位以及刚退下来的近两、三年中,霍老曾先后有三次改变居住条件的机会,但都被霍老发扬风格给放弃了。
然而,住房紧张的情况在江南中院并非只是个别现象。因此,秋月自任正式院长之后,就下决心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单位出资建房已被冻结。怎么办?秋月和主管机关的副院长一商量,就有了干警集资建房的主意。在党组会上,秋月力主由院里拿出二块闲置的地皮,由干警出资建宿舍楼,先解决四十户住房特别困难的干部和职工。党组定下来后,秋月又是跑建委,又是找市长,好不容易总算是把疑难问题都给跑没了。目前,主管机关的副院长张光年同志正按照秋月的指导思想,制定集资建房的参与对象及其分配等方案。
还好,秋月等人来到霍老的家里时,霍老正和小女儿的儿子在客厅里玩耍。原来,霍老今天之所以没有像平常一样外出散步,就是为了等着见秋月一面。秋月最先进到霍家,易建国赶紧从后面跟了上来,向霍老介绍说:“霍老院长,这是秋院长,她是专程来看望您老的。”“小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我们江南中院的来了一位年轻的女院长,今日一见,确实年轻啊!”他边说边伸出右手,递给秋月。秋月赶紧伸出双手,紧紧握住这位德高望重的老院长的巨手,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易建国见霍老的手刚从秋月的手中滑出,就连忙伸出了右手,准备也和老院长握握手,不料,老院长将手狠狠地一摆,板着脸说:“我这个下台干部那有福气握住我们易大院长的大手啊!”说得易建国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只知道用手捞着头上的假发,好不难堪。后有几位党组成员也就知趣地没再伸出手来了。
老院长热情地把秋月迎进到了沙发上,又亲自给秋月倒了一杯凉开水,便一边往秋月身旁坐下一边大声招呼其他的客人:“你们就自己找地方坐吧,自己倒水喝吧!”
“小秋啊,今天你们党组的成员都在,我老霍就倚老卖老,给你们说上几句。第一,你们党组一班人一定要以身作则,决不能以权谋私,要时时刻刻心里装着人民装着我们的党,装着我们的干警,凡事当头,都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之乐’,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再大的困难再难的工作都会克服都会做得好;第二,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一点,但我每天都坚持看报纸,看新闻联播,多少也知道一点当前改革的形势,我也关心我们中院的改革。最近,我在院子里转悠的时候,也时常听到一些人谈论中院改革的事情,虽然有些人对改革不够理解,但大多数人还是很热心院里的改革的,也很支持院里的改革的。在这里,我作为中院的一位老同志,我也向秋月院长向党组的同志表个态,这就是我全力支持你们的改革。第三,我家里虽然眼下有一点困难,但我能克服,我家里的困难再大也要比一些同志的困难还小一点。所以,我决不向组织伸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这个样子。你们应当把党的温暖送给那些普通的干警的家里干警的心坎上。”秋月飞快地作做记录,热泪在眼睛里打着转儿,就是不敢流出来。一个念头在她心里滋长着——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领导啊。作为党的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她没有资格让这位老实人再过着这样干巴的生活,她有责任有义务去改变眼前的这一切,改变所有干警的生活状况,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霍老人老心不老,的确是一位热爱生活、关心中院建设和发展的老同志老革命。这些年来,他常常无事就到一些老同志家里转一转,看一看谁家里有他可以帮助的事情要做,这一来呢,他可以借此活动活动筋骨,二来呢则可以活动活动脑筋。他刚退下来的时候,闲着无事,就试着给一个生产厂家写信,反映他购买的一双布鞋存在的质量问题,并把他经多日才琢磨出来的改进办法告诉给厂家。没想到,半个月后布鞋厂还真的回了信,除了感谢霍老的关心和支持外,还给他老人家寄来二十元钱的“合理化建议奖”。自此后,霍老越干越有劲,自家的事写完了处理完了,就又帮着给那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家里去看去分析去写信,比如有的家里洗衣机的三通所在的位置不够合理哟,有的家里的电视机的按纽不够醒目哟,有的家里的台灯开关设计不够科学哟等等。由于霍老有较高的文字功夫,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他的一些举措大多都有结果,也大多取得了成功。当然,霍老大多只能发现那些用肉眼看得见的毛窍,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比较简单易行。前不久,霍老又帮助贺丽萍的家里解除了一桩心病。
原来,贺丽萍家前三年买了一台冰雪牌的电冰箱。然而,这个名牌却名不符实,三年出了三次毛病,而且还是同一样毛病。贺丽萍家虽与厂家用电话、信函的形式联系过多次,但问题一直拖到现在。霍老年纪大,贺丽萍是个女同志,她的家又住在六楼,所以一直没有去看贺丽萍,也就无从知晓这件事。前不久,他在院子里碰到了贺丽萍的大女儿,才得了知道这件事情。霍老以前看到过一张报纸,曾披露过类似的案例,最后法院还是判令冰箱的生产厂家败诉。霍老心想,一个知名企业应当把信誉视为自己的生命,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应当会做出明智的选择的,他们不会逼使消费者去打官司,让自己输在法庭上输掉自己多年苦心经营才换来的信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对生产厂家极不负责的态度的愤怒,特别是对生产厂商高层的信任和一种对法律对法治社会的高度的信赖感,促使霍老当晚就以贺丽萍的名义写了一封情真意切、有理有据有节的信件,第二天经贺丽萍认可、签名后,霍老自掏腰包发了个挂号信,寄给那个电冰箱厂所在的省消协。信是这样写的:
向“冰雪”讨个说法
尊敬的负责同志:
您好!
我家慕名于2002年8月,在江淮省江南市国际百货商场购买了一台价值2826元、冰雪牌型号为WYQ——170 BNV电冰箱。不料,2003年4月该台电冰箱变温室就不能工作,经“冰雪”特约的江南市云天电器维修中心检修,确定是化霜器出了问题,经更换感温探头之后,冰箱恢复了工作。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故障又在2004年、2005年连续两次发生,还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我们一再要求下,云天维修中心总算两度更换了感温探头,但服务态度令人后怕。我们考虑到,同一问题在同一台冰箱反复出现,只能说明冰箱的质量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尚在三年的保修期内,售后服务都如此恶劣,如以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还要自理检修费用。为此,我们给威名电器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写了一封挂号信,反映了情况,要求合理地解决问题,并善意地建议贵公司加强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以永葆名牌之荣耀。同年6月6日,威名电器集团公司顾客服务部给我们回了信,寥寥数语,言之无物,令我们大失所望。
前不久,也就是今年的7月2日,冰箱的老毛病又发了,我们当即两次与威名电器集团公司电话联系;与此同时,又向云天维修中心反映情况,一位自称刘姓的同志,冷言冷语,冷嘲热讽,还称问题非常严重,需更换价值数百元的化霜器,方能根本解决问题,而用户除了要自理这笔费用外,还得承担检修费。我们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在保修期内予以更换化霜器?”刘同志不了了之。对此,我们非常气愤。
目前,电冰箱仍保持原状。我们期待威名电器集团公司对此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
鉴于冰箱严重的质量问题,特别是恶劣的售后服务,我们强烈要求退货。我们热切地希望你们,将此事和我们的要求通报该公司的董事长,以督威名电器集团公司圆满地解决问题、加强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
当今中国之社会是法治社会。如果威名电器集团公司依然我行我素,把自己的信誉自己的生命当儿戏,那么,我们也别无选择,只要依法提起诉讼,让法律还我们一个公道!
江淮省江南市市民:贺丽萍
二00五年八月六日
联系地址:江淮省江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联系电话:13976563126
果不出意料,这次很快有了结果,在董事长的亲自过问下,厂家委托云天电器维修中心,将电冰箱的化霜器给整个地更换了,还另外给了贺家120元钱,以弥补给贺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这样,霍老的一封信就把贺家拖了三年的老大难问题给顺利地解决了。出人意外的是,这家厂家还聘请霍老为质量跟综报告员。
这件事和刚才霍老对中院领导班子的进言,给秋月以极大的启发。她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老同志座谈会,了解老同志的困难和想法,搜集老同志对中院建设的意见,以体现出党组织对老同志的关心和重视,又能发挥老同志的余热,促进中院的各方面的工作。最后,她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组提出这个问题来。
趁霍老和秋月讲话的机会,分管机关的副院长张光年同志转到霍老的几个狭小的房间看了看:在这个老干部的家里,几乎没有一件新样的家具,都是一些油漆脱落的旧床旧桌子,没有一件像样的电器,最值钱的就是那台半新半旧的黑白电视机,床上用品都是一些陈旧的被褥和垫单。张副院长待霍老讲完这番话后,便把看到的这一切小声地告诉给了秋月。秋月不相信似地又领着大伙看了看,心里豁然沉重起来——难道这就是一个老院长目前的景况吗?霍老今天的这种景况,难道我们党组就没有责任吗?
在霍老的再见声中,秋月一行人离开了霍老的家。
他们本来打算最后还要去一下刚卸任的前院长范守成家里去看一下,但政治部前两天联系时,才知道范院长的俩口子已于前十天到省城小儿子家里去了。所以,秋月他们也只好作罢,到此为止。
一路上,秋月的心里颇不能宁静。易建国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但并不是为霍老等同志的窘境难受,而是为自己今天的遭遇难过。
晚饭过后,秋月便召集党组成员开起会来。会上,秋月院长首先发了言:“今天,我们党组成员走马观花看了几家,我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的干警确实存在着许多困难,而且有的还相当严重。然而,我们的干警的绝大多数又都是十分体谅我们组织的,在困难中还是那样为党为人民辛辛苦苦地努力地工作着战斗着,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作为一级党的组织,作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党组成员,我们绝不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群众的意见和怨气充耳不闻。一定要重视和关注群众所想所思和所盼,并且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解决,而且还得尽量地去早解决。今天,我们党组会议的议题就是一个,那就是研究一下如何解决群众困难的问题。”
“我在部队主要抓的就是干部战士的生活一些事情抓后勤工作。我想提三个建议。第一、我建议立即恢复中院的食堂。我们切不能以为过去的东西就一律都是坏的不好的东西。实践证明,像我们中院这么大的机关,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离不了食堂。一个法官白天上班办了案件后,下班又得愁吃的东西,又得去上街买这买那,这叫他或她怎么能一意一心地去想案件想审判呢?当然,我说恢复机关食堂,并不是说一味地照搬过去的做法,吃大锅饭,而是要与时俱进,要改革,比如说能不能搞承包制,搞包干制。事前我也做过一些调查,原来我们机关食堂一共有四个炊事员和一个外管加一个内管,工资每月都在七千元以上,如果是现在那至少也得万把块钱。我想,现在可不可以这样搞,将食堂承包给郑师傅,他的工资还是由院里发,另外再派给他1500元,由他去组阁找帮手,当然他自己的家属和女儿也能作为他的合作伙伴。这样一举数得,既解决了干警吃饭的问题,又同时解决了郑师傅家里的困难,又节省了开支。”
耿刚喝了二口茶水后,“第二、虽然说目前大学毕业国家也不包分配,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解决干警子女就业的问题上就无所作为了,我们是法院而且是中级法院,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全市最丰富的法律人才这个资源优势,那么,我们能不能组织一些法律水平高的特别是那些已经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同志,在工作之余为我们干警那些正在备战司法考试的子女辅导辅导开化开化,点拔点拔,传传经送送宝呢?我看,是完全可以的。”
耿刚越说越流畅,越说越有劲头,“第三、至于那些下岗家属再就业的问题,我看可不可以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是把现有出租给外面的门面房从今年起全都收回来,给的我们那些下岗家属来使用,当然也得交租金。他们就可以办书店,比如办法律书屋什么的,比如开餐馆等等。二是由政治部的抽出一名同志来,专门负责那些下岗家属和待业子女的就业培训和与用人单位以及劳动市场的联系工作,收集信息,疏通渠道,创造条件;必要时,院里也可以拿出一些钱来,予以必要的扶持。”
耿刚讲完后,秋月院长高兴地笑了起来,“想不到,我们的老支队长对经济工作还很在行呢。说的是条条是道,既新颖又实在。其他同志们要广开思路,为我们中院的建设献计献策。”
耿刚的意见,得到了副院长张光年、程军的支持。改革以来,秋月先后与这位副院长谈过两次心,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程军本来就看不惯易建国的所作所为,在党组会上向来是支持秋月的,通过与秋月的长谈之后,他敢于斗争的秉性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了,而且遇事更加自觉地从党性、从党性原则的角度考虑问题,因此,他对易建国的错误的斗争也就更具党性和党性原则。张光年本来是凭着自己的扎实肯干才取得今天这个位置的,而且自知在群众中的威信,又自信自己没有什么有求于易建国的,而只有易建国想借用他张光年的威信抵挡抵挡风和雨,因此对易建国他历来就不么放在眼里,加之现在的院长秋月同志原则性强,坚强有力,不是过去的软腰溜肩膀的范守成,因此他的底气也就更足了,再加之秋月院长两次和他的促膝长谈,他也就对秋月有了更深更细致的了解,深为秋月的坦荡无私和无畏所震撼,也就把立场彻底地转到了秋月这一边来了。
“我来讲几句,第一个意思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在这里,我作个自我批评,尽管我不是一把手,但我是分管这方面工作的,因此对一些问题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第二个意思,我积极支持同志们解放思想,广开思路,不拘一格,大胆试验。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党组的工作重点是不是不能放在这些生活琐事之上,而是要集中精力抓大事抓改革。请同志们思考一下。”易建国结束了他的讲话。
“对此,我有些不能同意。好比说,我认为关心干部群众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大事。我以为,我们的党组和党组成员最主要的工作或者说是最主要的精力,应放在教育、使用干部上,而关心干部的疾苦,包括思想上一些痛苦,就是最好的教育方式之一,就是最合理地使用我们的干部。”李云海发言说。
“我的想法是,党组既要抓关心干警生活上的一些大事,更应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这样更大的事情。”纪检组长黄诗美同志开了口。很显然,他明的是在调和易建国和李云海之间差距,实则却是在指责李云海。
政治部主任赵春辉和纪检组长黄诗美同志不一样,虽然他们两个都听从易建国同志,但是赵春辉比黄诗美要有主见一些,他听从于易建国为易建国说话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切不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切不能伤着自己,而且对自己有利。以前,他见党组书记范守成的腰杆子不硬朗,懵懵懂懂,又垂垂老矣,倒向易建国的时候义也就要多一些,现在见秋月年轻有能力又特别敢于碰硬,便自然很少跟随易建国了。比如说,在今天的会上,他就选择了沉默,用无声的行动来表示他要和易建国断交。因为,他还年轻,他还想进步。
“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关心干警生活的问题,而是要研究如何关心干警的生活问题。请大家不要搞偏了会议的方向。”作为党组书记的秋月,一是认为易建国和黄诗美的说法与会议的主旨不符,二是觉得明确地支持李云海的观点似乎没有这个必要,所以,她选择了一个十分机巧的说法,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和观点,又让易建国和黄诗美无话可说,没有借口再在他们出的题目上做文章,而这些文章即使再精彩即使再美妙,也都是一堆废物,而且还会污染会议的空气,白白地浪费时间。
“我来说几句,第一、……”
这个党组会,一直开到深夜。
这时,大半个月亮从东方升了起来,犹如一张拉满了的弓,一触即发。这预示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