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精神伴侣
我现在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在他的身上总有一股凛然正气和思想家的才气。无疑,明星既是我精神上的伴侣,更是我事业上的同志。
——摘自秋月《秋忆》
8月29日中午,秋高气爽。明星和周文韬、陶家驹,一道陪同两位客人在院门前的一家餐馆刚吃过午饭,便大步流星地迈出了餐厅,背着一个公文包,扛着一大捆布告,先登上了院里的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随后,庭长陶家驹同志和燕莺、鸽子两名记者、作家也相跟着上了车。司机谨慎地驾着车,沿着蜿蜒起伏的匍匐在丘陵地带上的柏油公路,向着高瑞县迅猛进发。
还有几排座椅空着,车内显得较为宽敞。庭长陶家驹同志坐在副司机的位置上,明星、鸽子和燕莺三个老同学则亲热地挤在后面的第二排一把沙发椅子上。
“老同学,想必周文韬主任已经把我们采访你的要点告诉你了吧?”鸽子开了腔。
“作家们,你们现在就赶紧提问吧!我尽我的努力来配合你们的工作。”明星说着俏皮话。
“谁不知道,你明星就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作家啊。我们的明委员,我们江南中院堂堂的审判委员会咨询委员同志。”燕莺边说边从包里取出那个红色的录音机。
“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喜欢唇枪舌剑的。嘿,嘿,嘿。”陶庭长转过头来打趣道。
“言归正传。你们开始问吧!”明星收住了俏皮话。
“明星同志,请你谈谈《三月的沉思与呼唤》这篇报告文学的写作缘起?它与发生在高瑞县的林吉祥一案有无关联?”燕莺文绉绉地打响了第一炮,她把录音机放在双腿之间上面的一本大书上,又从红色的采访包里拿出一本封面为白底红图案的《三月的沉思与呼唤》,用右手扬了扬。
“尊敬的作家先生和作家女士,在我回答你们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可否?”明星使用公众场合的语言和外交辞令,俏皮地将了老同学一军。
“尊敬的法官大人,当然可以!”燕莺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请问,这本书出版还不到一个星期,连我也只是昨天才收到出版社送给我的样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拿到了它。”明星见好就收,带头停此使用尊称之类的洋话,以免令老庭长觉得有隔膜感,照顾老庭长的情绪。明星就是这样一个随时随地都十分注意小节、细节的人。
“告诉你吧,这是出版社前两天刚向我们《报告文学》杂志社推荐的。”鸽子如实地说。见明星再没有用那些悄皮的字眼,燕莺一时也就失去了继续舌战的兴趣和情绪,只是静静地听着丈夫的毫无激情的叙述。
“这真是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呀!”明星不无感触地说,“好了,现在该我回答你们的提问了。你们不是要我讲讲这本报告文学的缘起吗,这个说来话长。这本书是我的一本业务书《刑事冤案溯源》的副产品,而写作《刑事冤案溯源》这本书的念头,至少也有四年之久,那时我刚读硕士,随着对中外法制史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到,刑事冤案这道题值得一做,结果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就开始慢慢有意识地搜集这方面的素材来,随着素材的增多,我也就慢慢地思考起冤案有关的一些问题来,譬如说冤案的成因,冤案的历史,冤案的类型等等。于是,经过长达二年的潜心研究和写作,四易其稿,才弄出了这么本所谓的专著出来。这本书出版后,没想到反应还不错。一些读者写信给我,提醒我能不能把它改写成一篇可读性更强的通俗读物。于是,我就根据我的爱好,将这本书翻成了现在的这本报告文学,或者说是一本略带文采的法学随笔。这就是这两本书的成书经过。这是其一。其二、《刑事冤案溯源》一书成书的时间较早,应该说它与林案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后一本书也就是这本报告文学,”他指了指燕莺正在翻阅的那本《三月的沉思与呼唤》,“这本书与发生在高瑞县的林吉祥一案既有关系又没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它没有关系,是因为早在林案浮出水面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开始了对刑事冤案的研究;说有关系,指的是林案的出现促使我对刑事冤案作更深入地研究,我将增补的章节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出版社,插进即将开印的《三月的沉思与呼唤》之中。不知,我讲明白了没有?不知,我这样回答你满意乎?”明星谦虚地介绍着两本书的来龙去脉,又和两位老同学调侃着。现在出现在老同学面前的明星,再也不是昨天的那个神态了,好像一夜间换了个人似的。这一则是因为,通过两天的接触,明星已经找到了那种只有同学间才有的亲情,昨晚的那种疏远感已经化为乌有了。第二呢也是更重要的是,眼下,老同学当着陶庭长还有司机的面来采访他,来给他脸上贴金,他明星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为了给自己壮胆,同时也为了掩示自己的不大自然的表情,他一反常态,借着调侃来化解窘迫。
他现在讲话的声音已调小了许多,既让两位同学听得见,又不至于分散前面司机的注意力,以及打搅昏昏欲睡的陶庭长。老陶同志饭前,自劝自饮了二两自带的白酒,加之,他文化不高,对知识分子的谈论也就听不懂不感兴趣,刚上车时,他的一句打趣,纯粹是出于一个领导对下级的抬举,更是一个主人翁对待客人的热情劲。当然,明星之所以尽量小声地讲话,也是为了尽量地不让自己的领导听见自己的高谈阔论,以免产生一些负作用。他就是这样一个谨小慎微的同志。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当然,这首先在于你讲得明明白白。”燕莺反唇相讥。
“我来提第二个问题。”鸽子停住手中的笔,把头转向坐在最边上的明星的身上,“这就是,你认为在当今之中国刑事冤案的最根本原因是什么?又如何去防范刑事冤案的产生?”
“我认为,不仅是当下发生在中国的刑事冤案,而且从整个法制史,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刑事冤案产生的根本性原因都是一条,这就是‘需要’与‘不可能’之间的矛盾的产物……”不等明星把话说完,燕莺便抢着嚷了起来:“你所说的矛盾是不是,”不料她的话被鸽子用眼神给打断了,因为心细地的鸽子已经发现老陶同志睡着了,连头也歪向门那边去了,“你所说的矛盾是不是这样一段话。”燕莺不得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半截话,并将书翻到342页,指着上面由她打着红道道的文字,接着便尽量压着嗓音读了起来:
错案和假案两支河流的洪水将本来就满满的冤海注入得更大更宽更深邃了,使本来就窄小的海岸线变得更狭小了更脆弱了,使我们人类的险情大大加重了,以至于险象环生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嫌疑人和被告。”
我国青年诉讼法学学者左卫民、周长军说:“被告人或许就是一个在某种情况下被身不由已地卷入于刑事诉讼的无辜公民,这是每一个公民都可能面临的遭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有句名言:“除非所有人的自由都得到保护,否则没有任何人的自由是安全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法学博士刘品新:“任何社会都可能发生错案,这种理论在学理上叫做司法相对论。”
为什么这么说呢?任何时候人证和物证都是司法证明不可或缺的手段,而既然要运用人证,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人证的负面影响,刑讯也就发生了。因为,哪怕是英美法系国家也有沉默权的禁区。当然,也许终究有一天,这些禁区被取消。再退一步来说,即使有一天在整个司法证明活动中废除人证制度,破案审案全都依靠物证技术。然而,科学也不是万能的。因为,任何科学技术都不能给人们提供百分之百的正确的结论。因为,科学技术最终还是要靠人来运用,而任何人都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这样,冤案错案也就在所难免了。正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说过的一样:“无论如何精巧的设计程序,认定无辜的人有罪或相反的结果总是难以避免的。”刑事冤案尚且如此,至于政治冤案和治安冤案,因其人治因素更多人证空间更大,故冤案更是难以避免。所以,我们说冤案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及其理论依据。所以,我们说冤案就在我们的身边。这就是本篇告诉给我们的全部答案。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只要有刑罚的存在,就有冤判的可能;只要有死刑的存在,就有冤杀的可能。正如学者梁景辰、程计山所言:“自从人类步入文明社会而产生了刑罚,错案、冤案就成为影响社会公正、考量司法权威的原因之一;如何减少或者说完全杜绝错案、冤案同时也成为社会文明程度重要的指标之一。由于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因此,在一个理性的社会之中,不可能存在着理想的司法体制,保证每一个案件都可以做到绝对的公正。表现在刑事诉讼中,任何一个理性的社会之中,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有错案、冤案发生。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刑罚的历史时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冤狱;在刑法之中存在着死刑制度的国家,错杀、冤杀就会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造成冤狱的原因之一在于存在着监狱本身;造成错杀的原因之一在于存在着死刑本身。”
看来,冤案、冤狱和冤杀,冤者是难以回避的。看来,冤案、冤狱和冤杀,国家是可以抛弃的。看来,唯有党的怀胞、政府的大院才是人民避难的金色港湾,才是人民的舒心平静的后花园。因此,我们要在这里大声疾呼:“人民不可知,国家当阻止。”因此,我们要在这里疾呼大声:“国家可阻止,人民应坦然。”
“准确说,这还仅仅只是一个铺垫而已,因为还没有点题。”明星笑着回答道。
“真正的结论其实在该书的421页。”鸽子补充道,并把翻开的书递给燕莺。
“说得非常得对!”明星会心地笑了起来。
“老同学,你就不卖关子了,赶紧说说防范刑事冤案的根本性举措吧!”燕莺不服气地中断了明星特别是丈夫得意的被压抑了的笑声。
“说到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在书的,”明星起身从坐在那头的燕莺的手中拿过《三月的沉思与呼唤》,快速翻到第473页,“第473页找到答案。”
哦,我们在中美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实际的对比中,更加强化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诉讼制度的落后就在于诉讼理念上的落后,我们执法方式上的落后也就在于执法理念上的落后。同时,也更加坚信了这样一个信念:唯有诉讼理念上的先进性和理性,方能保证立法和执法上的先进性和理性。
难道不是吗?诚然,我们曾经做过努力,改造过的我们的法律;诚然,我们曾经做过努力,改造过我们的执法队位。然而,终究成效不够明显,终究收效甚微,甚至还出现反复,反复之后又是反复,反复之后还变本加厉。这是为什么?这其中又有怎样的玄机?这就是因为先进的诉讼理念还没有在我们的立法者的心目中真正的扎下根来。这是因为我们学习人家的东西往往只是东一点又西一点,学来的制度不仅不能发挥在人家那里可以发挥的作用,而且还往往会由于其内在的抵触性,产生了比没有这些法律时更坏的结果。这是因为先进的诉讼理念还没有在我们的执法者和民众的心目中扎下根来。这是因为我们用人家的先进理念武装我们的执法者时,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和一技一叶,而没有学到人家的精髓。如此这般,就出了个东施效颦,反而更丑陋了。看来,现在是时候了。看来,我们再不能又想学又不真心学了。看来,我们再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看来,与其在那条脏兮兮的河流的分支上拦坝截流,倒不如让一条干净的河流的河水来滋润我们的立法和司法的田园。是的,砍树就要挖根。砍树不挖根,往往就会在旧树上长出新芽,就会萌生过去的新因子,就会诞生年青的老人、就会出现春天里的冬天。不错。我们的病不仅生在脚上和手上,而是生在心上。不,更准确地说是,我们的病虽然生在脚上和手上,但病根却在心中间。我们古老的民族就像
一位垂垂老者,厚重的历史往往成为沉重的包袱。是的,现在是时候了,现在我们该疏理一下我们民族的血管了。在我们历史悠久的民族血管里沉淀着不少的淤泥。淤积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的沉渣,严重时就会形成血栓。它有时栓在脚上,有时拴在头部。如果是后者,那就危险了。我们民族的前程和命运那就不仅仅是步履的蹒跚,而是全身的瘫痪、中枢神经的坏死。而理念老化的病灶又无疑是脑血栓,或者说是脑血栓的症候就是理念的僵化。要使古老焕发青春,要让全身呈现活力,就得消除脑血栓,清除血管的淤泥。手痛医手,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是昨日的故事。昨天的破船票,断然登不上今日的时代之舟。刑讯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落后的诉讼理念,落后的诉讼理念就是刑讯的最根本原因。这个原因是一切原因的原因,是一个总原因。是的,我们不必留念孔子被历史淘汰了的学说,不要再去欣赏儒家过时了的文化。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人家学习,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习。我们一定要更新观念,要作大手术。让我们的法律和执法者的思想换上新的血液。这就是我们漫漫苦旅中的一个重要收获。
燕莺接过明星递过来的书看了起来,“这与我和鸽子想到的一样。”
“既然如此,那何必还问我干什么?”
“谁叫你是这本书的作者,又谁叫我们来写专访呀?!人家不是想从你口中得到印证么!”燕莺来势汹汹,势不可挡,咄咄逼人。
“对不起,对不起了。”明星道歉道,嘴角处流露出一丝几不像的微笑。
“我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请你谈谈这篇报告文学的结构?我总觉得这本书的结构很有新颖,但又一时又难以理出头绪。”鸽子一脸诚恳地说。
“谈到这个问题。我手头正好带着一张今天才出来的报纸上,它上面刚好有一篇评介文章,此文虽有言过其词之嫌,但总还算把你们要问的问题给说清楚了。”明星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报纸,递给了鸽子。
这篇报告文学,采撷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调查学最新科研成果,遴选古今中外上百个真实案例,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运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将新颖、独特的见解与精彩的故事寓于逻辑组成的框架内,用一根思想的红线统领全篇,令读者如览一部侦探小说,透过层层迷雾,曲径探幽,随着悬疑的逐步解开,庐出真面目悠悠显露,幕落时分幽灵的神秘面纱才最终被撩起,无不给读者以探渊溯源之快感和努力后终获成功之成就感。总之,这篇报告文学,既有学者的冷静思考,又不乏诗人的澎湃激情,融思想性、艺术性、新闻性和学术性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鸽子认真地看了起来,便连声说:“写得准确。写得……”话还没有说尽,手中的报纸便被坐在旁边的燕莺抢走了,留下一串嘻嘻哈哈爽朗的笑声。鸽子警觉地看了前面的一眼,见没有吵醒老陶也没有惊扰开车的司机,才没有责怪妻子燕莺,只是把头稍稍转向坐在自己左侧的燕莺,接着又用下巴朝前面挑了挑,示意她再小声点,以免影响了前面的两位。燕莺见状,又看了看并没有出现什么异样的老陶和司机,不服气地做了个鬼脸。
“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是,请你谈谈这篇报告文学的语言特色。”鸽子并没有被燕莺所影响,继续发着问。
“谈不上有什么特色。不过,我在写作此文的时候,总是力图用诗的语言激情的文字来表达我的思想和认识。”明星把眼睛稍稍地往上抬了抬,“不过,到底效果如何,我就不敢妄言了。”
“在这方面,我的感觉非常地好。简直是好极了。” 专注于明星的燕莺带着极大的兴奋和满足这样打消明星的疑虑。
“不信,你自己来听听这些精彩的段落,找一找已经麻木了的感觉。”燕莺情不自禁地又尽可能的压低声音朗读起来:
一桩连环血案持续了二千年,它发端于周王朝的黄土地上,它出没于司马迁的《史记》里,它藏身于唐宋元明清的夜色下,甚至胆敢闪现在共和国金灿灿的阳光中。它是谁呢?它的名字就叫冤案。谁是罪魁祸首?它的元凶又何在?
于是,我们出发了。于是,我们上路了。于是,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精神苦旅。我们就像神探狄仁杰一样,我们就像神探福尔摩斯一样,我们就像神探霍桑一样,火速赶往案发地,去细致踏看现场,去认真走访当事人,去调查一切知情者,去开展缜密的侦查。我们试图去破获这千年大案,我们试图去解开这千古之谜,我们试图去撩开那幽灵的神秘面纱。
—— 作者手记
她念完上面一段后,又评论道:“无疑,它的开篇是别开生面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确,它的文采是美丽的鲜明的,它的技法又是巧妙的高明的。”她又翻到书的正文的第123页:
历史是过去的岁月,冤案是历史的伤疤。时间可以过去,但是,历史不能忘记,充满腥风血雨的历史更应该牢记在心。我们虽然不能说忘记过去就是意味着背叛,我们虽然也不能说好了伤疤就忘了痛。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牢记历史就是为了背叛过去的灾难,牢记疼痛只是为了不忘血与泪的教训。是的,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只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痛苦不再重复。那么,造成杜培武、李久明冤狱的玄机是什么?佘祥林式、胥敬祥式冤案个中究竟又蕴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于是,我们绕到了冤案长廊的背后,绕到了与长廊里的冤案类似的冤案的背后,绕到了生活的后台要去弄个明白。
我们叩响历史的秘室,开启那厚重的大门,迈过那高高的、宽宽的门槛,我们最先听到是什么呢?最先看到是什么呢?我们最先想到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最先听到的是那冤者的受刑时惨叫声;我们最先看到的是那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刑讯方式;我们最先想到的也与是刑讯、冤案有关的问题,好比说刑讯何以能叫一个人对生的恐惧超过他对死神的畏惧?又何以能叫一个人宁愿放弃对生命的挚爱而毅然走向地狱之门?
“无疑,你真的是叩开了历史的秘室,你真的是找到了历史的答案。否则,你怎么会语出惊人惊天动地?你又怎么会抓到历史的要害之处呢? ”燕莺评价道。
如果说,法院是法律帝国的理想,法官是帝国的王侯的话;那么,证据就是法律帝国最珍贵的客人。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出发点,是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是刑事诉讼的落脚点,任何诉讼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
日本人说,钢铁就是国家;我们说,证据就是一切。证据,对于无辜的人来说,就是清白,就是权利,就是尊严; 对于作恶的人来说,就是罪状,就是囚禁,就是死刑,就是政治上的否定。证据是检察官和律师的至亲和最爱。证据,在检察官那里,是一张抵达胜利彼岸的船票,是一册正义的白皮书;在律师的手中,是一张走向成功宝座的入场券,是一纸法律帝国的通行证。证据,对警察来说就是命根子,在法官的眼中就是掌上明珠。
“应该说,科学之光不仅照亮了你的历史,也照亮了你的语言你的激情。在这被照亮的语言世界里,我们看到了被激情点燃的语言所发出的夺目光彩所放射出来的耀眼魅力。明星同志明星同学,这样的语言难道还不光彩照人吗?难道你还不满足吗?”燕莺的声音这时已经充满了感情,她真的被感动了。她也发现此刻的明星已完全沉浸在一片幸福和极大的成就感之中了。
“喂,你自己真的被感动了吧!”燕莺见明星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感动之中,“明星,明星,我在跟你说话呢。”明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正洗耳恭听呢。”“我问你,这是我的也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在研究刑事冤案的整个过程中,手握的是一盏什么样的明灯照亮着你前行的道路?”别看,燕莺嘻嘻哈哈地,但她粗中有细,对问题却有实足的洞察力,抓到了问题的总根子。这一点,正是她丈夫最为佩服和欣赏的。她的话音刚落,鸽子的眼睛突然闪过一道亮光。
“我早就知道,你迟早是要问这个问题的。这样吧,明人面前不打卖锤。我就实话实说吧,这盏伟大的明灯就是伟大的马克主义。”明星似乎进入到了一种神圣的境界,两眼放光,一脸肃穆。
“你到底不愧为是一个‘马学家’呀!”燕莺和鸽子差不多同时说出这句话来。
一个多小时就这样过去了。随着司机的一声“到了!”,车稳稳地停在了高瑞县人民法院的大门口,得到中院通知的院长吕书强等同志早已迎候在大门的两侧,夹道欢迎他们的到来。陶庭长和明星将两位客人送下了车,又和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之后,即上车继续西行,向西昌县赶去,他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呢。
第二天一大清早,明星和老陶在西昌县看守所把复核裁定一宣读完,便马不停蹄向江南市区匆匆赶去。上午八时半,明星已经坐在了庄严的法庭上了。这自是后话。
在西行的路上,明星的耳畔总响着一个声音:“马学家!”“马学家!”不错,早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明星就是学校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了。那时,同学们都尊称他为“马学家”。秋月,当然也少不了这样称谓于他。
如果说秋月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那么,明星就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思想家。坚毅、执著、深沉、又颇具浪漫情怀,这就是明星最典型的性格特征。他的这一个性既来源于天生的气质,更得益于后天的学识养成。可以说,是他的天赋和文化素养的完美组合。
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他又是马克思虔诚的崇拜者。他崇拜马克思揭示的伟大真理,他崇拜马克思过人的学识,他崇拜马克思的知识结构,他崇拜马克思奇丽的语言,他崇拜马克思充满浪漫的爱情,他崇拜马克思和燕妮那种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革命伴侣之情同志战友之谊,甚至他还崇拜马克思爱情的艰辛和坎坷。他认为,马克思崎岖的爱情道路以及在这条路上洒满的泪水和汗水,都是马克思伟大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这些,马克思的人格魅力将大失其色甚至所剩无几。
马克思和燕妮生生死死 、至死不渝的爱情,令明星铭心刻骨、难以忘怀,强烈地砥砺着他去追求幸福自由的爱情和高尚神圣的事业。
由于长久的熏陶,更由于刻意的追求。明星和马克思在精神上在精神气质上越来越接近了,越来越融为一体了。他好像就是马克思的一个嫡传弟子,马克思的得意门生。
他和马克思一样,在学习法律的同时,还钻研哲学。
他和马克思一样,喜爱历史。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学习的专业是法律,但最喜欢的却是哲学和历史。
他读《史记》,他读《三国志》,他读《汉书》,他读《二十四史》,他读《资治通鉴》,他读《世界通史》,他读《中国古代史》,他读《中国哲学史》,他读《中国思想史》,他读《中国法制史》,他读《外国法制史》,他读《中国文学史》,他读《世界文学史》,他读《西方美学史》,他还读《中国科技史》。他读正史,读野史。他还从经典文学名著中和笔记小说、札记中的字里行间,寻找历史的足迹,倾听历史的声音;他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钩沉,打捞历史的宝藏。
他和马克思一样,对写作充满了浓郁的兴趣。
他和马克思一样,非常喜欢思考问题。
他和马克思一样,对爱情充满了激情。
他和马克思一样,素有做读书札记的良好习惯。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还养成了“凡读书就作摘记”的习惯。
他和马克思一样,对许多事物充满了好奇。
他和马克思一样,具有广博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望。
所不同的是,明星最终还是选择了法官这个职业,并且视它为生命。因为,他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他父母强加给他了,而且是他的心愿和理想,正如马克思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违背父亲的意愿,主动放弃法官这个待遇优厚的职业,珍视自己的抉择一样。
所不同的是,他学的是马克思的哲学。因为,他觉得马克思的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最初,他的这一认识来自那些成就卓越的人们的经验之谈。
他早就崇拜人所共仰的科学家钱学森。他总是常常思考着这样的问题:钱学森为什么能在科学技术上做出杰出的贡献?钱学森的智慧的源泉是什么?一天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大学图书馆欣喜地找到了钱学森的回答。钱老在《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告诫他:“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钱老还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要有智慧就必须懂得并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观察分析客观世界的事物。
至此,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也就深信不疑了。
自此,他就更加自觉地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后来,他就自觉地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学习和工作中,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再后来,他就有了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探讨和解决问题的理论文章。比如,他在《法官思维及其思维艺术论》中这样写道:
法官思维一说,也许是笔者首次使用。笔者为什么会想到并使用法官思维这一名词呢?说句实在话,这还得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写作《刑法哲学》闻名的陈兴良先生,我是受到陈先生的启发才萌发这个念头的。陈先生在他主编的《刑事法判解》第一卷首语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始终认为,法学研究,尤其是刑法学研究,不仅要有哲学头脑,更应有法律头脑。这里头脑者,思维方式之谓也。法学确实具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与伦理学抵相似。”笔者读到这里,心里不禁砰然一跳:我们的法官判案不也存在一个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问题吗?我想,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审判人员面对同样的证据往往做出不同的认定,不同的审判人员面对同样的事实往往有不同的认识。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还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更有甚者,某些持错误认识的同志还固执的说,我就是这样看的, 这样想的。说到底,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遗憾的是,他们所看的、想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错误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看,这么想呢?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们的思维方式。那么,一个法官应如何思维呢?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法官思维方式又该是怎样的呢?在一些常规性的法官思维方式之外,还是否存在一个思维艺术的问题呢?我便顺着这条思路进行研究,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
该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是法官思维的概念;二是法官思维的特点;三是法官思维的艺术。他在第二个部分中,叙述了法官思维要用法律来思维、法官思维要用证据来思维、法官思维要用逻辑来思维、法官思维要用良心来思维等法官思维四个特点之后,写道:
法官思维要用哲学来思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且还是科学的方法论。所谓方法论,是指用一定的哲学观点去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人民法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就是要坚持辨证唯物论、坚持唯物辩证法,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善于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法官判案时最重要的就是从整体上把握案件,找到一个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最佳角度,提出切合实际的审判思路。某甲因摔伤被摘除右肾,某银行招收职工,某甲即报名,经体检、目测后,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不久,某银行得知某甲右肾摘除,并派员带甲到医院做B超检查属实,遂以某甲存在严重身体缺陷为理由,做出了解除与甲的劳动合同的决定。某甲不服,提起诉讼。该案的处理难度较大,它主要是招工条例规定要求吸收录用的新职工必须“无严重疾病和缺陷”这一条的含义不明确。怎么办?承办法官们提出这样的办案思路:第一、努力追求这条规定的实质意义;第二、通过鉴定和考察,对某甲的身体状况作定性分析;第三、对照规定的实质目的、宗旨,看某甲该不该被开除。据此,法官们经过工作得出以下三条结论:第一、《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规定,少一只肾,但另一肾功能正常者,可以报考金融类大专院校。这说明,这种情况不会影响该人的正常生活、学习和社会生活能力。显然,本案被告招收的职工必须“无严重疾病和缺陷”的身体条件,也是从个人的这些能力来考虑的。第二、经法医鉴定,原告虽缺少右肾,但其有正常的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及社会活动能力, 这也符合招工条件的实质性目的。第三、原告在试用期间身体健康,身体状况能胜任被告分配的业务工作。鉴于此,受诉法院认定原告符合被告对新招收职工身体方面的录用条件,判决撤销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被告与原告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从而成功的解决了一起疑难纠纷。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法官判案是非常重要的。难怪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这样说:“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科学研究),如丢掉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了。”搞科研是这样,法官判案亦莫非如此。
不久,这篇大作便全文发表在《人民法院报》的《法学阶梯》专栏上,占去了整整一个版面,引起许多同行的极大兴趣,为此还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此前,他在《法学研究》、《人民司法》等国家级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注目。
当然,明星更不同于马克思的是他们的大学前所走过的道路。
明星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他兄弟六人,他排行老大。他聪明好学,尽管家里很穷,但有眼光的父亲,还是省衣节食,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念书。他家离县城只有八里地,他的母亲在辛勤劳作之余,常背着家里人,到县医院偷偷卖血,为他添置必备的衣裤和补贴家用。1985年, 18岁的他一举考取了中国政法大学。那时,还时兴人民助学金制度,在党和人民的供养下,明星大学毕业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收获学业的同时也获得了秋月的爱情。当然,秋月同样也获得了他的爱情。
明星爱秋月的诗,更爱她充满诗意的气质、品格、热情、浪漫和生活态度。他渴望着和秋月一起走向爱情成熟的季节,共度人生的欢愉。然而,那个躁热的初夏,他的爱被夺走了。当然,他并不知晓他和秋月都是阴谋诡计的受害者。就在他和张倩倩两个成亲的那天晚上,明星竟喝得不省人事。当他醒来的时候,已是红日高照的早晨。他将对秋月的愤怒对张倩倩的感激化成了诗句。他也曾经怀疑过秋月怎么一夜之间就改变了爱情的态度和方向,他也质疑过他和张倩倩的结合是否就是纯洁的爱情。然而,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秋月是为了成全的他梦想,才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他更没有想到,这个无情斩断他和秋月情丝的人竟是自己的妻兄张平平。待到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之时,他心中只有恨,只有对秋月的不理解。
秋月和张平平结婚五年后的一天傍晚,张平平从高瑞县风尘仆仆地赶来,央求他放他一条生路,并痛哭流涕忏悔了自己的深重罪孽。看在张倩倩的情份上,看在他和张倩倩共同的孩子的份上,善良的明星原谅了他。然而,爱是不能忘记的。他没有力量忘记他和秋月的爱情。
现在,他的初恋情人他的心中的爱人就在他的面前,就他的身边。他是多么地向往啊,向往和她重温旧梦。然而,一个法官一个党员的道德感却不允许他做出对不住党对不住张倩倩的事情来。不过,他可以帮助步履艰难改革艰难的秋月同志和同学。
他既有这种美好的心意,也有实现这种心意的能力。
他热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爱之极深。
他拥有厚实的政治理论修养和坚实的法学功底。
他又很有文才,但既有别于秋月,也不同于李云海、方慧和周文韬,同样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就好像他这个人一样。他虽然和秋月一样都富于激情,但他更偏爱于没有分行的诗篇;他虽然和李云海一样都富有诗意,但他却更钟情于徐迟、理由式的报告文学和秦牧、碧野式的抒情散文;他虽然和方慧一样具有诗人的气质,但他在热情拥抱爱情的同时也将诗意诗心倾注在字里行间;他虽然和周文韬一样具有写作上的天赋,但他的文字更富于文采和热情。他的文才,他在哲学、法学、历史等学科上的纵深造诣,使他最终走上了报告文学的道路。哲学和法学、历史就是他思想的重要源泉,诗才则是他文采的根基。他认为,报告文学应既要有思想的深刻性,又不乏语言的形象优美。他认为,运用马克思式的形象化的语言,来写作思想深刻的报告文学,是再好不过了,再适应不过的了。
他曾多次面对同学面对秋月,大加赞赏马克思灿烂的文采。他手捧华章,激情满怀,一边走一边念,无比热忱地说:“同志们,你们听听,伟人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这样说道:‘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里不但有深刻的科学,而且有美丽的诗。你们再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第188页先这样说:‘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所有者,就变成他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别一个却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刮似的。’接下来,马克思他老人家在这本书的第940页又这样讲道:‘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这真可谓语言形象,诗情灵动。你们还听听,他老人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75页中说:‘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杂烩,撒上了些折衷主义的经济酱油,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马克思在这一巨著的第179页又接着说:‘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性,好比笨重的驮马,面临着划分本质与现象、结果与原因的鸿沟就一筹莫展了;可是要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复杂的地带出猎的时候,骑着驮马那是决然不行的。’这些文字,是多么生动又多么传神啊!”
他将他之所学之所得,努力地运用到改革和审判实践上去。
比如,他运用他丰厚的法学知识,帮助秋月坚定了设置审委会咨询班子的动议。
比如,在如何根据工作需要合理定岗定员,又防止综合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报考人数失衡失调的问题上,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成功地解除了秋月的疑虑。
在制定改革方案之初,秋月曾有过这样的担心:许多人都喜爱审判岗位,实行自由选择竞争岗位,是否导致综合部门的人员跑向审判战线呢?后来,明星打消了她的这一疑虑:其一、原在综合部门工作的而又想跳槽的同志,大多是年轻人,他们要么是有干部身份的打字员、财会人员,要么是新近入院的转业干部,这些人又大多没有取得审判职称,所以目前只能充任书记员;其二、那些原在综合部门工作又有审判资格的同志,部分人虽然想报考审判业务类,但权衡利弊之后,大多都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他们已有多年没有或根本没有从事审判工作,在法律知识和审判业务上远没有原本就在审判庭工作的同志有实力;其三、尽管有少数有审判资格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同志选择了审判类的竞争,但同时也有部分从事审判、年纪大的同志希望到综合部门发挥余热,而且这两类人的数量大体上又是相等的;其四,那些在综合部门工作的又新近通过了司法考试的同志,大多最终选择了原工作岗位,因为综合部门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人少领导职位多职位高,政治上容易进步些,至于那个法律资格,完全可以作为退休甚至中途辞职后改作律师之用。当然,制定岗位人员的主要依据是各部门的工作量。然而,人们择业择岗的原动力似乎与各岗位的人数关系不大,因为竞争关键在实力,而并不取决于岗位的人数。虽然审判岗位数要多一些,在这个岗位上取胜的可能性要相对大一些,但是参加竞争的人数却是固定的,且只能在两个大的岗位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贸然择岗将有待岗落岗的巨大风险,而哪个的胜数大一些,哪个岗位的进步容易一些,又成为大多同志选择的主要根据所在。这个竞争的法则,这就是择岗竞争的辩证法。
正因为得益于明星的上述分析和判断,正因为秋月早在拟定人事改革方案之前,就知道了就考虑到了江南中院的种种因素和干警们的种种思想状况,因此,党组在制定定岗定员方案的时候也就没走弯路。后来的实践证明:两种岗位的竞争人数大体平衡,与设想的定岗人数大体接近。而这正是明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又一成果。须知,明星的分析和判断,是建立在大量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更是建立在深刻的哲学思考之上的。所以,才有了这正确的预见。
比如,他将他的关于冤案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刑事审判之中,为推动张利民一案和其他案件的正确处理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他很早就关注着冤案,也很早就着手研究冤案,林吉祥等冤案浮出水面以后,更催促他加快了对冤案的思索。他用四年的时间,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四十万字的《刑事冤案溯源》的学术专著。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于是乎,好评如潮,他一夜成名。这也就为他在强手如林的竞争者中浮出水面、调任高院刑三庭副庭长添了一个高分。因为,高院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出任专司死刑复核的刑三庭的领导者。
他研究冤案,并且取得了成果。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岳叔张利民竟也成为了他的研究对象。如同,秋月虽然喜欢悲情的爱情故事,没想到自己最后却也成了爱情悲剧中一个悲剧角色。尽管她是多么的不愿意。
比如,他运用马克思式的诗化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专著出版后,他又应读者的要求,马不停蹄地把艰深的学术思想和深奥的学科术语,改换成大众可以读得懂的文学语言和隐含在这优美语言之中的主题思想。于是就有了思想深刻、观点独到、语言优美的长篇报告文学《三月的沉思与呼唤》。
当然,明星最多还是将之所学之所长,自觉地服务于人民法院的改革大业和审判工作。尽管,鉴于他和张利民的关系,秋月每次向他征询刑事法律方面的知识和意见时,除极个别的情况下都很少谈论张利民一案,他呢,他谈得更是少更是被动。但是,在审判委员会上,当他以一个审判委员会咨询委员的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在张利民在案以外的案件上,他的话就多了就长了就生动了就主动了。他讲工人李化伟,他讲农民佘祥林,他讲公安战士杜培武,他讲二级警督李久明,他讲冤案错案和假案,他讲法国的德塞耶,他讲美国的辛普森,他讲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他讲证据的审查与采信,他讲侦查活动的合法和违法,他讲检察机关的两重职责和检察官的两个使命,他讲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和法官的中立性,他讲刑事诉讼的新理念。他讲了完整的法律防冤体系,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防冤的建设性的法律意见。讲得审判委员们喜笑颜开,讲得审判委员会心服口服。于是乎,就讲通了林吉祥冤案的深层次成因,就讲出了的秦先知的无罪开释,就讲出了审判委员们主张张利民无罪的最后判决。同时,也讲得一些人垂头丧气,讲得一些人闷闷不乐。这些人中的首要者当数易建国副院长了。明星在用实际行动支持秋月的改革江南中院的改革。
秋月把一个诗人的热情和浪漫主义与一个政治家的冷静和现实主义有机的完满地结合在一起,用诗人政治家的激情、沉着,用政治家诗人的执著、坚毅,在历史的天空,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历史活剧;明星则用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思想家的深沉、坚毅和卓越的才华,将秋月的事业推向了高潮,帮助秋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明星之所以对改革那么热心,这既是他一个党员一个思想者对改革热情的自然流露,但也不乏他个人对于秋月的火热的爱和情。
在高瑞县人民法院的会议室里,两位记者、作家听取了吕书强院长等同志有关高瑞法院改革的情况介绍。一个小时后,他们在高瑞法院一个同志的引领下来到了秋月父母的家里。
这是县委大院中的一幢六层楼房。秋月的家就住在三楼。这套住房有一百来个平方米,属三室一厅。家里的陈设既不时尚也不落后。秋月的父亲秋咏,今年六十岁,刚退休。她的母亲高婕,今年五十八岁,已退休三年了。秋咏虽年至六旬,但身板硬朗,精神矍烁,声如洪钟,整个身上透出一种浓烈的老干部的气质,他是五年前从审计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秋月的母亲高婕,温婉贤淑,饱含着一位人民教师特有的神态和风采。看着两位慈爱的老人,两位作家不禁在心里说:看来,秋月不仅在品质才情上接过了父母的传承,而且在相貌上也吸取了她父母的一切优点。
一阵寒暄过后,两位不速之客便直奔主题,在他们的请求下,秋月的父母向他们讲述了秋月孩提时代的几个精彩的故事:
她邻居家有位聋哑婆婆,一次,这位婆婆家里来了一位阿姨,不巧婆婆外出了,当时秋月正一人在家玩耍,阿姨便告诉小秋月,她姓邱名眉蓝,待婆婆回来后转告她来过。不一会儿,婆婆回来了,小秋月就先用一只小手指指自己,后用二两个手指在自己的眉毛上画了画,又用两只手掀起自己蓝色的衣角,抖了抖,接着扬起右手指了指婆婆的家,赶紧抬起她的左手向相反的方向点了点。这一番比划,婆婆已经明白了小秋月的意思,连忙向邱眉蓝家里走去。这件事发生在小秋月四岁的时候。
在她六岁那年,她的爸爸跟小秋月开玩笑,对她说:“小月啊,你不是我的女儿,你瞧瞧你一点也不像我。”小秋月板着面孔,十分严肃的说:“是的,人家都说我像我妈,我不是你的女儿。”听她这样一说,爸爸慌了神,连忙问:“你不是我的女儿,又是谁的女儿?”只听得小秋月翘着那张红红的小嘴巴,说了句“哼,小秋月不是你的女儿,我是我爸爸的女儿。”一句话,把她的父母逗得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在她七岁的时候,她就懂得同情就懂得帮助他人。一次,一位乡下的老大娘不小心遗失了钱包,痛哭不止。小秋月见状,便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零花钱塞给了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一次,秋月的爸爸上街买肉,不慎遗失了三十元钱,那时的三十元钱,委实不是个小数目,父亲心疼得睡在床上半天不起来,小秋月从外婆家回来得知这件事后,连忙跑到父亲的床边,像个小大人似地安慰到:“钱是身外之物。再说, 急也急不来啊!”一席话,竟把沮丧的父亲说得从床上跳了起来,抱起小秋月就是一个劲的亲,还亲不够。多么懂事的孩子啊,小秋月又是多么的善解人意啊!
九岁那年的一天晚上九点多钟,爸爸开会去了,妈妈到办公室改作业,小秋月独自一个被反锁在家里睡觉。突然,她听见了“咚、咚、咚”的撬门声,接着又从门外传来两个陌生男人的对话声。秋月情知是小偷在行窃,但她处惊不乱,脸不变色心不慌,沉着冷静,积极开动脑筋想法子。妈妈和其他大人们都远在数百米之外,附近又没有别的什么人在家,怎么办?这时,两个机智故事的经典情节在她脑海里一闪而过,她急中生智,根据现场的环境和条件,将小人书上描绘的一个英俊少年智抓坏蛋的画面,和一本字书上讲述的雪域小姐妹巧退偷盗贼的场景有机地嫁接在一起,很快找到了自救的良方妙招。她连忙大声地自己和自己说着话:“爸爸、妈妈,外面有两位叔叔在叫咱们家的门,我开门去。”不等话音落地,她又赶紧打开收音机,并将音量开关旋到最大处,待她估计外面的坏人已经听见后,又突然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小,紧接着,她放大嗓音又说到:“妈、爸,搞了半天,原来是收音机在说话呀。”屋外的人见室内有人,而且还是大人、小孩几个人,只好轻手轻脚开了溜。这件事情传开后,秋月所在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专门为小秋月编排、上演了一出《红小兵智斗歹徒》的文艺节目。自此,小秋月勇敢、机智的英名便红遍了高瑞县的上上下下。
秋月十三岁那年,与她同座的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偷偷拿了一个男生的一只钢笔,又悄悄地放进班上那个家里最穷、大家最讨厌的那个女生的书包里,意在栽赃,炮制事由,好好整治她一下。班主任来了一个大搜查,冤得这个女生连哭带闹,伤心不已。放了晚学以后,秋月邻座的女孩,将这件事说给她听了。没想到的是,秋月立马眼睛一横,脸一红,劈头盖脑地就是一阵机关枪,严厉批评了这个最要好的同学,并火速跑到学校找到老师,说明了事情的真相。老师十分感动,连连直说:“秋月,你做得对!你做得好!”望着秋月远去的背影,老师感慨万千。老师是知道的,就是这个被冤枉的女生,非常嫉妒秋月,嫌她长得漂亮,嫌她家有钱,嫌她的成绩优秀,常常变着法子,找秋月的茬子,找秋月的麻烦。那个被投诉的女孩,则是秋月的好朋友。然而,没想到,秋月竟能如此不计前嫌,深明大义,为了一个“仇人”而去得罪一个要好的朋友。
就这样,伴着秋月的诗心一起成长的还有她的爱心善心慧心一颗正直的心,一颗金子般的心。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下,小秋月就做出了超出同龄人的一系列不凡的举动。
聪慧、机警、善良,这就是秋月在大地上抒写的诗篇。在这里同样流淌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同样充满着大智大慧的光芒,同样跳动着一颗爱心。因为啊,她和写在纸上的诗篇一样,都是秋月姑娘绽开的花朵。她们同根,她们是孪生姊妹,她们都是秋月姑娘开放的心灵之花,她们是秋月姑娘在艺术和生活的天地里开放的两枝奇葩。
是啊,优美与崇高,聪慧与善良,激情与冷静,这就是秋月性格的底色。是啊,正是历经了太阳的照耀,才得以勾勒出秋月饱含英雄主义的性格本色,正是历经了生活的风雨特别是政治波涛的冲洗,秋月的这一上乘的生命底片,才得以显现,才得以定型,才得以变成一幅光彩夺目的彩色巨照,才极显政治风流。而且,随着生活阅历的加深加厚,岁月把她性格的底色打磨得日渐亮堂日渐光芒四射。
一个小时后,两位客人带着满足离开了老同学的家。他们总算不虚此行,挖掘出了秋月品格的源头,同时也圆了他们心中的一个缺憾。昨天当他们采访完秋月之后,总觉想要得到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得到,似乎还欠缺一点什么?他们现在才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找到了破解秋月的所有密码。原来,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一个月之后,《报告文学》、《法制日报》、《人民文学》、《法制周刊》相继刊登了鸽子和燕莺合作的四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的炼成的》、《扬眉剑出鞘》、《一部没有写完的书稿》、《这面旗更红了》。不用解释,从题目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的主人公分别是:秋月、明星和修志的顾绍荣老庭长,以及高瑞县人民法院。
易建国当然想象不了也琢磨不出秋月的雄才大略究竟来自何方,因为在他的骨髓里压根儿就没有英雄的情怀,没有英雄的气概,没有英雄的元素,没有英雄的本色,因为他本身就不是英雄。这就像麻雀永远不会知道雄鹰高尚的情怀一样,就像小人永远不会度量出君子宽阔的胸襟一样。
如果说马克思是明星心中的偶像,那么,秋月就是毛泽东的追星一族。她最崇拜的人就是伟人毛泽东。在她看来,毛泽东是一个全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但她最感怀还是毛泽东卓越的政治家才能和天才般的诗才,而且他把这两者融合得又是如此的天衣无缝,使两者相得益彰。因此,作为一院之长的秋月,作为一个改革家的秋月,也就时时处处有意无意地学习着毛泽东,实践着毛泽东一切伟大的思想。
就这样,秋月和明星这对思想上的伴侣事业上的恋人,犹如珠连壁合般的两幅历史的巨轮,和谐地奔驰在人民法院改革的金光大道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