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中正认真总结了前面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最后决定在第五次围剿作战中采用碉堡战术。又通过德国顾问塞克特的反复论证，蒋中正对夺取第五次围剿的胜利已经胸有成竹，于是，蒋中正决定召开军事会议。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到十二日，蒋中正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围剿”的战略战术。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员长蒋中正，国军高中级将领有以下数十人：

顾祝同、蒋鼎文、刘兴、何健、汤恩伯、唐云山、冯安邦、梁华盛、戴嗣夏、郜子举、李家鼎、温应星、卫立煌、李默庵、刘戡、王敬久、孙元良、邢镇南、王仲廉、陈诚、薛岳、罗卓英、黄维、霍揆章、傅仲芳、李树森、夏楚中、吴奇伟、李玉堂、李延年、韩汉英、欧震、郭思演、周浑元、谢溥福、周碞、樊崧甫、肖致平、毛炳文、邹洪、孔令询、许克祥等；

还有陶峙岳、王耀武、钱大钧、万耀煌、宋希濂、谢彬、李云杰、王懋德、赵观涛、梁立柱、唐维源、李学珩、李松山、阮肇昌、刘建续、陶广、李扬敬、李觉、王东原、彭位仁、刘膺古、朱耀华、岳森、陈继承、李宗鉴、陈耀汉、郭汝栋、陈济棠、余汉谋、李振球、叶肇、李汉魂、王赞斌、陈章、香翰屏、张枚新、张达、张瑞贵、邓龙光、李扬敬、黄廷祯、黄质文、黄震寰、蔡廷锴、张贞、沈光汉、戴戟、区寿年、卢兴邦、周志群等。

蒋总司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蒋总司令说：

“同志们，在座的都是师长以上的高中级将领，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栋梁之才。今天这个会，还是老话题：剿匪，围剿红军。同志们都清楚，就在前面一段时间，日本军队又在华北挑起事端，侵占我华北土地，进入了关内。我二十九进行了抵抗。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跟日本开战，我们还有后顾之忧。于是政府顶着‘卖国’的骂名，跟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

对于这个《塘沽协定》，十九路军、东北军、华北军都通电反对；中共也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平津华北宣言》。军人反对可以理解，但是共党就是别有用心。共党希望的就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了，他们共党就可以乘机夺取政权。一般国民想不通可以理解，但是国民政府中一部分人也想不通。六月二日，南京国防会议上，指证签定这个协定是‘违法擅权’，最后是汪精卫出面承担了责任。”

蒋中正说到这里喝口茶，略作停留后继续说：

“就在前面四月七日，我在江西抚州的军事会议上，曾经对将领们说过，你们暂时不要把眼睛盯在北方，和日本人的冲突，何部长会解决得很好。我们真正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共党。试想，世界上有一个七千万民众的小国能灭亡一个四万万民众大国的道理吗？

我们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专心一致剿匪。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赣省赤匪已成气候，近日又重创我十一师，如不下决心合力剿灭，日后必酿出大患。我这一决心，虽遇百折而不悔改。希望诸将领能察我的苦心。”

蒋中正喝口茶，略作停留后继续说：

“同志们啊，不是我蒋志清不愿意抗日，凭心而论，我也想打日本。看到大片国土陷入敌手，我蒋志清也心痛。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跟日本开战。我最担心的是后院起火，一旦国军跟日本打起来，共党一定会趁火打劫，国民政府首先就被内部的人搞垮了。处于这种担忧，我蒋志清不得不忍辱负重，顶着卖国贼的骂名，坚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基本国策。希望广大党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蒋总司令喝口茶，略作停留后继续说：

“同志们，关于对红军中央苏区的围剿，我们已经进行了四次，虽然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动用了能够调动的部队，但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广大国军将领都对前面几次围剿作了反思，很好地总结了经验，许多同志都向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很好，我们将在这一次会议上更好地进行总结，有什么好的建议也不要兜在肚子里，要大胆地说出来，对党国是有利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在上一次的围剿作战中，主要是败在林彪的手里。那个林彪值得大家研究，不把林彪打倒，我们要取得围剿作战的胜利很难。我曾经跟一些同志说过，林彪的战术不亚于古代的韩信。林彪几乎就是一个战争魔鬼，神不知鬼不觉，出没无常。

我们上一次围剿作战中，本来是形势大好，胜利在握，谁知道一个黄陂战斗，在加上一个草台岗战斗，辞修的十八军就彻底被打垮，其中十一师和五十九师几乎是被全歼了。说起来好恐怖啊，一支上万人的精锐部队，被林彪一个伏击就包了饺子。

说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且这样的大兵团伏击战居然连续进行，短短几天内就彻底改变了战局。所以我说，林彪是一个战争魔鬼，希望这一次会议上大家很好地研究研究，研究出一个有效的对策，一定要把那个林彪打倒。下面就由大家发言，把你们的好主意都拿出来。”

南昌行营参谋柳维垣接着蒋总司令的话说：

“刚才蒋总司令说到要研究林彪，研究林彪的战术。我叔戎虽然是军人，但是一直担任行政职务。三年前我开始在湖南省浏阳县当县长，去年到家乡湖北省黄陂县当县长，所以对作战方面的事情，我还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今年年初才到南昌行营担任第一厅六课课长，蒋总司令还准备要我兼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官。首先我要说的是，在各位大将军面前，我叔戎还是一个小学生。考虑到我的教官职务，我想在这里谈谈我的一点想法，还希望各位将军不要见笑。关于前面四次对赤匪的围剿作战，在下以为，对赤匪的四次作战，无论在战略上或是在战术上，我方的处置都是失败的。”

柳维垣此言一出，顿时，室内鸦雀无声。在座的将领们谁都知道，前面每一次“围剿”作战的指导方针全是经蒋委员长钦定的。柳维垣这不是把蒋委员长全盘否定了吗？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将领们一个个都屏住呼吸，只待老蒋大发雷霆。

令众将领意想不到的是，蒋总司令并没有表露出不满，更没有对柳维垣大加训斥。蒋中正心想，此人有点‘初生之犊不惧虎’，说话居然如此大胆，依我老蒋的脾气，你柳维垣有这一句话就够呛，别说丢了饭碗，只怕脑袋也难保住。但是蒋中正毕竟是一国之君，具有很深的城府，喜怒不形于色，蒋中正明白，在这种场合，千万不能冷了将领们的心，于是蒋中正挤出微露尴尬的笑容说；

“好！说下去。这次讨论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说出心里想的。”

柳维垣受到了委员长的鼓励，接着说：

“第一次作战，败在轻敌上。我军总认为赤匪是一般的土匪，只不过他们人多一些罢了。轻敌冒进，让共匪一仗吃掉了张辉瓒一个师。第二次败在步步为营的战术上。试想，步步为营能把赣境都扎成营盘么？果真如此，恐怕得投入两百万军队。结果反倒让共匪以静制动，抓住一个空隙吃掉了公秉藩，整个战线也就随之崩溃了。第三次搞长驱直入，忽视了共匪地形熟悉，又不愿与我决战两点，被赤匪拖了一两个月，瞅准了空当又吃了我们一个多师。第四次分进合击，也没有对症下药，急于找共匪主力决战，反被共匪利用了我这种心理，使个并不高明的疑兵计，就把我几路大军调动了。”

蒋总司令耐心地听了半天，却没听出什么惊人之见，脸色便阴沉了下来，慢吞吞地说：

“听你的口气，倒像是已经找到了很高明的破敌良策。那把你的高招亮出来，让大家听听。”

柳维垣不慌不忙地说：

“赤匪区的面积，不过方圆五百里，我这个办法其实算不得发明，因为堡垒自从有战争就存在了。我认为我们这次应采取堡垒战术，构筑碉堡，侧重据点战，把碉堡作为进攻和防御的手段，稳扎稳打向前推进。这种堡垒从四面向赤化区中心滚动，不到一年，就可以完全占领匪区。”

柳维垣说到这里，蒋总司令拍起了手掌，连声说：

“说得好呀！跟我想到一块儿了。在五月份的崇仁军事会议上，罗卓英也提出多做工事，提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观点。我很同意他的观点，对大家说，这是战胜红军的要诀，要到会者身体力行。我在给辞修的手谕中也专门谈到剿共的战略战术要点，主张多筑据点，勤修碉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吸引共军来攻。当碉堡线稳固，共军疲于攻击之后，又轻装急进，便装远探，秘密敏捷地向前推进。

就在前面几天，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帮助制订新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得出国军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用碉堡战术进攻红军的结论。塞克特认为：中央苏区方圆不过五百里，只要坚持修碉堡筑路，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两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因此，他建议我们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又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了。塞克特跟刚才柳参谋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也许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然后下文件具体实施。”

要知道下面将领们还提出哪些宝贵意见，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