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方面，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到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中正已经调集了约百万大军，开始对全国的各个红色区域发动进攻。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就达五十多万人，国民政府凡是能调动的军队几乎是倾巢出动了，其中包括了蒋中正精心培植的数十万精锐嫡系。

参战部队如下：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员长蒋中正担任围剿军总司令。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

第一路军总指挥顾祝同（兼），副总指挥刘兴。

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二十七师师长冯安邦，九十二师师长梁华盛，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守备队第二纵队司令郜子举，骑兵第一旅旅长李家鼎，税警总团团长温应星。

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兼），副总指挥汤恩伯。

第一纵队指挥官卫立煌，第十师师长李默庵，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

第二纵队指挥官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

预备队：第四师师长邢镇南，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武昌警卫团，山炮第二营。

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

第五纵队指挥官陈诚（兼），副指挥官罗卓英。

第十一师师长黄维，第十四师师长霍揆章，第六十七师师长傅仲芳，第九十四师  师长李树森，第九十八师师长夏楚中。

第七纵队指挥官薛岳（兼），副指挥官吴奇伟。

第三师师长李玉堂，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第九十师师长欧震，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思演。

第八纵队指挥官刘兴（兼），副指挥官周浑元。

第五师师长谢溥福，第六师师长周碞，第七十九师师长樊崧甫，第九十六师师长肖致平。

守备队指挥官毛炳文，第四十三师师长邹洪，第九十七师师长孔令询，第二十四师师长许克祥，第八师师长陶峙岳，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总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第八十五师师长谢彬，第二十三师师长李云杰，第二十八师师长王懋德。

浙赣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第二十一师师长梁立柱，第十二师师长唐维源，第五十三师师长李学珩，第五十五师师长李松山，第五十七师师长阮肇昌，浙江保安团四个团。

西路军总司令何健。

第一纵队指挥官刘建续。

第六十二师师长陶广，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扬敬，第十九师师长李觉，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第十六师师长彭位仁。

第二纵队指挥官刘膺古。

第十八师师长朱耀华，第五十师师长岳森。

第三纵队指挥官陈继承，暂编第一旅，新编第七旅旅长李宗鉴，新编第四旅旅长刘储续，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第二十六师师长郭汝栋。

南路军（粤军）总司令陈济棠。

第一军军长余汉谋。

第一师师长李振球，第二师师长叶肇，第三师师长李汉魂，第四十四师师长王赞斌，独立第二旅旅长陈章。

第二军军长香翰屏。

第四师师长张枚新，第五师师长张达，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独立第四师师长邓龙光。

第三军军长李扬敬。

第七师师长黄廷祯，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独立第一师师长黄震寰。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

第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第六十师师长沈光汉，第六十一师师长戴戟，第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新编第二师师长卢兴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周志群，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

空军四个大队，合计飞机二百余架。

国军的第一个目标瞄准了黎川。在这以前的九月中旬，国军周浑元部三万余人已经兵临黎川城下。周浑元从井冈山根据地一开创就与朱毛红军打交道，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他就参加了三次，是红军的老冤家。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国军大举进攻黎川，国共双方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拉开战幕。

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又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的东线与西线部队交汇合点。作为战略要地，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进攻黎川县城的部队，是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周浑元部的三个师。

中央苏区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死守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之。负责黎川前线指挥的肖劲光，赞成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集结主力于黎川东北部，从侧面打击故人。

但是毛泽东和肖劲光的建议未被接受。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让老夫首先介绍一下李德这个人。

就在五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刻，在红军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来到了苏区。一九三三年十月初，李德藏在一艘货运船夹舱里被偷运过赣江。在苏区他受到共产党部队负责人邓发的欢迎，陪同邓发的是手持红穗短刀的警卫员。邓发乐呵呵地刚着嘴，李德以为他们俩将成为挚友。

到中国不久，李德就知道，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内博古领导的那一派，是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由在莫斯科留过学的坚决拥护苏联路线的一批中国青年人组成。王明是他们的领导。他基本上是常驻莫斯科的。他们一致反对的是毛泽东。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乐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还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优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活动期间，李德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所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曾称他为“华夫”。

李德于一九一七年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十八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作为一个列兵，他曾经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并战斗在最前线。但李德在部队里仅仅呆了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他因此又回到学校读书。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一次军事经历。

一九一九年四月，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又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同年，十九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二十九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进行浴血奋战，因为有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所以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异常出色。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二次军事经历。这次战斗对李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街垒战，后来他到了中国，常常把这段经历看做是一种荣耀，也把城市街垒战的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李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被捕，并在狱中呆了整整三个月，后被误放而获得自由。一九一九年秋，李德逃亡到了汉堡，并加入了当地党组织。一九二一年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

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一九二一年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联合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成功。

一九二四年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两人便结为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次婚姻。

但好景不长，一九二六年秋夫妻俩同时被捕入狱，三个月后妻子奥尔加获释，而李德却仍被监禁。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狱中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战友和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李德才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只得将他秘密送到了苏联。

一九二九年年春，二十九岁的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一九三二年春，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李德携带着奥地利的护照，乘特别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来到哈尔滨。接着，他以旅行为名，开始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一九三二年秋，李德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李德就同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的李德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共中央”，又受着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尤尔特的领导和共产国际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的指示。

李德一到中国，就表示坚决支持博古一派，并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拿破仑等西方军事学家，而对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李德主张红军应该与国党军队打正规战，并极力推行他的街垒战术，认为这一战术能有效消灭蒋中正的部队。在军事上与毛泽东之间的严重分岐，使李德与博古成了好朋友。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后，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一月九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江西瑞金。临行前，博古要求李德也到江西苏区去，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后得到同意。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刚好赶上蒋中正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毛泽东受到排斥，已经靠边站了。对于军事一无所知的中央领导人们正手足无措时，李德也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瑞金的当晚，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亲自到其住处看望，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欢迎。

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一个三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的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五分钟。

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博古还给李德配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

要知道李德怎么样指挥红军作战，请看下面情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