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军对碉堡战术的实施。蒋中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进一步拟定了堡垒战的战略战术。

其原则是：“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术，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在战术上“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要求多筑据点，勤修碉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务期星罗棋布”，“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平面，逐渐推进，缩小匪区”。

具体讲，担任进攻的部队，每天只前进四五十里，下午三时前要宿营好，立即构成简易的野战工事，起码做好一道鹿砦，阵地工事在天黑前完成。次日，根据作战需要，构筑碉堡工事，并修筑军用公路，第一线部队前进了，就留给守备部队防守，使得第一线部队有了可靠的后方，以便一步一步地蚕食苏区。

随着碉堡战略的推行，国军以抚州为核心，在中央苏区北部边缘，东起黎川南城交界处的硝石，西至吉安吉水，绵延八百里的通往中央苏区各主要公路上修筑封锁线。国军在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南城成立土木工程训练班，在南城北门外构筑了许多永久性和临时性工事，为训练班提供教学实例。

抚州是国军筑碉堡最多的地区，具体有：第五、第六、第九十六师在硝石；第九十、第五十九、第十四师在南城、南丰抚河上游江两岸；第十师在腾桥、崇仁一带；第二十三师在乐安；第三十六、第四、第八十五师在金溪地区；第九十七、第九十九师在宜黄；第八十九、第九十八师在临川一带。

碉堡构筑成梅花状，形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就构筑材料来说，有木碉、竹碉、土碉、砖碉、石碉；就大小来说，有排碉（也称母碉）、班碉（也称子碉）；就高低来说，有楼碉、平碉（无棱）、伏地碉、地堡；就形状说，有圆碉、方碉、多边形碉、平顶碉、尖顶碉等。

据史料统计，仅宜黄、南城、乐安、黎川、金溪、崇仁、资溪、南丰八县的碉堡就达二千零三十二座，占整个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国军修筑碉堡总量二千九百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众所周知，红军士兵都有着相当的革命信念又训练严格,十分骁勇善战。如果在野战,夜战或者遭遇战中，国军虽然装备大站优势，但是战斗力也不怎么样。但是,红军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他们只装备四万支各种枪械，其中步枪占绝大多数,轻重机枪只有六百多支,子弹一百八十万发，手榴弹八万枚。至于重武器，红军总共只有二十多门口径大一点的迫击炮和野战炮，缺乏攻打阵地战的能力。

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沿着交通要道向红军苏区各战略要地缓慢推进，迫使红军跟他们打消耗战。为了避免被红军诱引后歼灭，国军一般不主动出击。一遇到红军反击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为支点，最大程度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次稳步推进。这样,红军就无法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无法使用运动战了。

红军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靠以往的人海冲锋又会遭到碉堡中密集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对付碉堡实在没有好的办法。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就可以封锁住红军的连营一级的进攻，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红军部队。而且国军并非单纯修建孤立的碉堡，而是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体系。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说:

“国军采取战术防御手段，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止红军通过，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这样，,最多一到二年之内，就可以稳定的全部清除苏区。”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国党南昌行营发出训令，要求各部继续构筑绵密碉堡线，巩固占领区。同一日，硝石的国军四个师进至潭头市。次日，其先头部队和黎川国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占资溪桥。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完成硝石到黎川之间的碉堡封锁线。

在此情况下，中革军委仍然命令红军主力插入国军堡垒密集地区实施强攻。

十月二十二日，红军以一个师攻击资溪桥和潭头市，主力集结于石峡、洵口、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之敌。国军凭着碉堡据守，红军连攻四天未克。

二十八日，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七军团，总指挥寻淮洲、政委肖劲光；红九军团，总指挥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此后，中革军委又命令红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企图调动金溪及南城、南丰的国军。

十一月十一日，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金溪县城、琅琚和浒湾出击的国军的夹击。红三军团赶去支援，在八角亭东南受阻击，十二日向敌阵地攻击，遭受重大伤亡，伤亡人数达到一千一百多人，被迫撤出战斗。红七军团也在阵地被突破后撤退。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在日记中写道: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

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

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三天，毙伤敌人五百二十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一千零九十五人，伤亡重大。

十一月十五日，红军中央军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十四师，奉命由荐源桥至棠阴的国军堡垒线间隙北出，配合东方军作战。国军立即集中第五、第七纵队共十个师的部队，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红军，意图断其归路，消灭红军于封锁线以北地区。

十七日，红军主力在云盖山、大雄关遭国军五个师的攻击，伤亡严重，被迫向苏区内转移。此后，红军东方军、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中取消了。至此，红军虽经近两个月浴血苦战，却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初战连连不利，阴影笼罩着苏区。就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消息给中共带来了希望，不久前还在福建与红军为敌的国民政府十九路军决定反蒋，试图与共产党合作。可以用天上掉下个大馅饼来形容此事，而且还是三鲜馅的。

但是自一九二七年年在国共合作中遭受惨败后，中共对国党及其相关势力总是深怀戒心，面对十九路军突然伸出的橄榄枝，中央领导人不敢大意，张闻天公开指出，福建的形势变化可能是过去反革命的国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

话虽如此，中共领导也并非不懂得政治策略的变通，知道利用一切机会对付主要敌手蒋中正。他们很快就告诉十九路军，苏区和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

按实力对比，即便江西红军和十九路军密切配合，也很可能只是延缓了反围剿的失败。

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蒋中正从围剿主力北路军中抽调十一个师南下讨伐，但在红军面前仍有二十六个师的重兵压阵，兵力至少在二十余万以上，是红军的一倍有余。蒋中正也考虑到红军会趁机动作，于是命陈诚主动出击，不让红军干扰对十九路军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第三路军前行有些急促，失去了堡垒的掩护，结果一支部队在团村被彭德怀伏击败退，但损失不大，而且很快就反击夺占了团村。

不过无论如何，福建事变毕竟是红军摆脱困境的一次机会，可是中共却丧失了这个机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中共和十九路军始终貌合神离，互存疑虑，双方连共同作战的协定都无法达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极左的中共领导人对福建方面的领袖看法非常极端。当时，中共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中记载：

“谁也懂得：十九路军阀们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是屠杀抗日士兵的侩子手，是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出卖淞沪的卖国贼，是在漳、夏、泉州活埋、遣散数千革命士兵的反革命军阀，是进攻苏维埃红军的败将，是剥削民主、惨杀反帝领袖的罪人，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道夫！他们卖国与屠戮民众的滔天罪恶，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没有二致。

然而，在今天，他却摇身一变，恰恰变成了‘人民政府’的支柱，变成了民族利益的保护者。普天之下，当然不会有这种‘奇迹’出现。这种心态，岂能合作？”

要知道下面又有什么战斗发生，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