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正说到，广昌失守后，李德、博古并不是认真地总结以往失利的经验教训，而是屡屡把责任归咎干部下，大搞“惩办主义”。

第一位被李德撤职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是唐天际。当时，他担任红九军团第十四师师长兼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是最早坚守广昌的高级指挥员。

唐天际，湖南省安仁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一九二六年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一九二八年三月随朱德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二十八团营党代表，红五十团团长，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军四十四师师长，红五军团第十一军第四十师政治委。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唐天际对堡垒战术、短促突击持有异议。罗荣桓作为总政的巡视员，也随野战司令部来到广昌前线。唐天际和罗荣桓是老相识了，都是随朱、毛从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相逢，推心置腹地彻夜交谈。在谈到广昌决战时，两人都对李德的战术打法很不以为然。

李德来第十四师防御阵地视察时，唐天际正在指挥部队修工事。唐天际见广昌北面山上孤零零地修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碉堡，觉得不妥，于是命令在广昌南河边修个工事，准备一旦顶不住敌人时，可掩护部队撤退过河。

这个工事竟惹来一场大祸。晚上，李德视察归来，在第十四师师部召开会议。他拍着桌子问：“谁让在河边修工事的？”

唐天际不知怎么回事，站起身答道：“是我。”

“你是什么人？”李德大动肝火。随行的参谋告诉李德，“他是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叫唐天际。”

李德毫不顾及唐天际的面子：“我说过要修这个工事吗？谁让你这么做的？这不是准备退却，准备放弃广昌逃跑吗？都留了一条后路，还怎么誓死保卫广昌？”

博古也参加了这个会。但对蛮横无理的李德，他没有任何反应。李德对博古用英语说道：“这个广昌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应该撤职。”

第二天，来了一道命令，唐天际被“撸”了。罗荣桓并不知道这件事。他见唐天际情绪不太好，以为他身体不舒服，关切地询问。唐便一五一十说起来。罗荣桓听罢气愤地说：“太霸道了！”

无独有偶，几天后，罗荣桓也碰上了一桩类似的倒霉事。这天，李德上前沿阵地视察，罗荣桓也陪他去。在阵地上，李德用望远镜扫了一番，回过头来正好见到罗荣桓。他也不问罗荣桓是干什么的，便命令罗荣桓带一个工兵排去埋地雷。

罗荣桓执行了命令，埋完雷回来报告。不料，李德又变了卦，命令罗荣桓再去把地雷起出来。这时，敌人离埋雷处已近在咫尺了。罗荣桓实在不理解李德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让战士们去做无谓的牺牲。因此，没有理他。李德见状大发雷霆，跳着脚指着罗荣桓的鼻子喊道：“你不去，杀你的头！”

这时，敌人的前卫已经踩响了几个地雷，而敌人的炮弹也已打到李德所在的工事周围。去起雷已经不可能了，这件事才不了了之。至于罗荣桓耳闻目睹的此类事，更是不胜枚举：轻则处分、撤职，重则开除党籍，送军事法庭，送运输队罚苦工。

红军指战员对李德这位老外顾问都有意见。其实李德身边工作人员对他的作风也颇有看法，也常受他的气。伍修权曾说：“李德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我们在他跟前的工作人员更是常受他的气。

对于他这种太上皇的姿态，凌驾于我党中央之上的架势，大家都很反感，实在不想和他共事。有几个同志常闹情绪，多次要求调动工作。组织上总是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安心留 下。

尽管李德、博古到了前线，甚至多次亲临前沿阵地，但也丝毫不能阻挡敌军的推进。设在广昌三宫殿的博古、李德野战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外围阵地失守的报告。至四月二十三日，红一、三、五、九军团相继退出了抚河东西两岸的甘竹、大罗山、延福嶂、饶家堡、苦竹坑、长生桥等防地。坚守甘竹防线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在会议上汇报说：

“当时我们在甘竹守阵地。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国军有炮火掩护，修好之后，李德便让我们‘短促突击’，与敌人‘寸土必争’。这点距离，对英勇善战的红军来说，本来不算什么。然而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猛，我们的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

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袍火射击。由于敌人事先早已设计好了战斗层次，炮火很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炮火压下来，除了增加一批伤员， 牺牲一些同志外，一无所获。”

耿飚继续说：“四月十六日，我团的当面之敌，在炮火掩护下，竟冲到了阵地前沿，包围了我的团指挥所，当时电线已经炸断，我亲率两个连拼死抵抗，其他部队撤往二线‘堡垒’。由于敌人脱离了乌龟壳，我们还可以顶住。战斗中，我突然觉得右腿一软，几乎跪了下去，但立即又站住了，只是一个劲地指挥部队射击。

敌人的第一个冲击波被打退，二梯队又黑压压地涌了上来。我正想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让部队撤下去，可是右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低头一看，只见裤管里、鞋子里全是血浆。开始，我以为是哪位同志牺牲在身边了，便大声喊警卫员杨力：‘快来看看，这是谁的血！’杨力见状大惊，背起我就跑。我说：‘放下！放下！搞什么鬼？’杨力边跑边说：‘别动！你挂花了！’”

团长带伤作战，战斗之残酷可想而之。

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委员黄克诚说起广昌保卫战，激愤溢于言表，他说：

“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击退。但在敌军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入堡垒里，我们就无计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来，并用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

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人搞堡垒对阵的结果，虽然也杀伤过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拼不过在数量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再三要彭德怀同志出面讲话。”

野战司令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肖锋说：

“上午八点，汤恩伯指挥八个炮兵旅和三十五架飞机，同时轰击我军阵地。工事、堡垒一个个被炸毁，广昌城被炮火硝烟所吞没。在血与火的狂涛中，十一团的两个连队，坚守城北的356高地，因工事被敌人炮弹炸塌，几乎全部被掩埋；坚守广昌街79高地的红五师一个连，也被埋在工事里；我军的医院、兵站也被敌人炮火炸毁。

李德急忙跑到头陂的野直电台，责令彭德怀指挥部队，坚决守住广昌，否则要撤职查办。这时，其他各军团首长纷纷来电，向李德请示仗怎么打，还要不要突击，往哪里突击？李德彷徨徘徊，无计可施，他在电台旁边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仗打糟了，怎么办？往哪里突？用什么办法才能打败蒋介石的围困？’

我当时心里很纳闷，自己当了六七年红军，可从来没见过我们红军打这样的败仗；也没听说工农红军会这样愚蠢，集中主力去投敌人的罗网。”

国军将领杨伯涛也承认，国军的武器远比红军精良，拥有充分的弹药，以足够的火力对红军组成交叉火力射击。红军部队表现了惊人的英勇精神，一拨接一拔地前仆后继向国军猛冲。

以稳健著称的国军第十四师阵地，一部分被冲垮。红军冒着炮火跟踪追击，逼近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战斗指挥所，流弹击中在附近休息的预备队多人。霍揆彰急忙命令控制在附近的预备队增援反击，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促迫击炮手猛烈射击。因发射速度过快，炮手一时慌乱，以致一门炮发生炸膛，当场炸死十余人。霍揆彰此时刚离开这门炮位数十步，幸免一死。战况的激烈于此可见。

国军师长罗卓英也说：“红军的战斗员无比英勇，但在密集的火网压制下，且又寡不敌众，伤亡极为惨重。不到一里的阵地正面上，阵亡红军的尸体纵横密布达数百具之多，断头缺足，惨不忍睹。其中发现有佩手抢和望远镜的，应该是中上级指挥员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的。红军由于伤亡过大，冲击力量被削弱，未能乘势扩大战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