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毛泽东一行人离开云石山，经过两天的行程来到了于都县城，住进县城北门的一幢房子里的左厢房。这幢房子中间的大厅和右厢房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和住房。

毛泽东走进左厢房一看，房子里还有锅灶。他迟疑了一下，当即找来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问：“这房子里还有锅灶，怎么没有老百姓？是谁叫老百姓搬走的？”

原来锅灶是省苏维埃政府不久前才垒起来的。经刘伯坚一番解释，毛泽东才住了下来。

在这么紧要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离开红都来于都呢？他在于都都做了些什么事呢？说起来也很简单，毛泽东在于都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工人（铁匠、木匠、缝纫匠、蔑匠）和贫雇农座谈会，共有八九个人参加。

毛泽东先向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接着对他们说：“当前蒋介石准备了八十万兵力进攻苏区。我们贫苦工农不要怕，要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对地主、富农分子要严格管制起来。”另一个是区、乡、村干部座谈会。毛泽东强调说：苏维埃政府干部不能对群众搞强迫命令，不能打人骂人，干部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向群众作检讨。

座谈会后，毛泽东招待到会的同志吃了一餐饭。

说起来，毛泽东这一次来于都，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公务，无非是“指导那里的县苏维埃的工作”，如此而已。但是从毛泽东九月二十日发给周恩来的一份“急密译”电报中，似乎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次来于都的真正任务。电文中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周副主席（急密译）：

（甲）信丰河游从上下湾汶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

（戊）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

毛泽东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

从电文格式看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复电，从电文内容看，是对于都河、信丰河一带敌情报告及我方保卫大队设置的建议。

红军突围前夕，红军保卫大队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分布在三门滩、罗家渡和长洛圩、圹村一线。

实际上，毛主席这来于都的真正目的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指挥红军利用枯水期，在选定的地点架了五座浮桥，准备利用浮桥渡过于都河。毛泽东此时不仅知道红军主力要转移，而且还知道红军转移的突破口，并预先承担了“于都架桥”的特殊使命。

当然，当时的毛泽东无权参与决策层的决策，许多实情他是逐步了解到的。不管怎么说，“左”倾冒险主义者还是放弃了固守阵地的错误做法而接受了他当初的主张。虽然，红军现在出击已经太迟，但只要指挥得当，钻出敌人的铁箍还是做得到的。

或许是由于劳累过度，毛泽东再次病倒了，发高烧到40摄氏度。赣南省委给张闻天打电话求助，张闻天立即派傅连璋星夜赶去诊治。

傅连璋闻讯火急火燎从瑞金赶到于都，断定毛泽东是恶性疟疾复发，给他服了加倍剂量的奎宁。

毛泽东十分焦急，这么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假如老这么躺着，“独立房子”会不会乘这个机会就让他躺在这里呢？他恳求傅连璋：近日内一定要将他的病治好。

关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中央临时政治局曾经打算送毛泽东去苏联治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六个成员之一的李竹生，曾经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打电报，报告说：

“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他已停止工作。您是否认为可以派他去作为出席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您的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认为，他的旅行安全难以保证。此外，应该考虑政治后果。”

李竹生当时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六个成员之一，皮亚特尼茨基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负责处理中国问题。这封电报虽然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字，却反映了不少情况。这些情况真假参半，甚至扑朔迷离，与此后共产国际发来的电报对照阅读，充分反映出共产国际、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和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艰难处境。

第一，“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的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这段时期，毛泽东真病只有两次，病症都是当时红军的流行病——疟疾。

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七月末，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这次病得很重，从七月下旬到十一月下旬，休养长达四个月。国民党甚至造谣说，毛泽东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一九三零年二月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还发了一篇讣告，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当然说毛泽东得了肺结核并且病故，纯属造谣。

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病得非常重，经过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的精心治疗，直到病后第八天才能起床。

事实上在这段时期，毛泽东先后两次请过病假，但并不是真的因为生病。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在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批评他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毛泽东无法主持会议。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请病假休养，一月下旬，他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第二次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会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了［全体］会议，并同意中共中央的指示。莫斯克文负责前线的一切军事问题，毛泽东因病已回到后方……”

毛泽东在十月中旬抵达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院长傅连璋安排下住进老古井医院休养所。这一次休养又是四个月，直到一九三三年二月中旬，毛泽东才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

在此期间，有一封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也谈到了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其中写道：“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

我们可以看到，这封电报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不是毛泽东身体极弱，而是想说他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希望他去前线。

第二，“他已停止工作”确属实情。当时毛泽东为什么停止工作了呢？实际上，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赣南会议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长征开始，整整三年内，毛泽东的处境十分艰难。用毛泽东自己的说法就是：“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博古和李德却安排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曾经跟博古闹了意见，两人曾经争论得面红耳赤。这一人事变动，用张闻天的说法是：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这就是李竹生的电报里为什么说毛泽东“已停止工作”的原因。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只是个虚职，人民委员会主席才是负重要责任的实职。毛泽东以前是兼任这两个职务的，现在去实留虚，自然和“停止工作”没什么区别。

正是在红军快要进行战略大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躺在了病床上。

毛泽东十分焦急，这么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假如老这么躺着，“独立房子”会不会乘这个机会就让他躺在这里呢？他恳求傅连璋：近日内一定要将他的病治好！

其实，毛泽东此刻的担忧并非多余。实际上，当三人团在研究带哪些人走的时候，李德、博古就提出不让毛泽东一起走，但是周恩来说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不让他一起走道理上说不过去。

最后三人团统一了意见，决定带毛泽东一起走。

要知道毛泽东的病什么时候好转，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