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编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邓小平突然被告知，《红星报》暂时停刊。
邓小平不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将要转移。直到十月九日，邓小平才得到通知，将随红军一起转移。苏区中央局还决定，将《红色中华》和《斗争》停刊。
这样，《红星报》将成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唯一的报纸。身为主编的邓小平，感到担子更重了。
邓小平将来不及编发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参考书和文房四宝，收拢整理好，装入行军挎包。他准备在突围途中出版《红星》专号。他还专门准备了蜡纸、油墨、纸张，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设备。
十月十日，邓小平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程。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最早的机关报，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创刊于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由邓小平主编。这份办得很有特色的党报先后共有《列宁室》、《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俱乐部》和《红板》、《铁锤》、《法厅》等专栏和文艺副刊十七个。
其中的《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还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讨论。《法厅》副刊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文艺副刊还有《山歌》、《红军歌曲》等。
《红星》报在邓小平的努力下，办得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与人民群众的欢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广大军民亲切地称《红星》报为“大无线电台”。
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毛泽东为《红星》报亲笔题词：
“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一定能够最后的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他在文章中说：
“红军必须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九、十月间将是决定胜负的血战的重要关键”。
并暗示中央红军准备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
邓小平于一九零四年八月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取名邓先圣。五岁时进私塾读书，学名邓希贤。六岁入学，先后入协兴乡初级小学、广安县高等小学、广安县立中学学习。一九一九年秋，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一九二零年十月进入法国诺曼底区巴耶男子中学学习。
一九二一年四月，到克鲁梭市施奈德钢铁总厂当轧钢工。月底，辞去工作赴巴黎。十月，进香布朗工厂做工，两个星期后被解雇。一九二二年二月进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这年夏天，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一九二三年夏天，参加旅欧共青团支部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一九二四年，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工作。七月，当选为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局委员，同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七日，邓小平到了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七班深造。
一九二七年春，邓小平离苏回国，受中共派遣，到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所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工作，任政治处处长、学校中共组织的书记。七月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更名邓小平。八月七日列席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十二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一九二九年夏，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领导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化名邓斌。十月，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十二月，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前委书记。
一九三零年二月，同李明瑞、俞作豫等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在广西右江地区十一个县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二月，同李明瑞率红七军转战到江西崇义后，根据前委决定，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四月，在上海写出《七军工作报告》，详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战斗历程。八月，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一九三二年七月，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土地政策，反对“左”倾路线。
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五月，被列入“邓、毛、谢、古”集团遭打击，被撤销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其实所谓的“巡视员”不过是一个空头衔，没有什么事情做，实际上就是让邓小平靠边站。八月里的一天，正在宁都的邓小平得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红军总政治部报到。
“又可以工作啦！”满心欢喜的邓小平一扫受压抑打击的不快，兴冲冲地来到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向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报到。
“王主任，您好！”邓小平迎上前去，与正在卧床养病的王稼祥紧紧握手。
见到这个充满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王稼祥特别高兴。邓小平到红军总政治部任职，是王稼祥亲自点的将。
王稼祥，安徽泾县人。青年时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二五年十月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零年回国后一直在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一九三一年他与顾作霖、任弼时一起，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曾追随过王明“左”倾路线，对毛泽东说三道四。但到中央苏区后，通过与毛泽东交往，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转而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在宁都会议上，他不顾多数人的意见，反对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正因为如此，便开始受到博古等人排挤。
一九三三年三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前线负重伤，被送到瑞金养伤。王稼祥对博古等人各种排除异己，变着法整毛泽东的做法十分不满，对很有才干又遭不公的邓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亲自打电话给博古，要求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代理秘书长，兼《红星报》主编。邓小平就这样来到了红军总政治部。
听说自己来红军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办《红星报》，邓小平十分高兴。他办报可以说是行家里手。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因为办小报出色被周恩来、李富春等封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长期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炼就了他敏锐的观察、思维能力和生动、朴实的文字风格。
《红星报》创刊之初，定为五日刊，但实际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开四版，有时两版、六版或八版。邓小平接手《红星报》时已改为三十二开油印期刊。白屋子一间十多平米的房间成了《红星报》编辑室及邓小平的卧室。
一九三三年八月六日，停刊几个月的《红星报》以崭新的面貌复刊。复刊第二天，邓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约四里的元太屋——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他要向毛泽东约稿。
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左”倾领导者排挤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对军事工作无权过问。但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其一整套战略战术十分钦佩，邓小平不顾自己因为是“毛派” 而横遭打击的处境，勇敢地向毛泽东约稿。
见到邓小平来访，毛泽东十分高兴。博古等人批“江西罗明”，批邓、毛、谢、古，毛泽东知道是指桑骂槐，冲着自己来的。对邓小平等人无端地当了自 己的“替罪羊”，毛泽东又是气愤又是愧疚。他拉着邓小平的手关切地询问他的近况。同是落难之人，两人谈得十分投机。
毛泽东问：“听说你到红军总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办《红星报》，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这事，希望主席为我们撰写一篇关于红军战斗实例方面的文章。”
毛泽东慨然应诺：“好啊，我一定写，吉安一仗对我们现在反‘围剿’有借鉴意义，我就写打吉安吧，你明天来取稿。”邓小平没想到毛泽东会这样爽快地答应他的要求，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屋子。
在几天以后出版的《红星报》第二期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里，邓小平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笔名“子任”撰写的长篇通讯《吉安的占领》。
该文详细介绍了一九三零年十月四日红一方面军攻打吉安的战斗过程，特别是文中总结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以不硬拼，选择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敌人”的军事思想，与当时“左”倾领导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篇文章在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称赞邓小平办报办得好，盼望着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队伍来指挥。
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由于“左”倾领导错误的军事指挥，红军被迫打阵地战，被动应敌，每仗都伤亡惨重，唯独温坊战斗是运用运动战术，打得主动、漂亮，大获全胜。
邓小平敏锐地抓住此战例，立即约请李聚奎等战地指挥官提供战斗情况，然后综合整理，以《温坊战斗的胜利》为题在“前线通讯”栏目发表，既鼓舞了全军的士气，又批评了“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
十月十日，邓小平跟随“红星”纵队，从云石山田村出发，踏上了漫长征程。
要知道红军究竟往哪里突围实行战略转移，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