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援前线的战争，中央苏区接连发动猛烈的扩大红军运动，就连赤少队、儿童团也都被动员另入了红军。

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由周恩来、张爱萍二人署名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这是一份战争动员令，全文极富号召力，文中这样写道：

“现在是我们与敌人拼死拼活的关头！法西斯蒂国民党野兽的铁蹄，伸在我们的广昌，进占我们的门岭，践踏我们的龙岗，进到我们的新泉，旧县！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后备军，在保卫苏维埃的斗争历史上，我们有着光荣的一页！

我们要继续发扬我们的光荣事业，我们要放下锄头与斧头，背起枪械，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去！勇敢的到红军中去！配合红军作战！消灭白鬼子，白狗匪！女队员加紧后方一切工作！担任看护与节省，多做布草鞋送红军，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

这份号召书发出以后，瑞金、兴国、宁都、长汀、会昌等县的赤少队员集体加入了红军，分散在区、乡政府的通讯员、守护队和中央护路队员等也都加入了红军，年龄最小的才十一二岁。

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到五月，中央给江西、福建两省下达的每个月扩红任务总数均在一万人以上，其中江西省的任务最多；六到七月，每月下达的扩红任务总数，江西福建各六千人。

在一九三三年八月到一九三四年七月中央苏区的猛烈扩大红军运动中，中央苏区工农群众加入红军的总人数约有十六万至十七万人左右，而当时整个中央苏区的人口大约在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之间。扩红的重中之重在以瑞金为中心的附近地区，这些地方真正达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大”程度！

在猛烈地扩大红军运动中，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于都县扩红队长刘英被派往于都县扩红，遇到了困难。这时，先期到达于都的毛泽东帮了她一把。刘英说：

“第二次扩红运动，是在九月上旬，李维汉同志派我再次带领扩红突击队去于都。当时我说：‘于都扩红青壮年差不多都去了，现在没有多少人了，我不愿去。’李维汉说：‘现在前线很紧张，你一定要去。’那时毛泽东同志已先到于都，住在赣南省苏政府，我住在县委。”

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同志也已先到于都，也帮我们扩红。开始，于都的扩红没有多大起色，中央又抓得紧，天天要汇报。我把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后，他对我说：“于都扩红工作搞不起来，主要是领导任务不清楚。要把各区和突击队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给他们明确任务，才能搞好扩红。”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们召集了县区干部会议，有一百多人参加，毛泽东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热烈鼓掌请毛泽东同志讲话，他讲了五分钟左右时间，主要讲了“决心”两个字，他说：现在的形势和任务是紧迫的，只要我们下决心，扩红任务就一定能完成。开会以后，大家的劲头也来了，形势开始好转。”

这里顺便交代一下，毛泽东在于都一边指导扩红运动，一边加紧进行自己力所能及的红军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天，毛泽东找到赣南省教育部长石中球，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到会昌去把粮食运到于都来，规定一周的时间，毛主席告诉石中球三条办法：一是发动群众，以最快的速度把粮食运下来；二是如果运不下来，就将粮食发给群众；三是时间来不及，敌人来了，就放火烧掉，不让谷子落在敌人的手里。

由于刘英这个人比较特殊，老夫要对刘英做一点介绍。刘英，原名郑杰，湖南省长沙县人，一九零五年十月出生于书香门第。但死守封建传统观念的父亲以“三从四德”的戒律紧紧束缚着她。为此，她一次次抗争，决不认命。凭着顽强毅力和过人聪颖，终于争得读书的权利。

她先后在长沙衡粹女子职业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并一步步走向革命新天地，从一个为个人找出路的倔强女子成长为一个为人民大众幸福而不屈奋斗的共产主义战士，并经受住了血雨腥风的洗礼。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十月，她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协助滕代远组织长沙近郊农民暴动。一九二九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一九三二年冬回国，先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和组织部部长。

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她任于都县扩红队长，超额完成了扩红任务，受到中央领导表扬，《红色中华》报头版头条刊登文章宣传她的事迹。

十月，参加长征，是三十名参加长征的女红军之一。

刘英身材瘦小，但性格倔强，从不怕死。大革命失败后，她几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她不顾自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作为十名共产党代表中惟一的女性代表而公开身份的危险，奔走在大街小巷，寻找同志。她想，自己是分管各工会党团组织的，认识的人多，碰上的机会也多。即使被杀也不能离开党组织。

言归正传。随着扩红运动的铺开，参军的人源源不断。组成了新编八军团，第三十四师和减员较大的三军团也补充了战斗力。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

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人。

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千人参军。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参军的人中，大多数人参加了长征。该县为革命牺牲的人达一万七千六百人，尚不包括被国民党报复残杀的大约五万人。

开始长征的部队大约有一半是新参军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营以下的指战员伤亡惨重。

为动员青年参军，红军高层想尽了种种办法。军属在商店购物可以享受百分之五的折扣；有时还免征税收；红军家属的土地有人代耕；如果战士在前线牺牲，烈属可以得到抚恤金和免费劳力。向军属发了军属证和光荣匾，他们的家门前挂着用大红纸写的光荣榜，给军属送慰问品，包括最稀罕的商品盐以及火柴和大米。还举行群众大会让军属到台上发言，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红军有特殊的联系。

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运入苏区。因为在苏区盐可以卖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

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有时也担任其他一些特殊任务。有一次，吴吉清和王亚堂被分配到毛泽东的弟弟、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那里去工作。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当时二十六七岁的毛泽民负责边区政府的财政工作，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来的大批金锭、银锭、银元、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需要管理；红军还有自己的小型造币厂，可以铸造中国标准的硬币银元；部队有制作金扣、发卡及鞋拔子的模具。

他们往往以铸造金扣等方式携带出去，而不携带金子，因为装饰品较易隐藏。据吴吉清说，当时有很大一批财宝，领导决定把这些财物藏到瑞金附近的山上去。吴吉清和王亚堂两个警卫员被派去帮助毛泽民完成这项任务。

被雇来的搬运工扛着这些财物沿着蜿蜒的小路走上陡坡。这并非易事。金银很重，一块银元大约重六钱多一点，每个搬运工大约搬一千枚银元。一共雇了一百多名搬运工，当搬运工快到山顶的时候，卸下担子，领了工钱，即被打发走了。

只有两个警卫员和毛泽民留在那里。他们把财宝运到一个秘密的山洞里——这项任务可不简单。总共有一百多万枚银元。毛泽民封闭了山洞，三个人才下山，苏区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钱财藏在什么地方。

苏区没有发行过硬币。苏区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纸币是互相通用的。在苏区以外做生意和支付走私者的报酬都需用银子或国民政府的钞票。红军靠着袭击地主的钱柜和挖掘地主埋在地里的藏钱泥罐弄到银子和钞票。—些农民的明亮眼睛善于发现藏钱的地方。

红军的这批财物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一九三四年春天才叫搬动。这一次，财宝是从山上往山下运了。吴吉清又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来了搬运工，启封了山洞，把财物运回瑞金。

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他们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自己买东西了。红军的规矩最严格，从老百姓和农民那里买一只鸡，一袋米，从果园里摘一个桃子都必须付钱。除地主以外，任何人的东西都不许白拿强要。

一九三四年春为什么要把财宝从山上运下来？答案很明确。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入团”决策核心，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他们已开始准备撤离中央苏区。

红军战略转移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要知道红军什么时候突围转移，请看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