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十二日，蒋中正在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其计划是：
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
万一此计不成，第二步就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在湘江东岸、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3县，构成一个三角形口袋，把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
蒋中正任命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将薛岳和周浑元所部共九个师的中央军划归何键统一指挥，并与何辖下的刘建绪、李云杰、李韫珩三部组成五路军追剿红军。指挥西路军全部和北路军的薛岳部、周浑元部、李韫珩部、李云杰部，共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
同时电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黔军王家烈各派有力部队分别到湘粤、湘桂、湘黔边堵截。至此，蒋中正共动用了二十六个师一百个团近四十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成第四道封锁线，要求把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和漓水以东地区。
蒋中正的这个军事部署，是很费了一番心机的：既可打击中央红军，又可以使他的老对头桂系在同中央红军交战中受到严重削弱，因为此次湘江战役虽然涉及粤、湘、桂三省，但这第四道封锁线地处广西境内，因而广西将不得不竭尽其力。
蒋、桂两派军阀素来矛盾极深，桂系把蒋中正看着最危险的敌人，桂系兵力只有三万余人，而中央红军号称十万，蒋中正企图利用湘江战役来削弱桂系兵力的阴谋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识破，白崇禧明确表示：
“硬打，没那么蠢。”
桂系的高级将领为此也召开了好几次军事会议。白崇禧认为中央红军从湘南西进是去湘黔辖界，仅仅是路过广西，而且广西民团组织严密，可以有效阻止中央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因此桂系决定对中央红军只侧击、追击、不堵击。
为了不让蒋军以追击中央红军为名而开进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打电报给蒋中正，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力量在境内外堵击中央红军，言外之意是望蒋军不要进入广西境内。蒋中正为利用桂系追剿中央红军，于是回电说，除非万不得已，中央军不进入广西境内。
当十一月中旬中央红军逼近广西境内的湘江边时，白崇禧频繁来往于桂林、全州、灌阳、恭城等地，加紧调动军队布置防线，并与尾追而来的湘军达成协议，由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双方衔接。如此严密的封锁线，中央红军如果强行突破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十一月十四日，何健走马上任，将追剿军分为五路：以刘建绪为第一路军司令，率四个师出湘赣边向全州以北的黄沙河地域集结，筑碉堵截。
以薛岳为第二路军司令，率四个师又一个支队，由茶陵、衡阳进至零陵地域集结。
以周浑元为第三路军司令，率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
以李云杰为第四路军司令，率两个师同第三路军周浑元部配合，由桂阳经嘉禾向宁远方向追击。
以李韫珩为第五路军司令，率一个师协同粤军和桂军由郴县、桂阳经临武、蓝山、江华方向追击。
面对入境的大股红军和蒋中正的追剿命令，一贯积极反共的何键，对中央红军却采取了送客式的防堵形式，中央红军走到哪里，湘军就跟到哪里，不过始终同中央红军保持近一天的行程。这样既防止红军势力深入湖南腹地，又避免中央军以此为借口而盘踞在湖南。
十一月中旬，何键不顾蒋介石南昌行营十月三十日下达的命令，进一步调整兵力，将在赣的嫡系部队全部撤回湖南境内，将属于西路军序列的十三个师中的六个师布置在赣江两岸及赣东北，这与中央红军的突围路线南辕北辙。
因而中央红军通过湘南地区时，除保安团外，几乎未遇正规湘军，中央红军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开始向湘江地区挺进，蒋中正决定在湘江东岸“围歼”红军。他动用了粤、湘、桂三个省、十个军近四十万兵力，其中粤军两个军、湘军三个军、桂军两个军、蒋中正嫡系薛岳部的三个军，沿湘江三百里长的地段，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是一道天罗地网，中央红军如果强渡湘江将会遇上敌人重兵前堵后追、左右夹击的局面。
十一月十五日，中央红军以八千六百余人的生命代价，终于突破了国军的第三道封锁线。此时，庞大的后勤部队的“坛坛罐罐”的拖累，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的行动特别迟缓，以至于使整个部队经常失去到达预定地点的先机，给国军造成了围追堵截的机会。红军主力部队不仅根本不可能进行主动的攻击战，反而还要处处为他们掩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这样以来，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形势已经万分危急了，前面有波涛滚滚的湘江阻挡，后面和左右两侧有数十万国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能否突破湘江，冲出重围，已经关系到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了。
十一月十八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红一、红三、红八军团及军委第一纵队为右翼；红五、红九军团及军委第二纵队为左翼，经嘉禾、蓝山向宁远及其以南地区前进。
部队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面对险恶的形势，反复研究了敌情，他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新建议，他说：“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击道县和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过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毛泽东这一建议，又一次被李德博古拒绝了。
中央红军右翼向道县，左翼向江华，继续前进。道县、江华两个县城紧靠潇水西岸，是这一带的两大渡口。
十一月二十日，右翼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在红二师四团团长耿飈、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于二十二日拂晓占领了道县县城。左翼红九军团先头部队也占领了江华。
尽管毛泽东的多次建议未被博古、李德等人理睬，但在红四团占领道县、红九军团先头部队占领江华后，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建议，他说：“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
他的建议依然没有引起博古、李德等人的重视。
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各部在从道县至江华之间架设浮桥，准备渡潇水。
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他说：“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潇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
但是博古和李德等人仍然拒绝毛泽东的主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从桂北渡湘江，夺路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原来，正当中央红军于十月间准备突围大转移的时候，任弼时、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已经在黔东北地区与贺龙所部会师了，他们共同创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不料十一月二十一日，白崇禧突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原来二十一日中央红军攻占了江华，有进袭富川、贺县、恭城之势，白崇禧深怕中央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建立根据地，于是决定放弃湘江防线，“开放”桂东北通道，催促中央红军过境。
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了自保，使全州到兴安界道之间的百里湘江两岸，没有正规军防守。而何键为了防备中央红军从道县北上直趋湘西，将湘军主力集结于零陵到湘桂边境的黄沙河附近，拒绝了蒋中正要他移军南进以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反而要求已到零陵的薛岳接替桂军原来防线，薛岳却以“远道驰来，辛劳特甚，请俟敬日全部集中零陵后再行派遣”为理由没有执行。
十一月二十三日，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渡过了潇水，向广西东北部的全州、灌阳、兴安进发。
实际上，博古、李德等人要走的这条路，早已被蒋中正算定了。原来蒋中正在第一步计划失败后，正在纠集李宗仁等部二十个师的兵力开往全州一线，要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之滨。博古、李德等人的谋划，无疑是硬叫中央红军往蒋中正布置好的那个三角形“口袋”里钻。
就在这时候，中央红军还曾有一个有利的战机，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抢渡湘江。原来在广西境内的全州，原是由桂军驻守，因为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中正矛盾很深，跟湘军何健也是矛盾重重，所以，李宗仁、白崇禧眼看红军日益逼近，为了保卫要地桂林，就下令驻守全州的桂军撤往恭城、平乐一带，这就造成了全州、灌阳一带兵力空虚。
此时的军委纵队已经到达文蒂、桂岩一带，距离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一百六十多里，假若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到达。但是博古李德等人却仍然让人们抬着从苏区带来的“坛坛罐罐”走，加上李德在过了潇水之后，又错误地命令中央红军左翼变成右翼，右翼变成左翼。
这样一改变队形，又延误了行军时间，加上本来的行军速度就慢，就这样，一百六十多里的路，红军足足走了四天时间，才到达湘江江边。当红军前锋侦查部队到达全州城下时，湘军已经抢先一步入城了。
桂军撤防后在兴、全造成的缺口，虽在广西境内，但是何键也有责任弥补，因为何键负有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和漓水东岸的“重大使命”。正当何键又急又恼的时候，接到蒋中正让湘军向南推进，接替桂军原来防线的命令。
如执行此令，势必削弱湘军在零陵至黄沙河封锁线上的力量。这是何键最不情愿的。如不执行此令，又怕失去蒋中正的信任，受到指责。
为此，何键大伤脑筋，但最后，何键终于把维护湘系集团对湖南统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宁可担“抗命”之嫌。当十一月二十三日何键接到蒋中正的南进电令时，实际情况并不象何键在回电中所言，湘军向南推进是“兵力时机两不许可”。
事实上，黄沙河的湘军在时间、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黄沙河距全州仅五十里，距兴安界首也不过一百六十多里。如湘军立即行动，十一月二十四日就可接替这段防务。只是因为桂系军阀出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放弃全、兴、灌防务，而湘系军阀也出于维护本身安全的考虑，没有迅速填补这个缺口。
这就使桂北的湘江线上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的七天之内无人防守。如果中央红军能在此时越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要知道能不能抓住有利时机渡过湘江，请看下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