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提出对当前的政治路线进行检讨，大家心中都明白，张国焘是借检讨政治路线的机会改组中央领导层。张国焘的意见没有得到一个人的支持，张国焘也就孤掌难鸣了。
但是张国焘仍然在进行活动。张国焘在私下里散布：“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不解决，四方面军很难协同作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
张国焘对中央政治路线的批评无疑得到了红四方面军多数将领的支持，同时还得到少部分一方面军干部的支持。陈昌浩曾经约见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支持张国焘。而红四方面军将领目睹了一方面军近乎溃败的狼狈境况情形后，自然会觉得中央对一方面军的领导已经遭到了严重失败。
再加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秦邦宪、凯丰等人对四方面军进行了过分的批评，批评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习气，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指责四方面军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些不适当的批评指责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极大反感，更加深了四方面军将领对中央的不满。
徐向前是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鄂豫皖苏区一直担任重要军职，从一九三零年开始，先后担任第一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委委员、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等职务。
但是他对中央一些领导对四方面军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行为也很有意见，心里很不是滋味。徐向前曾经对人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现在怎么又是军阀啦，又是土匪啦，又是落后啦，又是逃跑的啦？！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
在四方面军对中央出现不满的情况下，中央考虑到两支红军的团结，七月十八日，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兼军委总负责，给予他全军指挥权。
七月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日，中革军委下达《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
由于胡宗南主力集结于松潘地区，张国焘对松潘战役缺乏信心，主张走阿坝这边的路，另一部走班佑，由于张国焘的犹豫，结果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不得不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于八月三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主力，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区域发展的局势。
为执行这一计划，中央还决定将一、四方面军主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以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军与三十二军组成，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从卓克基攻阿坝；右路军以一方面军的第一军与第三军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与三十军组成，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从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四日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秦邦宪等十一人。会议议程有两项：一是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张闻天首先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即第一项议程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
有利条件一是由于远离南京政府，蒋中正的在西北统治是削弱了。二是西北地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是蒙、回、藏等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三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并且能够得到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接下来，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都赞同张闻天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同时，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
张国焘在会上发言，认为退出川陕根据地和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联邦政府都是正确的。同时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是错误的，是失败情绪的表现，导致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应好好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陈昌浩在发言中替张国焘说话，声称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误会。
张闻天就第一项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对决议案大家意见无大分歧，同志们也都是一致的，这是一、四方面军胜利前进的保障。他还说：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一方面军来纠正缺点的。但须注意可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结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讨论组织问题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主张“坚决提拔工农干部”，提出把四方面军九人加入到进政治局。而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共才八人。张国焘要求也太离谱了。于是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和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
会议还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一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会议进行到第三天，于八月五日通过《关于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沙窝会议对于加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团结，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对中央路线进行审查，公开进行与中央对立的活动。
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
中央于八月十五日给张国焘发报，明确要求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都走右路主攻班佑。由左路一部分兵力出阿坝策应右路，掩护后方前进。
但是张国焘在十九日给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和陈昌浩发报，一面同意中央十五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八月二十日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问题。到会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秦邦宪、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十二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毛泽东还从敌情、地形、经济条件和民族条件四个方面说出了这样做的理由。
毛泽东指出，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还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秦邦宪、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到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在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逼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主要内容是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做了一些补充。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和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