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王朝到了中期，面临的情况是内忧外患。
国内方面：“首先官员太多，并且官员俸禄优厚。”
第二：不重视武将，却大量养兵。
第三：皇室成员挥霍无度，造成财政紧张。
第四：官僚、地主争相兼并土地，还隐藏土地数量不纳税。
第五：朝廷将税收分配给大多数贫困家庭，使百姓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国外方面：“对辽、夏战争的失败，迫使宋朝采取和平政策，每年向辽、夏贡纳大量银、绢、帛、茶等财物。”
这些贡品来自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加剧了国内阶级之间的矛盾。
原本已经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更加难以支撑。
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危机局面，促使一些清醒的大臣，呼吁宋朝廷改革消除积弊，以此稳定统治。
而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也注重减轻边境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得到了加强。
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仗，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到了1043年，西夏国主李元昊愿意称臣求和。
宋朝答应每年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等财物，北宋边境局势才暂时稳定了下来。
范仲淹不仅是一名军事家，也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他来自苏州吴县，从小父亲就去世，因为家境贫寒，母亲只好带着他改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
范仲淹在一个非常艰苦的环境中长大。
他住在寺庙里读书学习，穷得连三餐都吃不上，只好每天煮一些粥来充饥，但他仍然刻苦自学。
有时候，读书到三更半夜，实在累得睁不开眼睛，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疲倦消失了，继续读书。
1015年，经常多年的努力学习，范仲淹终于考进士及第，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后来，范仲淹成为了朝廷的一名谏官，因为看不惯吕夷简滥用权力，就大胆地向宋仁宗揭露了这一点。
这件事被吕夷简知道后，立即反咬一口，说范仲淹结党营私，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
宋仁宗听信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南方，直到宋、夏两国战争发生后，朝廷才把他调到陕西去抗敌。
范仲淹在宋、夏两国战争中，取得了一些战功，宋仁宗认为他确实是个天才，便打算重用他。
再加上由于朝廷内政腐败，以及与辽、夏战争的巨额军费和赔偿支出，宋仁宗产生了财政恐慌。
宋仁宗就将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并任命他担任副宰相之位。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就立即召见他，要他提出一些治理国家的政策。
范仲淹知道朝廷有太多的弊端，不可能一下子改掉这些问题，就打算一步一步地来实行。
然而宋仁宗一再敦促，范仲淹只好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是：
一：官员必须定期考核，根据自己的政绩晋升或降职。
二：严格限制大臣子弟依靠父亲的关系得官。
三：改革科举制度。
四：慎重选择、任命地方官员。
此外，还有提倡农桑、减少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规等。
在政治上，范仲淹主张严格考核各级官员，清除腐败犯罪分子，限制特权势力。
在经济上，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主张“劝农桑”，认为这是“富国之本”。
在军事上，他主张军队要搞生产，要实行“兵在于民，且耕且战”的兵农合一制度。
一年之内，士兵三季务农，一季训练，这样子就可以节约军费，增强军队战斗力。
他认为军事将领要从士兵中提拔，要做到“择将于伍”，提拔智勇之人作为统帅。
宋仁宗正有改革兴起的想法，看了范仲淹的计划，立即批准在全国实施这十项改革措施。
由于改革发生在庆历年间，因此这一改革在历史上被称之为“庆历新政”。
为了实施新政，范仲淹首先与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事的候选人。
有一次，范仲淹在政府部门审查了一份监事名单，发现有贪赃枉法的人，就提起笔把名字勾去，准备撤换这个人。
在他旁边的富弼看这一幕，心里有些不忍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一笔，可会让一家子人哭鼻子呀！”
范仲淹严肃地说：“不让这些人哭，那就得害了老百姓哭鼻子。”
听了这话，富弼顿时亮堂起来，十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
庆历新政的这些措施，主要是整顿政权机构，从而改善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挽救宋王朝严重的社会危机。
由于这些措施触犯了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所以新政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范仲淹的新政刚刚实施，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
那些皇室亲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闹起来，散布谣言，攻击新政。
他们天天在皇帝面前，说范仲淹这些人结交朋党、滥用职权，谋取利益。
宋仁宗看到这么多人反对新政，内心有些动摇了。
没过多久，范仲淹被逼在京城待不下去，就主动奏请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只好把他送走了。
范仲淹一走，宋仁宗就下令废除所有的新政措施。
范仲淹改革政治，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经历而感到懊恼。
过了一年，他的一位老朋友滕宗谅在岳州(今湖南岳阳)当官，建造了当地名胜岳阳楼，请范仲淹写一篇纪念文章。
于是，范仲淹就写了《岳阳楼记》。
在那篇著名的文章中，范仲淹提到，自己是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
他的思想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官员，我们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关心自己祖国的未来和命运，为天下黎民百姓的幸福做贡献。
后来人们一直传诵这两句名言，并学习其精神，而岳阳楼也因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
1045年5月，杜衍、韩琦、欧阳修也先后被贬出朝廷，短暂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
它未能改变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这也算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