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之后毕竟长期享受着远离战火的待遇。加上其生存环境对外相对封闭，其实较少和外界发生关系，这就使得其民系每一个方言碎片的内部，可以达到高度统一和同质化。
大规模的聚居族群，一般是难以达到严格同质化的，所以讲究存其神而去其形，在重要的公共伦理议题上达到取向一致，其他的放开，完成自生秩序，存善去恶即可。
所谓和而不同，这样反倒保证了大体量聚居族群内部的伦理价值取向的统一，甚至得以保留巨大的弹性和余地，去继续汉化周边族群。
所谓去其身而存其身，我们国族的汉化过程正是如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你不要小看这个，整个欧亚大陆，只有我们完成了这样的成功。乃至于整个地球，只有我们，完成了这样的成就。
你看看白皮洋夷，抱着基督教满嘴博爱的时候，是启动了多少血腥的屠杀，去爱护了所到之处的土著民族？
呃扯远了，话回正题，说说我们昨个面对这一撮江南皇汉们。你要把其当作男人来对待，其言行是不能理解的，你把他们当作长年被溺爱彻底娇纵惯坏的女人，瞬间一切都合理起来。
她不能接受任何一点忤逆自己心意的存在，只有一切顺意，才能使其安然满足。
她们是一种必须用水晶罩子罩起来的水晶花朵，经不起一点磕磕碰碰，眼中也容不下一颗沙子。至于这般模样是否可爱，别人是有别人的想法的，但是她不允许你有别的想法。
她们自己毫不掩饰地认为自己精明优越，这种脾性倒是和日本人高度类似。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同样是成长空间明确受限，走向孤岛化的精耕稻作种系。两者在种系发生学上有着亲密的关系。
日本人，按照先贤《越绝书》的记载，被视为外越。加上我们国境线内部的内越一起，即成为泛越族群。
泛越族群的人口起源实质，在现代的分子人类学研究里，其源流也是很好理解的。自现今的印度次大陆，至台湾及南洋诸岛，至珠三角，到长三角乃至上到东北的朝鲜半岛区域、日本列岛，这是一条远古的种群沿海迁移的连续通道，在以前的语言学研究上，被称作夷越语走廊。现在与泛越族群相捆绑，可称之为泛越走廊。
在此通道上大量生活移动着同一个种群，就是南岛诸族，加部分南亚的族群。这一点已经在现代分子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证实。这一族群的后代正是先贤《越绝书》中命名的内外两越，合称泛越。
越之为越，从字源上讲，是经过、超出，走向增加与极限的意思。这是越人普遍的生存风格。良渚模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他们是百越族群中最为鲜明代表性，同时被环境逼迫，不得不走向极限的一种文化范式。
其衣冠乃黑齿断发文身，食稻米，住干栏式建筑，行则擅长舟楫。
泛越族群普遍持有的技术就是这些，同时由于诸多地形隔绝，与外部的技术交流困难，在北方人口数次携带技术南下改善生产效能之前，就在原地将已有的生存技术尽量挖掘其潜力，推演向极限。
而良渚后期陷入了全面的困境。
社会政治结构上，缺乏改良变革方向。原因很简单，没有明确压力足以淘汰原有的政治架构。
良渚周边的基础建设，一主要体现在治水，二体现为针对少量野兽进攻而设的防御工事。没有大规模防御和扩张战争的痕迹。这很明确是由于当时地缘条件的封闭和良好防护性导致。没多少人打进来，也没人要打出去。
那么保持原有政治的惯性即可。在良渚王之下，是一种各个聚居部族头领间的勉强而妥协性质的原始民主。
最高王权的军事象征玉制斧钺，与原始宗教信仰的玉琮，同葬在一个墓室，集两种大权于一身，所以是一种政教合一体制。由于其形态异常原始，所以或许称作神权合一更合适。
不要说远古洪荒时期，就算近现代，走向政教合一的国家，继续变革开化的难度，无一例外都异常巨大，容易反复。而良渚正是抱着这样的体制，直到被洪水击溃淹没，都没有改变。
其最鲜明特征，在于对宗教祭祀行为的狂热爱好，后期越加强烈，导致祭祀玉器占用了巨大的产能。而帝王手握这种宗教祭祀狂热，也成功使得自己的王权坚固难改。
为什么狂热于宗教祭祀呢？如前所述，是难以解脱生存环境里的恐惧，必须借由祭祀行为平息恐惧。
良渚时期生存直面的首要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而不可控制的水患，其次是根本无法理解和处理的稻瘟，人口病疫。生存环境中的不可控危机，暂时超越了技术可以解决的范畴。
人类的灵魂无法永远生存恐惧里。不能平息和解除的恐惧，注定导致严重的神经症。宗教祭祀使得心灵得以安慰，于是生活得以继续。
良渚后期是这样一个系统：粮食生产能力拉满，穷尽稻作技术的改良空间；人口再繁殖能力拉满，穷尽粮食供给的所有空间；在庞大的粮食和人口产能加持下，将宗教祭祀行为拉满，以平息对生存危机不可控性的恐惧。
此三者合力，彻底穷尽了良渚社会变革的潜力与余地。
同时良渚族群就现有考古学迹象看，其族群并无兴趣有组织地向周边侦查、机动、战争、迁移。除了擅长组织大规模雕玉祭祀行为，彻底消耗已有社会产能之外，没有别的社群政治技术的突破可能。
自然的人口扩张外溢，也并未导致有目的成组织的外扩。也是部族妥协性民主所不可避免的。
其社会组织架构仅仅实现了一个突出的功能，就是将土人训练为极度勤劳、同时普遍痴迷于宗教狂热的劳工。伴随着外部危机的加剧，祭祀雕玉行为也越加狂热。
实际上不只是鲜明的玉祭特点，良渚内部还同时存在人祭。这种社群运作形态和价值取向，与拉丁美洲古代某些沉迷宗教狂热的土著文明末期非常类似，应该被称为末路文明的普遍范式吧，比如阿兹特克、印加。
一艘无法回头或转向的巨轮，最终在4200年前全球降温事件的大周期里，在气温降低的整体趋势下，整个长江中下游剧变向干冷气候。
良渚文明圈由于在农作物耕种和食物来源方面没有转变模式，无力适应，加之东海海潮倒灌、洪水肆虐，环太湖的良渚文明因此被就地击溃消亡，分崩离析。
越之为越，就是因为其在走向极限。然而将社会功能的各个方面都彻底推向极限，仍然没有超越毁灭的命运。我想当时他们的土著，面对无可回避的毁灭，内心应当是非常悲凉的。
这种无法战胜而注定穷途末路的绝望感，哪怕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国民政府里无数文人低调的哀歌里，都能清晰的听到。这是他们长年历史命运的原型。
擅长割据政权的东南士族后代，突然拿到名义上的全国政权，于是第一反应就是叫嚣割土弃地。虽然土地少了，可是“自家的汉土”政治越纯粹精进，再说割弃的都是边疆，又不是自家的宝贝土地，完全不心疼。想来这也是文明的本能吧。谢天谢地要谢谢蒋老哥，没任由他们民国文人乱搞祸国。
每一只鸟儿都有歌可唱，他们只是意识不到自己所唱起的，正是自己所有父辈唱起的第一首歌。
由于原本就是部族间妥协性质的脆弱民主组织体，外加洪水海侵后导致的地缘切裂，被击溃后，立即破碎为数个互相孤立而敌对的小聚居族群，停止了交流，直接失去了考古学上的联动特征。
原有的技术不仅难以保存，反而就地衰退，直到最后变成了我们先祖南下时候看到的，刀耕火种，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的原始吴越人，无法重现原先巅峰时期的文明水准。
后来的一个淔江就能凑出八十八种大量难以互通的方言片区，即是被这种演变逻辑的残留惯性所驱使。
直到后来，北方中原来的华夏部族，带她离开了孤岛世界，成为伟大历史中的一员，避免了日本一样逼仄窘迫的国运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