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0月23日，北京政变之后，政权落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手中。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解决新国家建设的问题，通电全国。
孙中山不仅收到了冯玉祥的这个电报，还收到了国民党北方组织和一些国民党要人的电报。
他们一致邀请孙中山立即赶赴北京，主持大局。
孙中山北上的消息传遍国内外，引起一阵舆论骚动。
国外有人评论说：“孙中山可能会改变主意。”
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大元帅北上，相当于承认了北洋军阀政府，这怎么能行？”
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现在我们只希望孙中山先生尽快发表一份宣言，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合作。”
接下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政治立场，并要求召开全国会议。
由于过度劳累，孙中山的肝病频繁发作，身体越来越差。
他比以前更清楚革命中存在的问题，经常希望革命能再头再来，但他的健康状况不再允许了。
宋庆龄听说丈夫要带病北上，含泪劝慰，不忍丈夫再受颠簸之痛。
更何况北上是福是祸，谁能说清楚呢？
孙中山决心北上，无论北京将领们是真诚欢迎，还是别有用心，自己都要去。
为了国家的统一与和平，为了人民的苦难尽快结束，即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不管怎样，自己必须试一试。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直系军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一方面，吴佩孚发表讨伐冯玉祥的通电。
另一方面，他从前线撤出部分兵力，回攻北京。
他还联络了湖北的萧耀南、山东的齐燮元、孙传芳等直系将领，约定北上讨冯玉祥。
面对直系的军事压力，冯玉祥等人决定邀请段祺瑞出山，稳定大局。
10月26日，冯玉祥发布通电，拥戴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
10月30日，张作霖与卢永祥、奉军各将发布联名通电，拥护段祺瑞担任反直系联军的统帅。
这样一来，吴佩孚只能腹背受敌，走投无路。
11月3日，吴佩孚带领残部南逃。
与此同时，代表直系军阀势力的曹锟大总统，不得不宣布辞职。
接着，北京成立了摄政内阁，由黄郛担任总理，摄行总统职权。
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采取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行动。
就是将清朝废帝溥仪等人，驱逐出紫禁城。
规定：从即日起将永远废除皇帝的尊号，清室移出紫禁城，自由选择住所。
同一天，在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的命令下，宫中470多名太监、100多名宫女被遣散。
溥仪和清室后妃，被强行送往什刹海的“醇王府”居住。
后来，他们又被移至天津的“静园”。
11月21日，在冯玉祥的邀请下，段祺瑞进入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
黄郛摄政内阁，由此结束。
北京的最高权力，落到了获胜的军阀联盟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和张作霖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孙中山北上。
孙中山只好绕道日本，前往北京。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
连日的奔波操劳，孙中山一到天津就病倒了。
听闻此事，段祺瑞假惺惺派代表前往天津，迎接孙中山。
谈到段祺瑞与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时，孙中山十分气愤。
严声厉色地说：“我一再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北京政府却不顾道义，尽做一些倒行逆施的事情。”
“既然那么喜欢按照外国人的要求办事，何必还要欢迎我呢？”
张作霖也带着手下来到天津，威胁孙中山说：“外国人不好惹，劝你还是放弃与共产党合作的念头，我负责调和你与外国人的关系。
“否则惹恼了外国人，后果不堪设想！”
孙中山听了火冒三丈，连病带气，病情逐渐加重。
12月31日，孙中山带病抵达北京，段祺瑞处处针锋相对，阻碍他主持国事。
孙中山又气又急，病情突然恶化，医院诊断为肝癌，已经无法治愈。
弥留之际，他仍然把“拯救国家、拯救人民”放在第一位。
留下遗言说：“我余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其目的是实现国家自由平等。”
积累40年经验的我，深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唤起人民、联合世界平等对待我们民族的国家，共同努力。”
有人回忆说，孙中山临终前反复说：“和平，奋斗，拯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这位伟大的中华民国创始人，与世长辞。
这一天，中国革命损失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