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人。
国民军开炮自卫反击，将日本军舰赶出大沽口。
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便联合了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
3月16日，八国公使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并限制在48小时内回复，否则将用武力解决。
与此同时，各国派遣军舰聚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
3月16、17日，国共两党在北京开会。
徐谦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与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共同决定组织学校和群众团体在天安门集会。
3月18日上午10时，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
与80多所学校师生，一共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
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和他写的对联，悬挂在广场北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台前横幅上写着“北京各界坚决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
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大会。
大会主席、中俄大学校长徐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
大会决定：“通电全国一致反对八国通牒，驱逐八国公使，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军舰，电告国民军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战。”
最后，大会通过了八项决议。
大会结束后，游行队伍由李大钊带领，从天安门出发，经过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
最后进入铁狮胡同(今张自忠路)东口，在段祺瑞执政府门前的广场请愿。
示威群众推选代表与卫士长交涉，要求开门放队伍进去，并要求段祺瑞与国务总理贾德耀出来见面。
段祺瑞的执政府工作人员担心局势失控，命令军警以武力驱散游行队伍。
结果，造成47人当场死亡，200多人受伤。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牺牲，李大钊、陈乔年也受了伤。
后来军警在清理现场的时候，竟然把死者的财物全部掠去，连衣服都剥个精光。
知道政府卫队打死了徒手请愿的学生后，段祺瑞立即赶到现场。
他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当天下午，段祺瑞和北京国务院声称，今天的惨案乃是徐谦鼓动所致。
下令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5人。
朱家骅、蒋梦麟、鲁迅等几十人也被列入黑名单。
李大钊、徐谦、鲁迅等人被迫转移，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迁入苏联大使馆。
3月19日，各地舆论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
3月20日，贾德耀内阁因“三一八惨案”辞职，段祺瑞也下令抚恤死者。
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
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在紧急情况下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努力，发动比“五卅”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操场，为亡灵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鲁迅题写挽联：“死了倒也罢了，活着又能怎么做？
之后，又为这次惨案连续写了七篇檄文。
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
4月9日，鹿钟麟率领国民军以段祺瑞“暗通奉系”为罪名，包围了国务院。
段祺瑞连忙逃入东交民巷法国大使馆，执政府宣告倒台。
4月17日，奉军占领了北京。
奉军进入北京后，查封了《京报》馆和一批报刊。
4月26日，邵飘萍被秘密处决。
张学良逮捕了共产党员郭隆真，然后派奉军闯入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俄大学等，大肆查封书刊，搜捕反对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