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
自1930年12月以来，国民党连续五次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试图消灭红军和共产党人。
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前四次反“围剿”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自行担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其中的50万兵力，则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次“围剿”行为，敌人采取了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
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的反“围剿”战争。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驻中国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了懂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
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陷入被动地位。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来第六届五中全会。
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峰。
随着“左”倾向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红军只能在反“围剿”战争当中，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
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受更为严重的损失。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
“左”倾错误的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居然调动红军主力与敌人“决战”。
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了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7月，面对敌人的新进攻，“左”倾错误的领导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
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
这样一来，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
无奈之下，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6日，红军8.6万主力军，从瑞金、福建长汀一带出发，踏上了长征之路。
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军队前堵后追，试图在湘江以东消灭红军。
红军浴血奋战，终于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线。
但是，红军也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从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
1935年1月1日，红军成功抢渡乌江。
1月8日，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驻遵义。
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省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这次出席会议，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博古。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
各团将领：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翻译人员伍修权等人。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军事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分析批评。
许多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经过一番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该决议明确指出，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犯了一系列原则错误。
主要原因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退出根据地之后，遭受的严重损失。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决定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工作。
接着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的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则负责军事总指挥。
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