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镇海之战，翻版林则徐殉国记

1841年10月1日，英军只用一天时间，不，严格来说应该是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甚至只用了区区2个小时的战斗时间，就击溃了裕谦手下三总兵所率领的2万余人的庞大舟山守军，攻克了定海。这不仅意味着舟山群岛再次落入了侵略者手中，同时也预示着裕谦麾下守军的半数已被消灭，而且是最精锐的那一半。此后，他虽然发动大量地方民团协防，但原有的正规军已少之又少。除了1000名从徐州赶来的援军和少量本地绿营残部尚有一战之力以外，其余的守军几乎都是一些完全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乌合之众。英军的海面优势让清军在舟山遭遇团灭，但在裕谦看来，因为自己坐拥地利优势，所以根本不必忌惮兵力的稀缺。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各种秘奏中，他都反复强调自己的优势和信心。同时，对看上去主战意志并不坚定的余步云，裕谦也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不爽，对其多有微词，闹腾得道光皇帝都动了想要临阵换将的念头。

但是，就跟伊里布和琦善所遭遇过的情况一样，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即时通讯手段，所以任何战报和前线实地的实际情况变化，都跟京城之间存在一个十来天的时间差。所以很多“新闻”，传到了京城，都早已经变成了“旧闻”。定海战败的战报也一样，明明是10月1日都已经打的败仗，但是直到10月8日，道光帝收到的裕谦关于定海前线的情况汇报都还是“形势一片大好”。直到10月10日，道光帝才接到了定海陷落的战报，但是，此时的裕谦已经壮烈殉国了。而且，由于中国官场惯行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潜规则在发挥作用，定海一战传到道光皇帝的耳朵里也已经严重地走样了，变成了定海三总兵以区区不到6000人跟2万多英国人浴血奋战了六天六夜。对于定海失守的原因，裕谦也还是只字不提英国人陆战其实跟海战一样不可匹敌，而是推搪说是定海出现了汉奸、带路党，而且人数不是一两个，而是万余人，拿的武器也不是䦆头烧火棍之类的，甚至也不是什么锄头、扁担、柴刀之类的，而是抬枪、火罐、火箭等“正规军装备”。这样一推理，就等于是定海三总兵率领6000余人，与3万多“敌人”血战了六天六夜了。

然而，八百里加急快报还没有完成来回，英军的兵锋就已经指向了镇海。虽然英军再次干脆利落的重新占领了定海，但是他们又遇到了跟第一次占领定海以后所遭遇的同样的窘境，由于岛上的中国老百姓的敌视，导致占领军补给出现了严重的困难，这一窘境得不到妥善解决，可以预测，1841年的冬天，对定海的英军而言，又将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冬天，甚至是极有可能会不得不再次把吃进嘴里的舟山给吐出来，不得不再次自行撤离。于是，为了彻底把定海打造成冬季继续向江浙一带进军的大本营，英国人迅速发动了镇海、宁波之战，妄图占领浙东，给定海打造一个稳定的补给基地。所以，1841年10月8日，英军在定海只留下了2艘辅助舰船和400名英印部队，准备以其余的27艘战舰和2200多人的主力部队进攻镇海。

本来，定海一战完败之后，裕谦受到的震动极大，他是如何也想不通，为什么他派了足足2万余人的守军驻守自己苦心经营的土城，但是还是没扛住区区2000来名敌人仅仅一个时辰的打击。但在部将面前，裕谦还是一副豪气冲天、牛逼哄哄的样子。不过，这些都是作给那些裕谦想要他们给自己卖命的兵将看的秀。早在10月8日，也就是英军迫近镇海的前一天，裕谦就早早遣散了自己的幕僚们，并且告诉他们：明天我会站在镇海城头上，和英国人死战到底，你们可以远远的观望，如果我败了，你们什么也不要管，赶紧逃命去吧！

对东家的这番好意，幕僚们个个悲愤万分，可即使如此，裕谦依然信心满满，他告诉幕僚们，哪怕我死了，也不要失去信心，大清人才济济，一定会再派新的大将到来，大局依然是有希望的。所谓“东南尚可为，勉之”，是他留给幕僚们最后的叮嘱。

明知不可能赢的裕谦，毅然决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打完这人生最后一战。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点上，裕谦无愧于他与林则徐齐名的名头，而他之所以召集幕僚，说这番丧气话，并非只是为了关照这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亲随们，更有一个重要目的：战争的整个过程，你们要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哪怕我壮烈殉国了，我以生命换来的作战经验，也会为以后大清的战局，提供参考。作为一个负责的大清官员，裕谦确实拼了。

而且，裕谦作给手下兵将们看的满满信心，也并非完全是无所倚凭的。如果说，厦门的倚凭是石壁，定海的倚凭是土城。那么，镇海的倚凭，就是天险。

镇海，在今天宁波的北仑区，位于杭州湾喇叭口的南沿，甬江（当时叫大峡江）入海口的北岸处。镇海临海一面有两大天险——招宝山和金鸡山。招宝山屹立于甬江入海口北岸，山上有明代时为了防御倭寇修建的城堡。金鸡山位于甬江入海口南岸，和招宝山互为犄角，尤为险要。甬江入海口外10余里处，有笠山、虎蹲、蛟门等岛屿，它们与招宝山、金鸡山一块，一同构成了镇海之屏障。

1841年2月，裕谦接替伊里布来主持浙江防务的时候，他见甬江水浅，就主观臆想英国的大号军舰一定不能驶入。于是裕谦就认定不必为镇海的防务操心，毕竟英国人的大船进不来，小船进来嘛，英国人舍长取短，肯定讨不到好果子吃，而且那时候“英国人不善陆战，一到陆上就一仆不能起”的论调很盛行，再加上他更关心的是舟山，是定海，镇海在他眼里至少没有定海那么重要。故而裕谦一开始并没有把打造镇海防御体系当一回事。

不过，当时刚接替战败了的乌尔恭额，出任浙江巡抚不久的刘韵珂多留了一个心眼。他不想使自己也变成第二个乌尔恭额，所以，刘巡抚一直怂恿、鼓动伊里布和裕谦这两届钦差大臣，在镇海花了不少的功夫来打造镇海防御体系。

截至战前，经过两任钦差大臣一年多的心血倾注，定海的防御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个浙江版的“虎门防御体系”。具体而言，就是在招宝山上构筑了西脚、南脚、勾金塘3座炮台，防御甬江北入海口的北、东、南三个方向，由浙江提督余步云率部坐镇驻守；在金鸡山的北山脚下构筑了一座石头炮台，东北方向构筑了土筑炮台，防御甬江的南岸，由总兵谢朝恩率部驻守。除此之外，在甬江河道内，也仿照关天培在虎门的玩法，沉船塞石头，还在金鸡山和招宝山后的甬江南北两岸各设置了一座炮台，构筑军营，形成梯次纵深防御；镇海县城，裕谦也仿照广州将军阿精阿的作派，用沙袋堵塞城门，堆厚墙，裕谦本人亲自坐镇镇海县城指挥。

整个镇海防御体系，一共有驻守清军4000多人，火炮157门。

可以想见，裕谦的偶像本尊林则徐大人和大清水战第一人关天培挟大清当时最强的水师所精心打造的虎门防御体系都没够英国人塞牙缝，镇海这个微缩版的“虎门防御体系”，其结局如何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10月9日，作为英军主要指挥官的休.高夫子爵和威廉-帕克爵士，专程坐船对镇海的防御情况进行了侦查。虽然他们也没摸清清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这一致命缺陷，但还是将镇海的防御部署情况大致了解清楚了。他们注意到清军重点布防在靠近甬江口北侧的招宝山，并在招宝山南脚的威远炮台周围构筑了很多临时炮位，以便弥补火炮不能转向的老毛病。甬江口另一侧的交叉火力，则来自南面的金鸡山上的炮台。两山背后还有清军营地存在，表明存有一定数量的机动部队。至于甬江本身，已经被人用石块和沉船封堵了部分水域，让航道变得非常狭窄。内侧还有数量不明的水师船队驻守。

针对清军的以上部署，两位英国指挥官也很快达成了联合作战方案。火力最强的招宝山阵地由海军负责主攻，而机动兵力布防的金鸡山则由陆军负责。虽然清军有意增加临时炮台，以便分散使用手里的157门各类火炮，但终究在周遭留下了许多防御漏洞。以舰船机动的英军，完全可以绕到侧翼进行迂回攻击。虽然不清楚镇海城本身还有多少后备力量，但控制了两座小山便足以将炮口对准城内进行俯视轰击，这也是当时英军惯用的伎俩：占领制高点，然后对城市进行俯射。

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附近集结，9日完成了登陆准备。

10月10日早上，英军分左、右两纵队进犯金鸡、招宝两山。

裕谦“亲援枹鼓”，督战威远城。在他的感召下，士兵们无不感奋，纷纷浴血奋战。

首先遭到重击的是清军水师。他们不仅堵塞了部分甬江航道，还在内侧藏有30艘火攻船、20艘划桨战舰与人力轮船，以及四处征集来的60艘大小渔船。裕谦原计划是以浅滩阻止英军大型战舰进入，再集中火力击毁从狭窄航道驶入的小型船只。但英军却根本不准备直接进入航道，反而在江口不断开炮射击，很快就将蓄势待发的水师全部摧毁。由于兵丁迅速溃败，火船也就失去利用价值。

期间，英军为了侦查和挑衅守军，出动装有蒸汽动力的东印度公司“皇后号”武装蒸汽船驶入甬江狭窄的航道内，以自身火力对清军的人力木船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火力打击。

也正是由于英国小型战舰的拒绝深入，作为甬江南侧防御据点的金鸡山炮台便失去了大部分作用。相反，倒是1400多英国步兵开始从两个方向围攻山头。清军虽然有部署机动部队，并在阵地后方设立壕沟和临时障碍，但始终没有料到对手的两路绕行，英国“复仇神”号和“弗莱吉森号”号2艘武装汽船，前后夹击抢滩登陆，第一轮炮火就把总兵谢朝恩打落海。剩余的大部分守军只敢在阵地内胡乱放枪，但很快就被刺刀冲锋的英军一边倒的碾压击败，在谢朝恩和麾下家丁先后尽数死于近距离交战后，几乎所有人都望风而逃，把金鸡山拱手让给敌军了。

谢朝恩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和杨芳一样，曾经在西域平定张格尔叛乱中立功，而且画像也上了紫光阁，在当时清军陆军武将排名里，一度是仅次于杨芳的第二级别军事大佬。西域重镇和田就是他亲手收复的，他还在西域死磕过俄罗斯火枪装备的中亚叛军，理论上说，属于对付洋枪洋炮的专业人才。可出乎裕谦意料的是，面对英军强大的战力，这位专业人才也没撑过几个回合就殒命当场了。

与此同时，英军主力舰船对北面的招宝山进行了火力压制。固然清军已经做到炮位换位挪移，但依然无法在射程和精准度方面同皇家海军匹敌。加之英国海军的炮弹填装速度冠绝全球，很快就以高强度的一连射击占得优势。几乎所有清军工事都惨遭破坏，守军完全无法集结作战。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是，传言腿不会打弯的洋人，居然从山的北面直接攀爬。在部分先头部队攀缘之时，还能获得友军的排射保护，让火力本就孱弱的守军无法好好反击。最终，除了战死和逃跑的人外，守将余步云带着残兵被赶出了炮台废墟。不少人本能的向南侧退却，又被身后的甬江挡住了去路，遭到英军步兵的再次击溃。

这样一来，镇海之战，已经大势已去，英军可以用大炮俯轰镇海县城，掩护军队从东门缘梯攀城。

本在镇海城内正襟端坐的裕谦，此时已经完全慌了神。眼看镇海崩溃在即，悲愤无比的裕谦，就像他先前承诺的那样，在从城内逃出来后不远，就来到学宫有个叫做泮池的池子旁，郑重向京城方向磕了几下头，然后纵身一跳，投水自尽了。他的随从连忙将他救出，急速运往余姚，但在半路上，他已经溘然长逝了。他之所以悲壮殉国，而不是像颜伯焘那样赧颜求生，不仅仅是因为防务在半天内惨遭崩溃，还因为本身在几天前传递秘奏中对皇帝夸下海口，揄扬防务在自己的打理下稳如泰山。固然被家丁救起而没有马上气绝，但整个区域的清军都已经失去了最高批示中枢。当余步云带着残存的数百人撤回城内时，发现钦差大臣早已因为昏迷不醒而被送出城去了。留在县城的预备军力，也因为长官的自杀而悉数解体。眼看抗击无望，剩余的清军便无可奈何的向北逃往了宁波。

而就在此期间，先前从招宝山战场上逃回来的余步云，更曾慌不迭的跑来找裕谦，请求“暂行羁縻”，也就是花钱服软先换个太平！

这招发展到此时，基本已经成了大清官员们的常用招数，但裕谦，却坚决不吃这套，拼了老命，也要打到底！

可余步云却真急了，他裕谦作为主战派，可以博一个好名声，而余步云自己一直与伊里布一样，被人骂作主和派，他可不想为了裕谦的“名节”赔上老命，于是就推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三十多口人，女儿今天出嫁，全都看不着了，真心死不起。

听到这番凄苦陈诉，裕谦一阵黯然，他何尝不知道，出生入死多年的余步云，若是个孬种，当年怕就葬在西域了。刀山血海里滚过来的他，此刻都如此惊慌，只能说敌人太狠，打不过倒其次，关键是，看不到打赢的任何希望。

面对这近乎崩溃的绝境，裕谦说出了他名垂青史的一段话：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义事大，此志断不可夺。这意思是说，我理解你余步云，可我心志已决，大家各走各路吧！于是，无可奈何的余步云率残兵退到了宁波。

镇海一战，清方死亡数百人，英方死亡3名，受伤16名。而随着裕谦的壮烈殉国，撤退宁波的余步云，就成了清军的最高长官。

这位先前哭天抹泪的老将，此时已无兵可战，无险可守，只好效法伊里布，发照会给璞鼎查，要求“善议”。也就是先服软。

可他的运气实在太点背，璞鼎查不是义律，可没这么好说话，上来就直接要钱，余步云作为一介军人，哪里提供得起璞鼎查的狮子大开口？于是，璞鼎查索性不跟余步云废话，立刻指挥舰船沿甬江上溯，直逼宁波。

余步云只能继续跑，如此一来，就把守军早已逃跑光了的宁波，丢给了英军。

随着定海、镇海、宁波的相继丢失，大清王朝的东南江山，已经进入被打烂的节奏了。

同样焦头烂额的，自然还有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

1841年10月18日，道光皇帝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裕谦殉国，镇海失守。

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的心情，几乎就是糟心大连环，收到的奏折，除了不打草稿的吹牛，就是连篇累牍的坏事。不是被忽悠，就是被打击。

但先前所有的糟心，却都没此时此刻令他痛的深，以至于看到奏折后，这位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忍不住当场就泪如雨下，悲痛得难以自抑。他实在想不到，自己麾下最“强硬”的钦差大臣就这么轻易地就殉国了。而比这更叫道光皇帝欲哭无泪的，就是大清朝糟糕的财政状况。

当年怕英国人打仗，就是因为手头没钱，后来决心打仗，更砸了自己的私房钱。国库里省吃俭用的一千多万两白银，全数都扔进去了，却跟个无底洞似的，怎么扔也填不满。而此时的大清，除了打仗这事，其他诸如漕运河工，赈灾救济，样样都在伸手要钱，个个带着哭腔说着苦到家了。而户部方面却汇报说，目前沿海各省的军费缺口是一千二百多万两，东、南两处河工要用银子七百一十万两，江苏、安徽和湖北赈灾还需要一百五十九万两，总费用已经高达二千一百多万两，这些，远远超过了户部的支付能力。

道光皇帝本来不想再打下去了，可看看地图却又明白，现在是不能不打了，连宁波都沦陷了，英军的兵锋正一路向北，直指大清最富庶的江南大地，那可是大清朝的钱包，一旦叫英国人打烂了，大清也就真砸锅了。

为了不被砸锅，还得硬着头皮打。

随着整个浙东都被英军顺利占领，清廷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纵观整场镇海之战，英军的技术、指挥和组织优势都非常明显，拿下胜利并不属于意外。但清军这边的组织与指挥混乱，却是比技术差距更显眼的绝对劣势。为了给失败寻找替罪羊，一直坚持抵抗的余步云在后来被下诏入狱。最后成为鸦片战争中唯一被处死的高级将领。他的罪状除了丧师失地，还有裕谦生前发给皇帝的各类小报告。倒是战前漫天吹牛、战时轻易寻死的钦差大臣，在死后受到皇帝的褒奖。 

其实，道光皇帝不仅需要一个祸首惩办，也是出于信赖八旗远胜普通汉臣的政治正确。如果时光倒退百年，这样的做法或许还有理可寻。但经历的王朝中期的必然腐化，道光时代的很多八旗子弟已丧失先祖武德。相比余步云这样的资深军头，他们的实战经验几乎为零，对于战争的理解与腐儒士大夫无异。但因为身份的天然高贵，让他们得以获得更高权限与正确话语权。此外，清廷在进入中期之后，也免不了奉行严格的文官带兵习俗。文官在通常情况下更受信任，并可以获得制约武将的重大职责。这也是帝制朝廷的必然选择，用以防止武人集团的势力膨胀。余步云因为更加熟悉军务，知道镇海的防务空心化严重，不免倾向于敷衍妥协。但在具备旗人和士大夫双重身份的裕谦看来，这就是罪大恶极且不可救药。道光皇帝后来的裁决，也是要在逆境中重申帝国的行政运行规则。当然，大清皇帝在此时依然没有决定放弃抵抗。出于浙东地区的重要地位，他很快将派出更多部队进行反攻，并使得地区内的军事灾难也进一步加剧......

    虽然悲催的余步云被裕谦拉来垫背了。但是，裕谦这位翻版林则徐的死亡过程本身，其实也是扑朔迷离，疑窦丛杂的。除了“投泮池而死”说之外，还有以下说法。

    第一种，就是外逃说。说裕谦在英国侵略军入侵镇海时弃城而逃，而且把残部撂在一边，中间没提投水觅死的情节。

    第二种，绍兴自杀说。说裕谦临阵脱逃，“潜行”到了绍兴，感到见不得人了，就偷偷地服药自杀了。

    第三种，才是上面提到的泮池自尽说。不过叙述溺水程度有很多种，有说当时裕谦神志还清醒(一般是说裕谦被捞救上来后陷于昏迷状态)。

    众说纷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处在激烈的战争之中，而当时又不像现在有什么战地记者之类的，信息极为不通畅。尽管中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悬殊，但战争还是打得十分惨烈，守军以完败告终，朝野军民都没有及时搞清楚战争的过程和细节，导致一段时间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即使后来清廷有了调查结论，坊间还是存在不同的传闻。

    也有别有用心的传言，例如太子太保、浙江提督余步云本人的几份奏报，根本不提裕谦投水自尽之事，而是渲染裕谦乘轿子率先逃跑。余步云在对待英国入侵态度方面，与裕谦针锋相对。他比裕谦早来镇海大半年，熟悉定海、镇海军情，而且担负抗英斗争的专职，但他对抵抗的前景不抱乐观态度，所以一直抱着抵制、不作为的态度应战。裕谦主持“与城同存亡”的誓师仪式，余步云托疾不去。英军在招宝山勾金塘和小峡江口登陆，原先这儿设置的几门炮早已遭撤，林则徐在镇海军营时曾提醒这两处应该设防，但余步云没当回事。后来余步云带残兵逃到宁波，有意无意地玩了个“时间差”，比裕谦稍晚一步抵达，以此造成裕谦“率先逃跑”的假象。一到宁波，余步云发现裕谦已经转移到余姚，就急忙向朝廷诬告，说裕谦不但应为丢失镇海负全责，而且犯有故意“不入郡守城”以致宁波失陷之罪。余步云是镇海军营仅次于裕谦的高官，可以直接跟朝廷用快骑通话，由于他肆意制造舆论，并且广为扩散，消除其影响就很不容易了。

    后来，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负责调查裕谦的死因，颇多模棱两可之辞。他含蓄地批评裕谦处事轻率，导致“兵连祸结，贻害无穷”。

　　裕谦是个强硬的禁烟派，他认为听任鸦片这种毒品泛滥将导致亡国灭种。他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两江辖区内倾销鸦片的行为深恶痛绝，下令严禁鸦片贩卖，惩治吸食者，在几年禁烟中共拿获烟贩1000余名，流放吸食者不下2000名。

而且他还强烈批判诬蔑林则徐虎门销烟是“开衅”列强的荒谬论调，由衷支持林则徐。听说林则徐将抵镇海军营，裕谦十分高兴，主动向道光帝禀报说：林则徐是个非常难得的人才，一向为军队和百姓所“悦服”，也为英国侵略者所“畏惮”，他所采取的治理办法能够“体用兼备”，如果他来镇海军营，就可接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军营中的位置，让他会同余步云管辖驻镇将士，妥善处理各种军务，并定期往返定海“巡查弹压”，裕谦则可移至嘉兴，顾及上海(两江总督驻地)和江苏等。

     可道光帝早已经对林则徐恨得入了骨、浸了心，一个月后又将林则徐发往伊犁充军。裕谦名为军营统帅，实际上待下来的时间不多，直到1841年5月25日才有机会与林则徐见了一次面，先是在东岳宫，后在林则徐下榻的蛟川书院，两人几乎长谈了一整天。林曾建议放弃定海，裕谦苦笑说：那怎么可能？道光帝绝对不会同意。

    作为满清的封疆大吏，裕谦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区域存在诸多盲点，他蔑视西方的一些观点十分可笑，如将英国陆军将士打绑腿而且“连最后一颗风纪扣都要扣上的”的装束打扮误认为是“浑身捆绑”，还把英军将士踢正步的行为看作是腿脚不能打弯，一旦跌倒就爬不起来，展手动脚没力气，认为几个乃至十几个英国士兵都敌不过一个中国兵勇；认为英方大炮的准确度和射程抵不过己方，己方一放炮，敌船就会被炸得四分五裂……这些盲目自大、骄傲轻敌的幼稚想法，与裕谦的刚愎个性混合在一起，很快被残酷的事实彻底粉碎。

    虽然裕谦无愧于民族英雄这一称号，但是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守，裕谦应当负一定的责任。但兵力不足(朝廷答应从外省增调的兵力未到)、粮饷欠缺、武器落后、战术僵硬死板，还有朝廷腐败无能的大背景，以及整个清朝系统性、制度性地全面落后于西方，落后于英国，才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面对定海、镇海的接连失守，一开始宁波士民对裕谦大为不满。在定海失陷的消息传来时，镇海籍著名画家、诗人姚燮(1805—1864)痛心疾首，仰天长啸，质问究竟是谁在“坏我长城”？他在《闻定海城陷》诗中，尖锐地讽刺“大帅怡然树旄旌”，指责裕谦不给三总兵增饷请兵，以致定海惨遭沦陷。但后来在为“昭忠祠”撰写碑记时，他对裕谦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认为裕谦为人深沉谙练，与士卒同甘共苦，赏罚分明，纪律严明，决断睿智，并非如传闻中所说总是“刚愎自用”。他能率部下歃血誓师，“与城共存亡”，令人为之动容。他觉得裕谦投水自尽之举，简直与屈原大夫自沉如出一辙。

    他还认为，同是投水自尽，惟有定海知县姚怀祥可以与裕谦相比，姚怀祥当初冒死上英舰，指责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后来城破，他投水而亡。几乎与裕谦前后同一时间跳水死国的郡县官员至少还有4人，他们是宁绍台道道台鹿泽长、宁波府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镇海知县叶堃。鹿泽长投入镇海城河，救起时“腿已跌伤”；邓廷彩跳入宁波西门河中，经姜汤灌救获生；王鼎勋投月湖自杀遇救；叶堃先后在城楼自缢和投河后遇救。他们都在获救以后生存下来，不再觅死觅活，这与裕谦以死明志有很大的区别。后来，以刘韵珂为首的调查结果也认为，裕谦没有临阵脱逃，而是以身殉职，因此后来被朝廷赐予谥号“靖节”。

    鄞县籍刑部员外郎陈康祺(1840—1890)早年师事宁波文史学家徐时栋，同治六年(1867)中举，三年后中进士，著有史学笔记《郎潜纪闻》等。陈康祺说：“我出生在鸦片战争期间，故乡宁波痛遭沦陷，对‘岛夷’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在《裕靖节为余步云所陷》文中指出：“裕谦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余步云造成的，裕谦率领官兵集中于镇海，率领文武官员杀牲酾酒宣誓，针对的就是这位怀二心的‘余宫保’。”

    陈康祺说，裕谦堂堂正正地表示：“在场诸位文武将佐，你们中谁要是敢有异心，胆敢接受‘英夷’一封信，擅自离开镇海防区一步，我就把他明正典刑，其死后也必会遭到神明的极刑。”在战争打响以后，余步云屡次找裕谦，忽而说自己的小女儿今天要结婚，忽而提出自己30多口家眷怎么办，一次次干扰裕谦指挥作战。而在裕谦投水的第二天，余步云就派人向英军投递书信，乞求和好。

    不过也有坚持否定裕谦的，如曾为定海三总兵送求援函的王其朋，他是个六品武官，在其《招宝山放歌》诗以及注解中，对裕谦表示种种不满：如指责裕谦“素性刚狠，专事杀戮”，特别是残酷杀戮英国俘虏，认为正是此事导致“英夷”撕毁和谈协定，挑起了侵占定海、镇海的战争。

    但是，王其朋认为“英夷”发动侵犯定海、镇海的战争，是由于中方“开衅”的结果，这种说法就太离谱了。因为侵占舟山，进而占领镇海、宁波，本来就是英国人侵略计划的一部分，中方对“英夷”刺激也好，不刺激也罢，这场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

    与裕谦的生刚死烈形成滑稽对比的就是余步云，这位当时的军事第二人，战后竟然落了个被斩首问罪的结局，而且是整场鸦片战争唯一被判死罪的文武大臣，其结局实在令人唏嘘。

    余步云(1774-1843)，字紫松，四川广安人。嘉庆三年(1798)，以乡勇参与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被提拔为游击，后任把总、千总、总兵。道光七年(1827年)，率部随同陕甘总督杨遇春，征讨新疆张格尔叛乱，收复和阗，升为贵州提督。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带贵州兵，参与镇压湖南、广东苗民和瑶民起义，曾加太子太保衔，赐双眼花翎。道光十八年(1838)，调任福建提督。1840年8月，定海第一次失陷之后，余步云被从福建抽调至浙江，佐助时任钦差大臣伊里布收复定海。

根据余步云在镇海之战中的表现，不明就里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卑鄙猥琐，靠着行贿攀附爬上高位的贪官污吏，精于官场钻营，却根本就不会带兵打仗，到了战场上只想保命，既没有杀敌的本领，也没有抗敌的勇气。然而这个印象并不正确，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余步云是清朝战功仅次于杨芳的骁将，他从士卒做起，是靠着真本领在战场上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因为屡立殊勋，他得到了绘像紫光阁的极高荣誉。余步云是四川广安人，他性格豪放洒脱，自幼喜欢玩打仗游戏，并在游戏中显示了过人的组织和指挥才能。《广安州新志》中称他“生而倜傥，有智略。童时嬉戏，布石作阵，进退群儿皆有法。”川楚教乱爆发后，清军为了镇压白莲教，在当地招募乡勇，余步云就从了军，并很快就在军中崭露头角。《广安州新志》：“嘉庆初，教匪王三槐等倡乱，大师招募乡兵，步云往，隶经略麾下。贼氛炽甚。步云献策，用大合围法，分兵遏其窜路，渠江为西北往来之冲，石笋河之捷，九股贼匪合一，众十余万。大兵蹑其后，聚而歼焉。步云之力也。” 由于他献上的计策，清军获得大胜。《广安州新志》中另一段记述则这样说：“时州人余步云，应乡兵募隶，经略麾下为向导，随大军蹙贼于黑滩，以功授把总。”可见，余步云因为给清军带路，使清军在黑滩战斗中击败了敌军，余步云因功获得把总职位。“道光六年，以川东鎮带川兵六千，征逆回张格尔，并生擒和田贼首玉努斯卓霍尔，俘献之。” 在平定新疆的战役中，余步云生擒匪首玉努斯卓霍尔，因而立下大功，获得了绘画像紫光阁的殊荣。《广安州新志》记载：“紫光阁绘像名列第八，御制功臣赞曰：少怀忠义，奋勇随营，攻坚破阵，屡立勋名。川兵六千，将之西征，和田贼首，追之获生。”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余步云是一员有勇有谋、多谋善战的猛将。后来，余步云先后担任乾清门侍卫、总兵和提督等要职。在镇压白莲教起义，瑶民起义和苗民起义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多次受到清廷嘉奖，被赏戴双眼花翎，加赠世袭一等轻车都尉，道光十八年加赠太子太保衔，至今广安人仍称他“余宫保”。可是这样一员朝廷倚重的战将，却在鸦片战争中却颠覆了以往，突然舰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成了一个只会逃跑求和的贪生怕死之徒，这岂不是怪事咄咄？

我们再看参考一下前面在广州之战中闪亮出场的杨芳，他在打了几次败仗之后，就一直力劝奕山“不要浪战取败”。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余步云之被判处死绝非那么单纯，其与裕谦这位战场最高统帅的战事尚在进行中就轻易寻死之间形成了鸦片战争中争议最大的疑云。

    在鸦片战争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许多像裕谦那样的文官，以及一些中下级武官，不仅主战，也敢战，在战斗中不惜血洒疆场也绝不后退一步，表现出了令人尊敬的大无畏气概；而一些高级武将却显得畏缩不前，以“剿抚并用为借口”，实则主张求和谈判。像余步云那样怯战的高级将领并非孤例，当时人们心目中有着“战神”般地位的名将杨芳，在战争中的表现就很令人失望。在广东战事危急时，杨芳被调到那里主持军务，那里的军民把他当成救星，可是他到了广东后，非但没有主动进攻英军，还瞒着皇帝私下与英军谈判，同意停战并恢复通商。道光知道后暴怒，将他革职留任。余步云、杨芳这种高级将领对战争的绥靖态度，如果仅以贪生怕死来解释，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公允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刀枪丛中杀出来的，早已看淡了生死。杨芳尤其以勇猛著称，经常仅率数骑就敢冲击敌军大阵，怎么会突然就变得如此胆怯了呢？他瞒着皇帝与英军停战，是犯了欺君之罪，什么后果他不清楚吗？没有勇气他敢这么做？中国古代，所有的士人从小就被灌输忠孝节义思想，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国家有难时，就要站出来为民解难，为主分忧，不同的只是有的人愿意践行，而有的人不愿意，裕谦就是愿意忠君报国的人。国难当头时，他挺身而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不惜以身殉国，全了舍生取义的大节。但是能不能战胜敌人，用什么办法来战胜敌人，他考虑得比较简单，觉得清军相对英军“兵数何啻十倍”，认为只要人多、不怕死，就可以打败侵略者。而中下级将领，守土有责，他们的任务就是守住一方阵地，哪怕粉身碎骨，也不能后退，其他的不用他们考虑，所以，他们只能死战至死。高级将领则不同，他们负责一个方面的军事，需要从战略上全盘考虑对己方有利的策略，其中就包括是战还是和，还要考虑如果战败会导致什么后果，他们需要权衡这其中的厉害。在《清史稿》中，余步云除了逃跑还是逃跑，既然这样，他被处以军法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会在朝堂上形成争议呢？如果不是时任刑部尚书李振祜的死咬，余步云最后不一定被斩，这说明有很大一部分大臣不认为他是为了逃跑而逃跑。在浙江前线，裕谦是最高长官，但他并不熟知兵事，余步云则是久于战阵的军事负责人，两人之间一开始就有矛盾，裕谦非常鄙视余步云，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而余步云当时不战而退，连失数城，到底是出于什么想法，如今已不得而知，如果说他为了逃命，为了保住一家三十余口的性命，那么他就不怕战后被追责吗？一些史料上说他“以保全数百万生灵”为借口而弃城逃跑，向英军求和；还有史料记载：“英人犯顺……步云驻上虞，抚流民，牵掣外匪。”从这段记载看，他也确实保护了逃难的百姓，这是否表明他真的担心，如果坚决抵抗的话，破城后百姓会遭屠戮？

而且，余步云在镇海战斗激烈时以保全妻儿为理由要求撤退并遭裕谦怒斥的情节本身，也颇值得怀疑，因为其本身就来自于裕谦家奴给浙江巡抚刘韵珂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描写了余步云到城楼见裕谦，以各种无耻借口要求逃跑的场景，并指责是余步云的逃跑导致了裕谦的兵败自杀。这与战前裕谦遣散了自己的幕僚的场景形成了一个前后呼应的大疑团。当时就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认为有可能是两人积怨不浅，家奴因主人惨死而故意诬陷余步云。余步云和杨芳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相较于文官更了解战争，当他们遇到英军时，就觉得像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武林高手，遇到了一个手持冲锋枪的对手，双方的能力不在一个纬度上，无论战还是不战，结果都是失败。刚开始时，皇帝和文官们并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一再严令进剿，到后来，道光终于明白了清军的处境，所以也变为妥协求和了。

换句话说，余步云也好，杨芳也好，甚至伊里布、琦善也好。他们之所以怯战、反战、主和，就是因为他们是行家，他们知根知底，是知不可以战而反战。与之相反，林则徐、颜伯焘、裕谦他们这些文人，乃至朝中的清流们，一直喊打喊杀，从头至尾都主战，是因为他们是外行，他们不清楚大清的家底到底能不能战，所以才不知者无畏。至于下级军官兵弁，他们只能唯上令是从，至于国家大势将何去何从，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因此，才在鸦片战争中出现了文官主战，武将主和的奇葩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将会在历史的任何阶段换着花样源源不绝地重现，就像现如今我国的足球，因其百战百败的弱鸡属性，所以外行人看了都分外愤慨，都觉得即便换了自己上去都不至于如此千年都不进一球；但是那些所谓的资深“运动员”，所抱持的却是另一番态度，他们会从体制、大环境、对手的属性等等各方面对自己进行自我怀疑，最后就得出“败亦属情理之中”的悲观论调。而那些真正为万夫所指、万众所瞩目的所谓“国脚”、“省脚”、“市脚”之伦，则当局者迷，完全不知道何去何从，只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令人堪忧的是，那些“不知兵”的文人，往往还占领了舆论高低，制霸了话语权，所以，在文人“死烈”的背后，就折射出了武将“畏敌怯战”的西洋景。后来的甲午战争也与之类似，翁同龢和光绪皇帝这两个从未掌兵，不知道北洋水师虚实，甚至不知道枪炮是圆是方的外行，反而是气势最为炽盛的“主战派”，而向来对北洋水师知根知底，长期主抓军事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反倒是反应强烈的“主和派”。这种反复出现的“外行叫嚣，内行胆小”的历史奇观，不得不令人深思！这也是我们现如今反思鸦片战争的一大重要意义之所在，“从来知兵非好战”这句话看来的确所言非虚。

但是，话说回来，余步云之死虽然疑窦丛丛，但是他死得不冤，因为《大清律例》对临战出逃者的判罚就是死罪。不管怎样，余步云不战而退已经失了大节，将自己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被处斩也算得上是罪有应得，但他当时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这都已经是历史的浮云，日渐随风飘散了，而裕谦等为抵抗外敌而英勇献身的英烈，将永远被后世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