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书先生也有类似想法，“一个人的内心，包括动机、用心、思想等等他人其实是很难甚至无从知晓的，所以光看言行往往很难看清他究竟要干什么，究竟要把事情引向何处，而公权力只可能由人掌握，那么在人心难测的前提下，如果公权力不受制约，结果会是什么？”
“所有人只能自求多福，求不到就只能寄托于白日梦，什么明君、清官、大侠。这里的老百姓几千年就这么做着梦过来的。”
看着买菜阿姨，教书先生笑了笑，“那种情况下其实连掌权者也要自求多福，他看似不受人制定的可见可控规则约束，却不得不直接面对天命不可测不可控的约束，不知不觉放肆过了头，不知不觉‘天道好还’就来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身死国灭，玉石俱焚。制约不仅是约束，也是安全措施，保护的不只是国民，也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所有人。”目光转回官样人，“他人的内心虽然是不可知的，但每个国民对国事、政策、权力的感受是各个自知的，如果像我们之前所说，真正认清并确立国之本是人，那么在一个由良知和理性主导，真话、实话、良心话可以有存在空间的社会环境下每个人对国事、政策、权力以及公共事务的感受是相对真实且自发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感受以真实透明的方式汇集起来是可以作为给公权力打分的裁判的。公权力不是私人物品，它是为国家服务的，既然国之本是人，那么它必须接受国民的监督、制约、问责和裁判，公权力如何行使是掌权者的事，但行使的效果如何绝不能由公权力自己说了算，只能由国之本，也就是公民来评判。公权力只有坐在法庭上按法治下的政治规则接受公民陪审团的裁判它才是合法的，同时这种公开透明的裁判也将赋予公权力真正的公信力和凝聚力。公权力需接受公民裁判这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根本原则，至于裁判的具体方式和规则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现实与传统因地制宜。”
“可民众是很容易被引导的，”是官样人身边像他下属的那位，他想说的其实是“误导”，因为场合关系特意说成“引导”，但语气还是透露出原意，“绝大多数人其实是缺乏坚定良知和理性的，更少有在此基础上的独立思考能力，尤其在涉及切身利益、情绪或在群体中时。举个简单例子，关于国家发展停滞，一个是告诉民众之所以遇到困难是因为外面有敌人在针对我们，国内还有他们各种走狗、舔狗带节奏、捣乱，一个是告诉他们这归根结底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且造成问题的不只是上面，可以说是每一个人。您觉得哪个答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或者换另个角度说，大众更愿意接受哪个答案？”
“这是几千年愚民政策把人先养成狗，然后再假惺惺跟大家说，‘你看，不是我不想把他们当人，实在是他们天生做不了人’。”这位男生显然对身边充斥的官方谎言不满已久，但这愤怒并不针对疑似下属个人。
但教书先生看出疑似下属的本意更多是亲见很多实例后的怒其不争、哀其愚懦，而不是为官方辩护，望着他，先生缓缓道，“暂且抛开成因、背景、前提不谈，这的确是实情，但这不该是在原有轨道上继续摆烂的理由，而是走向文明时必须考虑周全的实际情况。”温润话语间那位男生已然意识到疑似下属的本意，一时对自己稍稍过头的情绪有些过意不去，好在对方并没在意，而是和他一样凝神于先生的话，“在一个良知、理性、宽容尚未确立的社会，法治先于民 主。公权力以可操作且适宜的方式接受国民裁判是制度改革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个目标前有许多功课和铺垫是必须完成的，否则贸然行事很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当法治的基础被确立之后，还有公议自由先于民 主，政教分离先于民 主…”
这时，不断重复“民 主”两字让身处人群中的教书先生想到什么，“再者，‘民 主’更切实合理的定义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在一个更切合良知、也就是更符合理性、人性、更合理的国家权力结构中，掌权者的所作所为不再由掌权者自己做出评定，而是由‘人民’在法治的框架下以合情合理合宜的方式进行裁定和选择。简单说，‘民 主’之意应该是‘主权在民’，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让一个国家的政治真正‘天下为公’，才可能真正实现‘权力不得私有’。刚才已经讨论过，国是‘人’，而非‘权’，如果权力私有，那么不管宣传得多漂亮，实质依然是‘权即是国’、‘朕即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民’只可能是工具，只有在以合乎良知且切实合理的制度实现‘主权在民’的国家，‘民’才可能成为目的，‘人’才可能成为目的。”最后两句在人们听来十分刺耳，教书先生娓娓道出的话让一个事实分外刺眼地凸显出来：在这个国度，“民”从来都是工具。也正因此，这两句又分外引人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