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时期，法律方面是在进步发展的，是在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发展着，那时的法律对社会来说属于配角，今天的法律界人士总是在疾呼，要健全法制啊，要加强法治建设啊。
是的，法律界人士没有错啊，但人类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也有惬意的人生啊。
话说回来，封建社会的法制再怎么不健全，总还是有，没有法律也是不行的，但那时的法律并不是法律学意义上的法律，刑法的成分比较浓，与经济的关系比现在要弱很多。
主要是因为那时的社会经济还不行，经济活动还不那么频繁，规模没有那么大，那时某个人，其生活与百里外的人可能就没有多大的关系了，而今天的我们，可能与上千公里、上万公里外的人有债务关系。
所以，今天的我们对法律的需求实际上和对粮食的需求是一个级别的，那个时候小范围、小规模的经济活动对法律的需求确实不需要那么强烈，如果那时在经济方面出了问题，常常要靠拳头来解决，闹到官府那里，也只有刑法伺候，经济法这一说是很后来的事。
但是，我们要明确，法律和经济的关系是密切的，法律没有经济的支撑就不像法律，经济没有法律的支撑依然是经济，就是乱一点，发展慢一点，发展速度像懒驴拉磨一样。
法律是来配合经济的，当经济有了大的发展，经济量大到经济模式不是政府想是什么就是什么的时候，法律的重要性必将凸显。
这时离资本主义不远了，或者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早期，这时法律才真正迎来春天，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就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法律，是不是感觉法律很无助的样子。
要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今天需要各种法律来保障各种权益，在经济规模很小的年代，那时要指望法律，但还不如养只狗。
这里就发现，现代经济学和现代法律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是有道理的，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对法律和经济学的依赖是轻量级的。
欧洲则不同，各自为政的人们必将折腾出各种方式方法来保护自身或者说是应对外界。
政府不力还真有催生法律的功效，个人自由特别需要法律的护航，但是，政府不力下的法律和自由都是脆弱的，这种情况下的文明延续要凭运气。
不管政府是有力还是不力，封建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大，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多，这些纠纷也是一种需求，需求能催生出新产品，虽然那时还处在封建的年代，但人们的个人意识仍然是越来越强烈，这些变化都在呼唤法律站出来。
这倒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经济养大了法律，法律明显持有经济的股份，这样才便于法律理直气壮的为经济服务。
在封建时代的欧洲，贸易显得越来越重要，贸易不仅使人走得更远，还能了解很多不同的风土人情，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开阔眼界，增加地理知识、航海知识，贸易也确实是一种文化交流。
孟德斯鸠甚至把贸易提升到了贸易精神，说有贸易就会有和平，西方人谈这件事的时候是非常认真的，只不过，西方文化不可能把贸易停留在文化交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和平上面。
果然，欧洲人还开发出另外的贸易方式，那就是抢劫和战争，这是欧洲人披着文明的外衣在展现人的狼性，“金发碧眼的野兽”是欧洲人自封的。
欧洲人是为海而生，是为海上贸易而生，商业的发展使欧洲获得了欧洲人想要的自由，不是欧洲人不爱脚下的土地，是因为政府不力，政府不力使脚下的土地随时都可能是别人的，只有大海是公平的，人人都可以一试，不管怎么说，欧洲的快速发展是和贸易是有重大关系的。
不抢那么多物资，不占那么殖民地，有牛顿、有莎士比亚、有卢梭、有拉普拉斯、有雨果都没用，即使有十个亚当·斯密，欧洲也还是发展不起来。
殖民地对欧洲太重要了，欧洲在获得了经济上大发展的同时，文化上的落后性、野蛮性、侵略性表露无遗，如赫伯特·斯宾塞说：“在一分仁爱之下隐藏着九分自私。”与此相比，中国才真正是在搞贸易，中国用丝绸、陶瓷、茶叶开发出了陆上和海上两条贸易路线，这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开展贸易活动，是真正造福于中国和世界。
英国这个欧洲的代表，是用鸦片和军舰搞贸易，唉，欧洲人好像不喜欢听，甚至是不准用英国作为欧洲的代表，他们不会认为我是在这里挑拨欧洲的两岸关系吧。
在科学技术上，封建社会也在发展，但感觉其发展是懒洋洋的，当然，这种发展方式也许是合理的。
欧洲文艺复兴后，科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到现在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特别体现在技术方面，但这可能是不正常的、病态的。
包括今天的中国，发展得太快，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是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令人完全欣慰的，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特别是对于中国，现在的我们缺少封建时代特有的优雅，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的人看不惯我们。
封建时代是在为我们当下的折腾作准备，其实，前辈都在为后辈的折腾作准备，还真是一辈还一辈，一辈比一辈折腾得厉害。
封建时代最让人羡慕的是，古人在文字方面的造诣，我们达不到那个层次，因为我们知识太多了，特别是科学知识，在古人眼里，我们的语文不是属于学渣就是学瓜。
那时，人们主要的热情是花在玩弄文字上，封建时期的人们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很出色、很深刻，那时的文人有这个爱好，也有这个能力。
写一首诗、填一阕词成了封建社会文人们的风雅追求，当然，填词是很后来的事，类似于今天美声唱法瞧不起通俗唱法的那种感觉。
一个民族要兴旺、富有创造力，首先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要兴旺起来，文人要富有创造力，一个民族对文字玩得不够深刻，没有出产绝世的文章和诗词歌赋，不进行围绕文字展开的艺术活动，这个民族终究也玩不了科学。
欧洲封建时代的大多数时间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这段时间的欧洲在文化和科学技术上的发展都显得很缓慢，甚至是倒退。
当然，这一千年也不那么简单，是各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一个研究中世纪的人会觉得这个时期是挺有意思的，但我们更重视离我们更近的或者我们知道得更多更清楚的时代。
中世纪的欧洲有两大成就，一个是城市的建立和发展壮大，另一个是大学的形成。
由于战争、宗教等因素，那个时期的欧洲人就跟中国的大槐树移民、湖广填四川、闯关东一样，也有过人口的大迁徙。
在这当中，会有一些城市兴旺起来，或者产生新的城市，当然，西方的城市一般都比较小，带有浓重的古希腊风格，歌德说：“魏玛将来无疑要变成一个大城市，不过，要繁荣到能看到魏玛人民足以坐满一个剧院，可能还要等几百年才行。”这话算是一种调侃，不过，名气挺大的魏玛现在也不大，这是欧洲人喜欢的状态。
和中国不同的是，欧洲的这些城市还真是由市民们一手打造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冲突，小打小闹是常有的，城里的各种势力会相互制约而达到动态平衡，中央政府基本是不管，主要是管不了，市民们在严酷的现实下终于认识到需要有领导，人们自发的选出了市长。
这个和中国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哪里人多，哪里就会设乡设镇设县等，政府的牌子就会挂出来，人们也乐于看到这块牌子挂出来，中国人要看到父母官心里才踏实，东西方文化确实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