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发展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本书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各自发展的，可以互不影响或影响不大。
思考过程可以这样来，比如，孩子长高了，原来的衣服不合身了，要买新衣服，这个道理太显然了，这个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点像。
继续思考，对于成年人，虽然不再长高，但买新衣服也没见停下来，此时，可以隐约感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要黄。
人的思考方式就是这样，有了怀疑就拿这个怀疑的观点到处去套，自认为套准了就更加确认自己的怀疑是对的。
设想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假如你是两岁孩子的父亲，二十年后，你是二十二岁孩子的父亲，孩子的确是长大了，长高了，可以理解为生产力提高了，但孩子还是孩子，父亲还是父亲，关系是不变的。
有点那个感觉了，进而，继续思考，近代的中国，已经有人从西方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办了公司，有经理，招工人，发工资，管理上跟欧洲的工厂没有什么差别，但工人们使用的工具是几百上千年前就在用的，这里要不要感叹一下，如此低下的生产力搭配着如此新潮的生产关系，这关系好像还真是黄了。
想到这里，我抬头看了看天，没看出去，看到天花板，我的目光被天花板所限制，此时，我几乎可以肯定，有些人的思想被什么所限制。
确实，西方的思维一定有钱陪伴左右，这也就决定了，西方的结论一定有钱的影子，杜威说“一个忽视经济条件的道德体系只能是一个遥远空洞的体系。”站在西方文化下，这句话是真理，文艺复兴使欧洲人的思想从禁锢走向自由，钱成了大家共同的追求，甚至是唯一追求，钱把欧洲领进了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试验场，啥事都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资本主义给人类提供的社会规律是极其丰富的，有一些规律似乎只适合于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论就是根据西方社会的情况提出来的，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在中国，这个关系可能不适用。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说成是同样的生产力适应了不同的生产关系也好，说成是同样的生产关系适应了不同的生产力也好，它俩有点像路和车的关系，路适应了不同的车，车也适应了不同的路。
非要说它们之间有关系，当然有关系，火车和铁轨就有密切的关系，但火车和铁轨的关系只是车和路的关系中的特殊事例。
我们可以说，枪的质量不一定是命中靶心的原因，枪的质量是一回事，命中靶心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不一定非得要有珍妮机、蒸汽机来推动，只要有了欧洲自由思想的普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一样可以得到落实，有了自由的思想，珍妮机和蒸汽机就一定会发明出来。
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上帝的威信已经大减，自由思 潮已经高涨，资本主义模式已经是挡不住的了，这个时候，有没有珍妮机和蒸汽机对有没有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一个必然关系。
一个自由思想广泛流行的农民社会已经可以叫作资本主义了，此时农田里耕作的人就是资本主义农民，他们扛着老祖宗发明的锄头以加入公司的形式下地干活，他们也已经改名叫工人。
历史的巧合就在于，正当他们用锄头快乐的干着活的时候，那些机器被发明出来了，而那些机器又被安置在城市里，于是，一些农民放下锄头和市民一起成为了开机器的工人，这下子，资本主义与工业和城市联系起来。
这个历史的偶然其实是历史的必然，都是因为思想得到了解放，只要敢想敢干，资本主义、工业革 命、城市化都是必然，不存在谁促进谁，或者说是相互在促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是欧洲历史的偶然，被当成一个必然，好比有人发现，消防车一叫，不久就听说有地方失火了，于是就认定警报声导致了火灾，进而，他可能把哪里着火，消防车就出现在哪里判定为，消防车出现在哪里，哪里就着火。
只要思想达到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就可以确立，就像刚才那个中国老板，他和当地的农民建立了某种平等，农民们可以自由的加入或退出该公司，农民就立马变为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这里面似乎没有生产力什么事。
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是平衡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可谓是降维打击，资本主义快速创造出了前几千年成就的总和，这里就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被确立似乎并不需要生产力的大发展，因为这两者原本关系就不大。
在生产关系转换的过程中，考察生产力的变化是次要的，重要的在于考察人的思想和社会的思想，自由思 潮是否被广泛注入到了人们的思想中，这才是关键。
西方的很多政 治、法律、经济、艺术、哲学方面的结论都是在欧洲社会的前提下提出的，换个地方、换个时代就不一定适用，在中国社会就不一定不适用，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和中国拥有不同的文化。
钱穆说得好，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于随便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
不管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人的思维受文化的影响太大，人的思维是围绕着某种文化展开的。
前面就说了，西方社会比较简单，还真是，在欧洲，在西方，在个人主义下，人们原子般的生活着，这种自由粒子的运动满足概率规则，物理学伴以数学就可以计算。
如果在容器的某处加一下热，该处的粒子密度就会减小，自由的西方社会就是这么简单，把粒子换成人，只要有钱的地方，人就聚集，没钱的地方，人就稀少，能赚钱就投资，不能赚钱就不投资，多正常的规律呀。
换成中国社会就麻烦了，算不准，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他这个不按规律来，估不准，中国是一个可以和神对着干的国度，西方世界在神面前是绝对服从，所以，西方的事更容易预测，中国的事更不容易预测。
在中国，生产力这个名词被提出来也就罢了，生产关系这个名词要不要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人事实上从来不习惯个人主义，中国人从来都是在集体主义思想下生活与工作。
现在，虽然自由思 潮在中国随处可见，但中国人最终是学不会西方式自由的，事实上，中国人都是农民，中国人的思想深处都是小农意识，小农模式看似各自独立，其实，前面说了，小农模式的实施得有一个强大的政府来支撑，政府把一个个小农意识的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所以，中国两千多年来，不管是哪种生产关系，其共同的特点是在大一统下的小农模式，中国人的开放思想，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不管开放得多厉害，中国人始终是作为农民在搞开放，土地意识，家国意识是抹不掉的。
中国人能学着西方商人那样办事，心里却永远是农民思维，这也从侧面看出西方人的攻击性本能和中国人的防御性本能，这里可以明确，纯粹的攻击性最终要失败，攻击性只能在防御性的前提下才是合理和有效的。
当中国从全国范围内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各地生产力差别巨大，但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小农现场，对于生产关系，钱和生产力根本不是个事儿，对模式不构成影响。
就是说，穷也是这模式，富还是这个模式，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政 治也不构成触发条件，镰刀下的生产力与火箭卫星下的生产力对中国来说是同一个政 治模式，穷得叮当响的时候和现在钱不是问题的时候，中国是同一个政 治模式，这个政 治模式下就是这个生产关系，总而言之，欧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规律在中国不适用。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都在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文化中的自由因素，要看这个文化怎么来体现这个自由，文化达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发展，各种相应的发明就是水到渠成，只是看上去存在某种关系。
在欧洲，人们的思想从之前被压抑的状态慢慢进入到自由的状态，有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不仅会发明出不同的产品，还会发明出不同的需求，这些新产品和新需求导致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在政府不力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场景下，管理方式、分配方式都会发生合乎逻辑的变化。
这样，生产力在私有制的欧洲，在自由思想慢慢壮大的欧洲，就需要有一种新生产关系来匹配，这实际上是欧洲人在各管各的情况下，各自表现出一种自保行为。
这个自保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于是，大家事实上就自发的认可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是自由粒子的胜利，这完全可以用物理学来解释，这个与中国文化下，有政府掌舵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这里还需要明确，西方社会这种物理学方式的发展模式对于人类社会终究是不适用的，终究得参考中国模式。
文化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欧洲的近代文化发展大概情况是这样，文艺复兴导致自由思想膨胀，艺术、科学和哲学相互影响导致三者都得到发展，结果是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有了进步，更加主动的追求自由。
人最重要的是思想，思想决定一切，做思想工作既难又简单，文化没有达到的时候要做思想工作，就相当于是要开发一种新文化，这个确实很难，而如果文化达到了，做思想工作还就真的简单了，就是刚才说的水到渠成。
欧洲自由思想的萌芽得益于宗教对思想的压抑和政府不力，对自由的向往是人的本性，有了这两个条件，欧洲的文化就一定会迎来春天，文化发展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跟着发展了。
只不过现在欧洲乃至西方世界的这种文化春天已经比夏天还热，早晚热翻，太热就要出事，我们后面再聊这些事。
衡量一个社会主流的生产关系是什么，要看这个社会的法律条款，当那些法律条款不够亲民的时候，当然是指非常严重的情况下，社会就会发生变革，可能连生产关系一块儿给变了，此时没生产力什么事。
这当中起作用的是文化，不同时期的文化使人民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最终是文化决定自由，自由决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总结一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概过程，基本是按下面的步骤进化，会种地为定居打下基础，定居为城市的出现打下基础，城市为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打下基础。
有了国家后，人类将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从一个社会推进到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其中，阶级斗争最精彩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存的时期。
自由思想的高涨和政府不力会酝酿出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政府又要有点力才能推动资本主义大发展，这正好说明资本主义最先在欧洲成形，也正好说明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大行其道。
这里，我们还可以总结一下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的逻辑过程，中国人种地的历史相当悠久，能种地就是能安顿下来，才能发展出城市，人类进化才能进入快车道。
但是，种地这种今天看来如此简单的事情却需要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要有足够的实力来防御外来的入侵。
这个道理人们早就懂，要有人出头领着才能干大事，即人群得有首领，首领现象的发展就会导致政府的出现。
感谢中国的先民们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并且，我们的这群先民的实力还超过周围的不同部落。
更关键的是，周围部落是羡慕这个“根据地”的，因为这里的文化更发达，经济建设更是让野蛮人也表示向往，大家不得不主动的、被动的受这个“根据地”的影响，于是，这块“根据地”自然而然的被冠以“中心”的概念，中国就是这么产生的。
当初的中国并不太大，很快就越来越大，因为融入、加入的部落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更加领会了首领和强大政府的作用。
经过夏商时期的运行，人们对此已经深信不疑，周的出现，对首领和政府的正当性给出了让当时的人不得不信服的解释，从理论上保证了政府的合法性。
众所周知，周在政 治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周主动的对政府权力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这件事对中国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一个是，导致了春秋战国的出现，这才使得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繁荣，百家争鸣的理论成就乃是史诗级的，是人类在哲学上永远的成就。
第二个是，最高层权力的分散破坏了政府的统一性，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最终是由秦来恢复周所丧失的集权，再由汉来定性这个集权的重要性。
这个过程所付出的无数生命的代价使中国人下定决心，今后只能搞大一统，权力必须集中，权力必须集权化，从此，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逻辑上的推导结果，而是一个逻辑的起点，即中国只能是大一统，否则就不是中国。
这里还能看出，周在政 治上是极其成功和极其失败的，周在文化上的成功则是后世不可超越的，所以，周是绝对伟大的，包括其错误。
这里还要附带说一点，伟大的周附带证明了一个伟大的政 治结论，那就是周用自身的分裂来告诉中国人，民 主是死路。
当然，这个结论在西方是否适用，这个应该由西方人自己去实践，今天，中国人也玩民 主，中国人非常清楚，中国的民 主必须是集权下的民 主。
社会形态的变革与人对自由的不同认识和追求密切相关，人作为动物，对自由的追求是一种本能，对自由的追求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对个人的人身自由的追求会导致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对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追求会导致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对群体自由的追求会导致社会主义的出现，即个人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还包括他人的自由。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中，阶级斗争一直不明显，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大发展后才开始明显的表现出来，最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社会主义来收拾资本主义残局，最后，地球人一起奔向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的进化，即使弄一部分人到外星球去，最终，大家也会在共产主义会师，人们会主动投入这个奔向共产主义的过程，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