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笨拙”和中国的“圆滑”

我们一直在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其实就是指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较，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正规回答是，不同文化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学习。

外交官似的回答显然是正确的、不得罪人的，但我们有另外的两个更具体的想法。

第一，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远超中国，中国因此付了惨痛代价，我们要找落后的原因，然后努力赶上来。

这一条，我们已经做得初见成效，效果已经很明显了，同时，这一条已经说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区别，在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一直领先西方，但西方没有因中国的领先而付出惨痛代价。

然而，在西方领先中国的两三百年里，特别是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却因为落后于西方而付出了惨痛代价。

两种文化的优劣已经表现出来了，而且可以显而易见的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对全世界而言，美好的未来在于中国领先西方。

是的，对于这第一条，中国已经做得比较好了，事实上，当今西方的衰落，或者说是西方办起事来越来越力不从心，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抵消了西方相当规模的蛮不讲理，或者说，西方现在很大程度上就剩下嘴上的蛮不讲理了，同时，中国的崛起也变相的提高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向西方说不的音量，这些阶段性成功都是中国在付出惨痛代价后，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并且取长补短的结果。

第二，由于刚才提到的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中国从那时到现在，产生了一大批范儿级人士，他们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背景，所以，他们希望中国好。

但是，中国当年落后的现实以及现在一些领域仍然落后的现实使他们越来越不相信中国文化和中国模式，同时，他们越来越相信西方文化和西方模式。

他们当中，聪明人一大堆，他们的聪明主要表现在他们的专业方向，在思想文化方面，他们嫩，即使他们是爸爸辈儿、爷爷辈儿，当然，还有一大堆正当嫩的小字辈儿。

本书的这个比较工作，如果他们碰巧关心一下的话，我觉得有利于他们的范儿级思想能向非范儿级思想走两步，当然，一旦范儿上了，很可能是终身范儿，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本着这个精神，我们需要做可与言的事。

有人问，中国当时没有出去惹事，西方为什么打中国，不打日本？当然，他还补了一句，日本是后来出去惹事才挨打的。

他这问题问得多少有点奇怪，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太落后，中国挨打是必然，怪就怪当时的中国繁荣富裕，地大物博。

当时的日本，地不大，物还薄，地理位置也没啥意思，西方列强轻易的放过了日本。

日本一直对外界是仰视，谁强就仰视谁，西方列强没有热情在日本身上花太多的精力，日本要搞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西方列强根本不关注，因为西方列强认为没有必要关注，日本因此而获得了时间窗口。

黑船事件是日本的耻辱，那时的日本人太纯了，一条船产生的影响就一直影响到最高层，而且这事现在也是令日本开心的、值得庆祝的事。

从那时起，日本就下定决心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可以说，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是由于自己的弱小和不自信促成的，日本一直瞧不起自己，日本从来就没有建立起自我概念，“大日本”的称号是一种搞笑，就像“大不列颠”一样，终究是一种搞笑。

也许日本能出哲学教授，但日本从来就没有过思想家，所以，现在的日本和黑船时代的日本一样受西方摆布，日本的现代化成了西方许可下的一个生产环节。

萧伯纳说：“中国过于酷爱和平，反受了和平的累，日本过于爱打仗，也一定要吃打仗的亏。”他这话后半部分是对的，但日本缺乏哲学引导，不能吸取教训，吃亏还在后面，这话的前半部分有点问题，中国爱好和平，这是中国文化定下的，如果说要因此受累，那一定外部在搞事，不管中国采取什么应对措施都改变不了中国爱好和平的文化属性。

中国无论是强还是弱，注定会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注定要被迫和西方斗，中国占下风时，世界是不安宁的，和谐地球一定是中国占上风的时候，究竟谁最终占上风，是看谁的文化更强。

对于近代而言，并不是说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西方在文化上比当时封建的中国更先进而导致西方科学领先中国，蛮族总是强大的，但历史不会让蛮族一直蛮着来。

本书一直认为西方文化是落后的，西方人的思维确实是落后的，西方人始终摆脱不了个人的自私，使得西方摆脱不了国家的自私，就连《乌托邦》这种充满共产主义色彩的作品，在那本书里，人们也是把财富尽量留在本国，尽量让他国的人去替本国打仗，这根本不是共 产主义，我不得不认为，西方文化确实落后而可笑。

西方文化只是历史的一个驿站，我们处于这个历史驿站时期，西方暂时的强大使得我们被迫得研究这个驿站。

西方文化是拿来对付人的，中国文化是帮每个人，文化不同，思维方式还真不同，按西方人的观点，其纳税的原因在于，如果为了消防方面的安全，可以自家单独雇一个消防队，但是，那个费用太高了，如果这个消防队还兼顾给邻居扑火，自己划不来，那就还是让政府来管这事吧，因此我愿意交税。

这个逻辑是相当清晰的，其思维确实是落后的，西方文化确实是格局太小了，真就是比不上中国文化，就像房龙比喻的，“与喜马拉雅山相比，阿尔卑斯山不过就是孩子们在沙滩上堆起来的一个小沙丘而已。”

科学要产生并发展，是需要文化支撑的，但并不是说非得要先进文化才能办成这件事，是指要有与科学产生和发展相适应的文化，科学要萌芽，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简单而执着，还一个劲的认死理儿的文化。

但科学最终的出路是需要有一个先进文化来引导，这个文化就是古老而崭新的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的根在古希腊，古希腊留给西方的最大遗产是一种思想，一种从小至大的思维方式，运用因果关系来思考这个世界，按照从微观到宏观的方式来思考。

从西方人的语言上就能看出这种影响，英国人写信时的地址是多少号，什么街，什么区，什么市，这个和中国人写地址是反着的，中国人是从大至小，从宏观到微观。

由于这种差别，东西方产生了不同的学术体系、文化体系、历史形态、政治形态，现代科学体系是建立在西方由微观到宏观思维方式之上，是由公理推导出定理，解决问题的过程是分别解决不同部分来达到解决全体。

科学似乎只能是这种发展方式，否则，人家就说你不科学，确实，古希腊人对科学的发展给出了不可颠覆的模式，三段论的方式那么简单而直白，《几何原本》就那几条公理，结果，不仅写成了一大本书，而且影响了所有学科和人类文化。

三段论的思想和《几何原本》的思想就像顺滕摸瓜一样简单，似乎没有比这更简单的科学方法了，从已知开始进行步步为营的推导，最后可能会迎来一声尖叫，这是理性最为得意的时刻，以致于哲学家马上将这种演绎推理方法收入哲学之中。

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这种方法，并且整理成了理论，《易经》就是这样一本书，作为解释世界的工具书，其演算和推理过程已具备一定的科学性，已经具有符号化的雏形，其哲学含义极其深刻。

我不知道《易经》是不是世界上最早的0-1系统，这里是强调系统，因为人类的0-1思想早就有了，人们似乎很早就知道世界是由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两种存在组成的。

而要谈系统，我没有发现比《易经》更早的0-1系统，《易经》的思想早就默默的影响着全球。

说布尔代数是电脑的基础，我信，说《易经》是布尔代数的基础，我不敢不信，即使布尔不知道《易经》，而那个时代，全世界都被《易经》易过了。

《易经》的一个神秘之处在于，其思想明显是从小到大的思维模式，却培养出一个相反思维的中国文化，《易经》出现在欧洲似乎更合理。

这是不是说，中国人在历史上走过弯路，本来应该是中国人最先走进科学的殿堂，但中国人迟迟不肯跨进科学的圈子，而是站在科学的圈子之外观察科学。

前面多次提到，这是上帝安排的，这是借用了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方式，上帝对人类是有安排的，上帝发现，科学对人类不是最重要的，对人类最重要的是文化，人类文化的精华是一种称为天下情怀的人文素养。

这也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降生吧。于是，一切变得光明。”和“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两句话的意思差不多，是东西方以对不同领域天才的崇拜来表达对理性的同等重视，科学可以恶补，人文素养的形成是快不起来的，科学的事让西方先干起来，情怀的事，还是交给中国人去整理成形。

历史上常常呈现出这样的规律，中国人早早的得出结论，后世的西方人进行论证，论证过程的精彩使人们忘记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成就，连这结论也是外国名，然后译成中文。

这个是分工的不同，是有历史意义的，今后，由中国人完成的论证过程会越来越多，这成了历史的必然。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说的由西方人来论证中国结论的情况，是因为中国人注重全局，迫不及待的要得到结论，所以，中国人的理性是跨步逻辑，是一下子跨很多步之后的逻辑结果，这应该是更具理性，但确实是基础不稳的理性。

应该说，一步一个脚印和三步并成两步走都是有用的，局部和全局都是重要的，对世界的认识，就必须关注这两者。

有人说中国文化像望远镜，西方文化像显微镜，在显微镜下找教室里有几个人是困难的，用望远镜也欣赏不了花粉的美妙。

从局部到全局，步子是清晰的，这是西方的，是科学的，科学需要在公理下进行逻辑推进，中国是从全局到局部，岔路太多，更麻烦。

不过，先有了全局的观念，再从细微处从新上路，需要的就是触发条件，中国为等待西方文化这个触发条件，等了太久，付出了太多。

其实，东西方都是赢家，只是分工的不同，就好比一场足球比赛，看台上的人能看清全场队员的站位和跑位，全场情况一览无遗，而队员可以看清对方的脸以及手和脚的小动作，战略和战术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