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县工委委员老贾慢条斯理地说：“不是这么简单，老劳同志。老解他跑到东北去，也是有他自己的理由。
当时我们高平组织遭到破坏，他个人处境十分困难，一时又联系不上党组织。
正好他之前向上级提出过要求，调回老家去拉队伍，打鬼子，这才有了他擅自北上的行为。
当然这种行为必须受到严格批评——
不过，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只要求我们这边组织表态，证明他原在这边，已经是有一定职务的党员。
别的，也不需要我们这边党组织替他说什么好话——”
老贾读书到高小毕业，文化程度比老劳稍高，性格上也稍慢一些，负责县工委组织工作。
老劳则是主要分工负责武装工作，农民工作。
老劳急道：“老贾同志，我们这边党组织写信证明这一条，那就是天大的好话！
难道我们还能写上‘该同志革命立场不够坚定？”
老贾仍旧不紧不慢地说：“当然不能那样写。
关键是要把握好写信的分寸。”
老劳着急道：“老解走的时候，明显表露，他愿意承担自己北去的责任后果。
现在倒好，后果他自己不承担，还要我们为他兜住他的错误，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
老贾说：“一个同志常常把自己的政治生命，看得比生命本身还重要，我们要能够理解老解同志的心情。”
老劳说：“总之我不同意老贾你迁就老解的意见。你也不用咬文嚼字。”
老贾道：“我们先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可以请老孙同志定夺。”
老劳哼一声道：“老孙是工委书记，也得尊重多数人意见！
要是三票中两票同意或者不同意，老孙也不能自作主张更改。”
老贾笑了道：“我们两个总是意见不同，老孙表态，只要不弃权，定是造成两票对一票结果，我说的‘老孙定夺’，有错么？”
老劳大概愣住了，没出声。
老孙沉稳地说：“这个问题先放一放。
我们先讨论下一个议题，关于全县各级组织，如何重建。
目前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建立一个区级组织后，再建立下一层，争取往下落实到几个基层支部，再换区；
另一种是尽快建立各区组织，由各区同志进行基层扩展。上级要我们根据情况，提出办法，由上级批准。”
老劳说：“根据过去经验，我想，可以全面铺开。
就是说，一个区建立起来，有了区委书记等少数同志，由他们寻找剩余同志，健全被打坏的组织。
我们可以立刻做下一个区的工作。
这样发展快，效果好。”
老贾说：“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我看还是一个区里，从上到下，把工作做扎实，落实到基层支部。
这样才能站稳脚跟，经得起风浪。”
老劳苦笑一声：“老贾你总和我对着，我说东你就说西。”
老贾说：“老劳你难道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我这意见，也是基于我们县吃了大亏的结果，多想，费了不少脑筋才想出来的。”
老孙说：“开会嘛，可以说不同意见。
我们就是定不了了，还可以请示上级领导。
上级高屋建瓴，比我们看得远。”
另两人都不作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