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精神的说法已经成了西方的标签，有人把契约精神抬得老高，其实，契约精神只是法律照看下的一种习惯思维，前面说了，西方人没有天下思想，所以，西方的契约精神只能是法律规定下的不得已，而这种不得已成了习惯而已。

费希特说：“只有在他方开始实行给付的时候，我才开始负有遵守契约的义务，因为在他方尚未着手给付以前，我不能确定他方是否想认真履行，所以在未给付以前，债务只具有道德性质，而不具有法律性质。”这有问题呀，他方也是这么想的，这契约怎么启动？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在于西方人是这么想的，这成了西方社会的问题，最终是西方文化的问题。

说欧洲人用契约思想建立了人民的政府是没有错的，首先，这种政府肯定是不力的，因为人民让出了一部分权力来组成这个政府，这就决定了人民和政府之间是商业关系，甚至直接说成是对抗关系，人民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在时时监控政府的行为，其实政府对人民的监控更是常态化。

社会契约的思想听上去是件好事，但这只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人类社会的和谐在于政府和人民想到一块儿，只要人民还有监控政府的心，就不是一个和谐社会，看来，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达到这个状态，当今的人类还得对政府保持警惕，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公开和正当的。

契约思想、契约精神影响着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人们在生活中也在时时体现着这种精神，康德在谈性问题的时候，是把男女双方相互使用性功能作为一种契约来看待。

契约思想确实遍及了欧洲人的全部生活，西方军队也按契约精神来运作，所以，西方的雇佣兵很兴旺，给钱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最终还是没把事办好。

按照马基亚维利的说法，“雇佣兵是平时乐于当兵，打起仗来就逃跑……有能力的雇佣兵军官会欺主，没有能力的老给主子打败仗。”他这还真是看到了实质，卢梭讲：“对于财富而言，任何市民不能富裕到买下别人。”在拥有雇佣兵文化的西方，这话完全是口号，钱多到一定的时候连金属也能熔化，而对于穷人，见钱就可以当雇佣兵，亨廷顿说：“对雇佣军而言，这只不过是一个生意……不同于职业的专业人员所献身的目标，雇佣军追求的是利润……指挥官对自己的分队拥有产权，雇佣军也是个人主义的，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不分享共同的标准与合作精神，纪律和责任在其中都是一片空白，战争不过是掠夺性生意，奉行的就是生意中的掠夺精神。”老亨不仅谈到了雇佣兵问题，还顺带谈到了西方文化在生意中的掠夺精神，我们不得不认为，西方文化确实有问题，雇佣兵现象产生并壮大的文化能强大到哪去？一个能产生雇佣兵的文化不可能是历史的常态。

在西方，就连投降也是本着契约精神成为俘虏兵，因为作过战，开过枪，履行过军人的职责，所以，西方的俘虏兵回来后可能有鲜花，西方人是在欢迎履行契约的人。

契约思想在欧洲的普及程度之大，就连西方的海盗也是讲契约精神的，抢的时候除外。

也许正因为他们也有契约精神，政府才和他们签合同，什么时候当海盗，什么时候当海军，这是可以安排的。

西方海盗终成正果，被政府招安，成为西方军队的前身，这也正是西方文化把海盗当主旋律来宣传的主要原因，海盗的政 治地位决定了军队的政 治地位，也决定了政府的政治地位，这种文化，中国人应该是看不懂吧。

前面表达了，西方的契约精神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华丽表象，是一种技术手段，思想境界不高，赶不上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是讲道、德、仁、义、礼，听上去感觉高高在上，对中国文化来说，其实是相当实在的。

如果还觉得抽象，那么，对应西方的契约精神，中国人可以说成是讲诚信，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契约精神和讲诚信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引领作用。

当年，亚里士多德说：“用平等对待平等，用不平等对待不平等。”这话一听就是西方的，西方文化的迹象很明显。

我们来看看中国文化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两千五百年前，学生问孔子：以德报怨，何如？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经具有以德报怨的文化氛围，这是多么优秀的文化。

孔子的回答既优秀又睿智，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说：“用什么回报善行？用公平和公正回报恶行，用善行回报善行。” 看来，东西方文化确实是有差距的，中国文化讲诚信、讲义，而不仅仅是讲对等，要求首先做好自己，在对待恶的时候是提倡讲公平，从来就反对以恶对恶，以暴对暴，那是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才考虑的，中国人甚至可以降低自己的利来保护他人的利。

不要看到生活中有一些不良的极端现象就对这个文化下结论，前面就说了，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培养出小人、恶人，不要拿一件事说明全体，需要全面的看一种文化，政府的态度，特别是政府对外的态度很能说明这种文化的性质。

其实，仅就契约精神的字面上而言，西方人和中国人都具备，但西方人在讲契约精神的时候常常是从监控对方的角度出发表现出是在遵守承诺。

中国人这个时候似乎还真有点个人主义，更多的是要求管好自己，讲自觉，自觉这个词的本意就有悟的意思，自己悟出了道理，自己就按这个道理去办，这使得中国人讲诚信常常是一种自发的单向行为，中国人更愿意看成是讲义气，酒桌上常说的那句：你随意，我干了。

这里就想到契约思想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的关系，前面谈到了“大一统思想对于中国人已经不再是一个逻辑的推导结果，而是一个逻辑的起点。”西方为什么进化不出大一统思想，西方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政府保护不了这个国家，各方都必须学会自保，然后必然学会抢，康德说：“通常只有通过我们尝试自己的力量，我们才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西方文化就是这么思维的，有能力就得抢，不然，谁承认你有能力，抢作为一种文化在西方必须正当化，个人自由在西方必须正当化。

大家自由的抢来抢去，最后，大家都发现不是个办法，都不能一口吃掉对方，于是，不得已，开始坐下来谈贸易、交易，契约思想开始流行，契约思想的流行使得政府不力更加有理，这对欧洲更加有现实意义，总之，契约思想和契约精神对西方太重要了，重要性超过西方政府。

不过，前面已经表达过，不要因此就认为契约精神多么的高大上，契约精神是自私自利精神，西方社会是一个经济学模式的商业社会，商业社会一定会被历史淘汰，当然，一种模式是指某种正在持续的稳态，是要持续一段时期的。

中国人则一直是在体现对国家、对民族的社会责任感，这里就涉及到前面谈英雄人物的时候表达过的，衡量一种文化是否优秀，重要的是要看这种文化的高标准部分，中国文化的高标准部分是西方文化没有想到的，会让西方人产生居然还有这种操作的感觉。

当年，中国人对皇帝、朝廷的忠心是发自内心的，商业行为的契约精神是不能比的，中国人的精神是超越西方人的契约精神的。

当年，伯夷、叔齐在商亡后不吃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没有精神做不到。

又比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用自己刚出生的儿子代替赵朔的儿子赵武去死。

这些极端的故事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是明显超越契约精神的精神，中国文化数千年不间断是有道理的。

西方文化坏的成分是明显的，特别是在西方对外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西方文化见不得弱者，除了挣表现的时候，西方文化的坏成分暴露无遗。

坑、蒙、拐、骗、抢、殖民、战争通通用上，哪条好用就用哪条，常常还是综合使用。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征服者获得国家后，暴力手段和害人的事要一次干完，然后，假惺惺的给被征服的人民一些好处，这样又获得了国家又得到被征服地人民的支持。

对于这些说法，马基雅维利有错吗？还不如说是西方文化的问题，西方文化把他的书奉为经典，在西方文化下，这书是好书，我们也不用说这书不是好书，看来，西方文化出了大问题。

当初，西方人对外面的世界诚惶诚恐，后来发现自己打得赢，于是，这个方式就一直用到现在，西方人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也一直持续到现在，欧洲人确实是这样想、这样干的，欧洲文化就是这样的。

正如罗素所说：“所以足够强大的国家无不以征服他国为目的。”罗素还说过：“一个国家没有石油就不能作战，而不能作战便不能占有油田。”西方人太诚实了，毫不隐讳其思维中的征服、侵略，因为这是西方文化认可的英雄行为。

还是培根说到了点子上，“对于战争，不在于别国打来，在于自己认为有危机就可以发动战争。”看来，西方文化确实有成就，因为西方文化培养出了培根，反过来，培根对西方文化不管是帮忙还是帮倒忙都是有力度的。

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思维模式，就像采尼所说：“我们是善良的欧洲人，是自由的思想者，而且非常自由。”他这话有西方人的特点，就如同他把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者搞错了一样，然后感觉西方相当优越，优越到对西方人眼中对劣等民族的征服属于英雄行为，同时，西方人觉得对方应该会发自内心的感激自己，西方还真就天真到这个逻辑。

事实上，西方人对外面的世界不知道干了多少坏事，战争对西方人来说只是一个商业选项，打仗就像是做生意一样，《联邦党人文集》中说：“在西印度群岛采取军事行动时，从这个国家出口的商品对这种行动是很有益处的，那么，我们就会马上意识到，如此良好的形势有利于我们在夺取商业特权中讨价还价。”西方人对外面的世界干的坏事还真是说不完，相关文献也太多了。

西方人喜欢打仗，动不动就打，战争规模可能并不大，打仗的理由常常非常简单，要么是宗教原因，要么是财产原因，是当游戏在玩。

康德很烦这个，他引用古希腊人的话：“战争的危害就在于它制造的坏人比它消灭的坏人更多。”这话听着是不是有点别扭，是的，西方人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确实很别扭，所以，西方人要给战争立法，实际是要建立游戏规则。

在中国人看来，打仗是最后手段，能不打就不打，真要到了战争阶段，双方都会忽视那些所谓法律，能管住战争双方的只有文化和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