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长河的流转中，四十年如白驹过隙，却又承载着无数的回忆与故事。

今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当熟悉的面孔逐一出现，岁月仿佛倒流。曾经青涩的少年少女，如今已历经沧桑。

围坐在一起，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曾经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拉前排女孩的发丝……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片段，在欢声笑语中一一重现。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经历，感慨着世事变迁，感恩命运让我们重聚……”听完孙建安老师讲的故事，马建国同学接着说道：

马红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高一时他在2班，我在4班，2班有我初中时的同学，我经常去玩，所以也认识马红生、王书生、邓志刚等同学。

高二时分班，我们都分到文科班。由于个子小，我们都坐到最前面。我坐2组，他坐3组，其实相当于同座。

那时我睡在上铺，马红生也睡在上铺。两张床背靠背，我们便把被子合起来，两个人一起睡，而且睡一头。

回到宿舍后，马红生总是睡不着，一会儿说他喜欢张琳琳，一会儿说他喜欢王园园。我有时睡醒了，看见他还没有睡。

马红生的父亲在上海东海船厂当车间主任，每个月都汇30元钱给他，那时的30元不是小数目。红生每次去取钱时都叫我同去。这一天我们必定在外面吃，每人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吃啤酒加猪头肉，那是学生时代最好的美味。

记得有一次红生又买了半斤猪头肉，但是面还没有熟，我们便站到门口聊天。美女服务员叫我们进去吃时，猪头肉已被一位民工倒在他的碗里了。民工很尴尬，说以为我们不吃了。我说算了，你吃吧！那天我们就吃了两碗白面。

高中毕业后我经常骑车到红生家里去，他妈妈、弟妹都很喜欢我。我们晚上还是一起睡，就跟在校里时一样。我上床就睡，他还是睡不着。

8月份的时候，马红生到他父亲厂里学车床；而我只能在家里种田。

1986年10月，我和同乡二十多人一起来到上海长兴岛车灯厂打工。

车灯厂星期天休息，这天我来到马红生厂里。他本来加班，看见我来后立即请假陪我去市内玩，我们手拉手一起跑。马红生知道我喜欢吃猪头肉，中午又请我吃了一顿。

分别时马红生说他下周到我们厂里玩，我当然求之不得。

到了下个星期日，我一早就来到凤凰码头，等待马红生过来。

那时吴淞开崇明的船经过凤凰码头，也有直开长兴岛的船。我看见有船过来就激动不已，猜想马红生就在这条船上，可是直到最后一条船最后一位旅客下船，也没见到马红生的影子。

第二天才收到马红生的来信，说他星期天加班，不来长兴岛了。

我常常想，现在有手机，再也没有人会在码头或者车站等人一天了。

由于车灯厂工资太低，年底我就退厂回来了。

1988年9月，大明中学一位老师病假，杨校长介绍我去那里代课。

那时候桃园乡和大明乡之间不通汽车，要去大明的话，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先坐公交到磨头镇，再从磨头镇坐到大明，很不方便。

可是我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父亲叫我坐公交去,我只好向公路边走去。

到了路边，正好遇到高中时的同学朱新明。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大明中学代课。朱新明高中毕业后贩羊为生，他买了一辆摩托，这几天正好没生意，便说送我去学校。我一听求之不得。

朱新明将羊栏取下送到我家，然后叫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

9月的天空一片湛蓝，阳光温暖但不刺眼，我们疾驰在丁磨路的柏油马路上，呼啸而过的秋风将我前额的长发吹起，我忽然感到一丝凉意——秋天终究还是来了。和我不同的是，朱新明一直都是短发，他说这样看起来精神，也容易打理。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骑了十几分钟便到了学校。因为星期日，老师们都不上班，只有吴校长还在加班。吴校长热情地给我安排了宿舍，朱新明当天就和我住在一起。由于身处新环境，我们两都没有睡意，几乎聊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正式上课，上课前吴校长向其他老师介绍了我。这时我发现学校只有十几名老师，其中有一位年轻女老师，听说也是代课的。女老师名叫王小琴，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今年才18岁。

老师们对我很热情，说我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帮忙，不要客气，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下课后回到宿舍，我告诉朱新明同事们对我都很热心，其中一位代课老师还是个美女、很有气质。朱新明一听立马两眼放光:“真的吗？那你把美女老师介绍给我。”我想我刚来学校，和王小琴还不熟悉，怎么能冒昧地帮她介绍呢。这时正好王小琴从我宿舍门前经过，我便指给朱新明看。朱新明一见两眼都直了，以后就呆在我宿舍不走了……

王小琴虽然只有职高文化，不过能歌善舞，乒乓球、篮球打得也不错。后来我们俩私下里协调：我教语文数学，她教体育音乐。

整整一周，朱新明一直在校里陪我，他到外面吃，我也不好叫他走。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六放学（那时单休），我收拾东西准备和他回家。这时候王小琴到宿舍找我:“马老师，你们回家时能不能载我一段？”她住磨头，和我们顺路，因为不是我的车，我有点犹豫，没想到朱新明立马就答应了:“好的好的，咱们三个人一起回家，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呢。”见朱新明已经答应了，我也笑了笑说:“好吧，咱们一起回家。”

我让王小琴坐到我前面，三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朱新明将摩托车开得飞快，一会儿便到了王小琴的家门口。王小琴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坐坐，朱新明求之不得，立即就去了她家，我也跟着进去了。

王小琴向妈妈介绍了我和朱新明，她妈妈很感谢我们带她回家。我说:“阿姨别客气，只是载了一段路而已。”王小琴妈妈说:“我女儿文化不高，工作上还望你多多指导。”我说:“阿姨，我也是代课的，不过我们以后会互相帮助，您放心。”就这样，我们聊了好一阵，这时我想起离家还有一段路程，就赶紧和王小琴母女告别，然后和朱新明向回家的方向出发。

我们到家后，天也快黑了，妈妈为我们做了晚饭，朱新明边吃边说“马老师，今天到王小琴家里，她妈妈对你挺热情，对我好像有些冷淡，你发现了吗”？我说:“她妈妈可能觉得我和王小琴是同事，所以就和我多聊了一会儿，你不要多想。” 朱新明没有说话，低着头默默地吃饭。 

 开学第二周，朱新明又说要送我去学校，我说:“不必了，你要贩羊子，总不能为了我耽误生意。”。朱新明说:“那好吧，你自己坐车去，等星期六我去接你。”“还是不麻烦你了，星期六我坐公交到磨头，再坐公交到桃园。”说实话，朱新明已经在学校陪了我一周，而且自己买饭吃，我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他了。

等我到了学校，王小琴也来了，她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感谢我和朱新明星期六送她回家。我说:“都是同事，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这时我发现王小琴比上周更漂亮了，她明显精心打扮了一番，头发顺直地披在肩上，眼睛大大的，灵动又多情，脸上白白静静，穿得很时尚，整个人既靓丽又充满朝气。王小琴看我有点发呆，立即娇羞地低下了头。我也不好意思再看她，独自回到自己的宿舍。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星期六的放学时间，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坐车，忽然听见学校院子里有摩托车鸣号，跑出去一看——我的天！朱新明真的来校里接我了。

“东西收拾好了吗，马老师，我来接你回家了!” 朱新明边停车边问我。

“你还真的来了，精神可嘉啊!”我调侃道。

“你的美女同事呢？叫她和我们一起走吧。”朱新明在我耳边悄悄问道。

“哦，我明白了，你是特意来接她的吧？居然还打着接我的名义，真的是重色轻友啊。”

 “没有没有，我是个重色轻友的人吗？真的是来接你回家的，顺便带上你的美女同事。”

“好吧，我去叫一下王老师，咱们一起回家! ” 

我到王小琴的宿舍叫她，她正准备坐公交呢。听说朱新明又来接我们，她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三个人又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从此朱新明每周星期六都来接我回家，王小琴也都跟着坐顺风车。我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放寒假后，朱新明开启了疯狂的“恋爱”模式:他每天都给王小琴打电话，而且一打就是几十分钟。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电话费又很贵；但对于朱新明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一个心爱的人更重要了，即使电话费再贵，朱新明也在所不惜！

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正月初五那天，朱新明去吴窑卖羊子时，半路上出了车祸，朱新明当场身亡！

 第二学期开始了，王小琴比上学期胖了一点，身材也丰满了许多。我们照例相互问候，当提到朱新明的时候，王小琴显得十分痛苦，她说当天早上朱新明还和她通过电话，叫她一定要注意安全，谁知道下午他就没有了。我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自己一定要看开。

我后来买了一辆电瓶车，每周和王小琴一起去学校一起回来。王小琴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老婆，后来我们都转了正。

2013年9月，我下班刚出校门，一辆小汽车堵住了我的去路。

我按了一下电瓶车喇叭，车里的人立即开门下来，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说：“这不是马老师吗？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你高中的同学何文友啊。”

我仔细端详了一会儿，才对他有了一些印象。何文友喜欢写作，上学时就在报刊上发过文章。

我赶紧把电瓶车靠到路边，和他亲热地聊了起来。

原来他儿子就在我们校读书，已经是初三学生了。

聊了一会儿，我们互留了电话互加了微信。

他儿子在我们校不错，可是不在我的班级，我找到他的班主任张银芳老师，让她多多关照一下。

有次我跟他的儿子说：“我和你爸是同学，你有什么事可以找我。”

那段时间，何文友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多关注一下他的儿子，他还跟我说他经营的家庭农场有几十亩车厘子，等车厘子熟了，送给我两箱尝尝，我说不用客气，咱们是老同学，一切都是应该的。

何文友后来经常和我联系，可他从不发信息也不看时间，也不问我方便不方便，，直接就是一个视频电话！他倒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而我有时在洗澡有时在大便。

我要是联系别人，生怕打个电话别人不方便，都是先发微信或语音问人家有没有空，方便不方便，人家说有空才打。信息能说清楚的，一般就不打电话。

后来他儿子考上了县城的一个普通高中。

这天何文友突然给我打电话，叫我帮他办点事情。我说只要能够办到，我一定帮忙。

原来何文友听说我以前的同事夏志华，现在在如皋重点高中当教导主任。何文友看到这层关系，想让我去找夏老师帮帮忙，让他的儿子借读到这所高中。

借读在几年前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要多交借读费。何文友说钱不是问题，只要能借读就行。

我有些为难，但还是抹不开何同学的面子，就给夏志华打去求助电话。夏志华说：“是你什么人？如果是外人就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说是我老表家的孩子，让他费心帮帮忙。

夏志华说：”是你亲戚的孩子我一定尽力而为。“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知道你的能力，有你办不成的事吗？

经过夏志华协调，终于把何文友儿子借读的事情办成了。为了表示感谢，我还请夏老师和他的同事吃了一顿，当然我没跟何同学说。

事情办成了，我连何同学的一瓶水都没喝过，一支烟也没吸过，更别说答应送给我的几箱水果了。

三年以后，夏老师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老表的儿子考上了南京工业大学，八月十五请我们去喝庆功酒，你肯定也会去吧？我说当然当然。

我想何文友儿子的升学宴肯定会通知我的，到时也给他一个大红包。谁知道何文友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微信上也没有和我说一下。我想何同学可能忙忘了，也没有主动跟他联系。

前年3月，我们几个过去的同事小聚，夏志华跟我说：“当年何文友的儿子办升学宴时没有看到你，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为何没通知自己的老表？

没想到他当着大家的面说：马建国这个人不行，找他办点事推三阻四的，还要我给借读费，不知道他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

听到这个话，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说借读费都是你们学校收的，我不仅没有拿他一分钱，还请老师们吃了一顿！何文友真的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

不过事情过去好几年了，我也没有跟何文友提起此事。

却说本市有二十多个镇区，每个镇区都有文联，文联辖下有十几个协会，比如作家协会，书法协会，楹联协会，散文诗协会，摄影协会，还有诗词协会，佛教协会，戏剧协会，美术协会，朗诵协会等等。

协会每年都在增加，多一个协会就可以增加很多“官位”，满足一些人的官瘾。虚官也是官嘛，这还是文联钦点的“官”，有档案可查的。

去年9月，江湖市作家协会举办诗歌比赛，报名费50元。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获奖名次由投票选举产生，每个微信号每天只能投一票，不过十元钱可以代表五张票。投票从即日开始，到月底结束，元月五号公布获奖名单，其中一等奖一名，奖金1000元，二等奖两名，奖金500元，三等奖五名，奖金200元。全部奖金由十粮液酒厂提供。

我立即报名参加比赛，接着把自己的参赛作品发到各个同学群朋友群中，希望同学们、同事们助力投票。大家看到我的作品后都说不错，每天都有上百人投票，到月底，我一共收到3157张选票，而别人只有几十或几百张选票。我想我得一等奖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

到了公布获奖名单那天，我发现获奖名单上并没有我的名子，而获得第一名就是何文友。

何文友的朋友没我的多，选票也没有我的多。我问他怎么会得一等奖的？他说：比赛前不是说过，十元钱可以代表五张票吗？投票最后一天，我花4000块钱买了二千张选票，我的一等奖就是这么来的呀！这些都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呀！

花四千块钱得了一千块钱奖金和奖状，还公平公正公开！我听了哭笑不得。其实就是不花钱，全民投票也是荒唐的，投票人知道诗词好不好呢？

何文友进了江湖市作家协会群后，也把我拉了进去。

进群之后，我发现江湖作协群中能写出像样作品的作者寥寥无几，不过吹捧成风，满屏都是“大师力作”“文坛泰斗”“年度经典”之类的赞誉，但若细究这些“作家”们的创作成果，真相令人啼笑皆非。多数会员全年发表的作品不超过三篇，而且大多是刊登在无正规刊号的内部刊物或者自媒体平台上，内容要么是无病呻吟的抒情，要么是东拼西凑的感想，既无思想深度，也无艺术价值。更荒诞的是某会员在《江湖晚报》上发表过一首二十字的打油诗，自己截屏发到协会群后，便被群友们奉为“诗歌标杆”，数十条溢美之词刷屏，有人称其“堪比李白再世”，有人赞其“开辟乡土诗歌新境界”。这种畸形的吹捧文化，本质上是缺乏作品底气后的自我麻醉，大家互相抬轿、彼此慰藉，用虚假繁荣掩盖创作贫瘠，让“作家群”沦为自我满足的“夸夸群”。

创作水平的低下，更让“作家”头衔显得名不副实。江湖作家群部分会员的文字不仅毫无文采可言，更充斥着触目惊心的文字错误，错字、别字、语病连篇累牍。某会员发表的“散文代表作”中，“震撼”写成“震憾”、“即使”写成“既使”，短短五百字内出现十余处错别字，标点符号使用更是随心所欲，逗号、句号混用，引号、书名号乱用。更令人咋舌的是，有会员在写“获奖感言”时，说他得知自己获奖后，“迫不及待地冲了上去。”。有些作者之所以能跻身“作家群”，并非凭借创作实力，而是得益于圈子的宽松标准与互相包庇。这种对文字的漠视，不仅亵渎了文学的严肃性，更误导了公众对“作家”身份的认知。

比创作水平更堪忧的，是江湖县有些作家素质低下，他们出口成脏、人身攻击并非个例。作家群内的所谓“作家”，非但没有文人应有的儒雅与谦逊，反而将市井戾气带入圈子，把争论变成骂战，把交流变成攻讦。同时作家群内裙带关系复杂、等级森严，彻底沦为排外的小圈子。群内有些领导手握资源分配的权力，将征文评奖、作品发表的机会优先向自己人倾斜。普通会员若想获得“重视”，要么攀附关系、送礼讨好，要么加入吹捧大军、沦为核心圈层的“应声虫”。江湖县城作家群内的等级壁垒清晰可见：核心成员发布的文字，无论质量高低，都会收获清一色的赞美；而底层会员的作品，即便略有亮点，也往往无人问津，甚至会遭到无端嘲讽。更有甚者，部分“作家群”还存在明确的“入门门槛”，并非以创作水平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亲疏、背景深浅为依据，将真正有潜力的草根写作者拒之门外。

因为何文友得过大奖，又是群管理员，所以只要他发了诗歌散文，哪怕只是截图，不到一分钟，群里就有人评论、点赞！当然都是好评。

这天何文友又在群中发了一首诗，许多人点赞。因为不是他写的，为了活跃气氛，我便说这首诗简单，就是把记叙文分行，我也会写。

这下何文友生气了，说人家是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身份，得了多少奖多少奖！你算什么东西？有本事你写一首试试？

出于恶作剧的心理，我便写了这样一首诗发到群中：

腐到文坛万事空，

真真假假混鱼龙。

滥竽受宠登高位，

和璧遭疑弃冷宫。

获奖出书凭贿买，

沽名钓誉靠吹蒙。

作家已是寻常物，

遍地诗人可自封。

何文友看到我的诗后，立即把我踢出去了。

我是同学群群主，作为对等报复，我也把他从同学群踢出去了。

事后我总结了一下，要想在江湖市作协混下去，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你得学会拍马屁，会拍马屁的人，才能参加作协、文联组织的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福利，譬如改稿会。改稿会通常可以发公开纯文学刊物。对于地方会员而言，能在公开纯文学刊物上发一篇作品是一件很牛的事，甚至于能吹好几年。

地方作协通常都被一些年纪较大，资历很高的老前辈把持。他们是地方的名家，也是地方作协、文联里的老大哥。新人想要出头，必须学会跟着他们的脚步。

地方上一但有人自费出本书，必须要搞个新书发布会，签到的人都会购买一本。然后让大家发表读书感受，书还没看，怎么有感受。这时候有几个专业捧哏就开始赞了。比如某某作家这本书为我们江湖市开辟了什么什么，走出了什么什么，是一次什么什么的回归。评价很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文学，这位曾经在人类精神殿堂里高坐的贵宾，如今已驾鹤西去。死因不明，据说是被现实的重锤闷棍打死的，也有人说它是被金钱的洪流活活淹死的，更有人说它是被自己的一帮不肖子孙——也就是如今的作家们——给活活气死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免了，毕竟也没人送花圈，但有事请务必烧纸，烧得越多越好，毕竟到了那边，纸钱也是钱，能买通阎王爷，说不定还能让它投个好胎，下辈子别再做人，更别再做文学。

文学的死，其实早有预兆。你看看现在的作家，一个个都成了“宅男”“宅女”，躲在空调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写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就是宫斗宅斗，要不就是些无病呻吟的“伤痕文学”。他们笔下的世界，比肥皂泡还脆弱，一戳就破。他们不敢揭露社会的黑暗，生怕得罪了谁，断了自己的财路。他们只会歌功颂德，把屎盆子当花瓶，还硬说是艺术品。这哪里是作家，分明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群文字的搬运工，一群灵魂的乞丐。

文学刊物呢？更是生存艰难。以前是“洛阳纸贵”，现在是“纸贵洛阳也没人买”。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学杂志，如今要么倒闭，要么靠吃老本苟延残喘。它们就像被时代抛弃的弃儿，在角落里瑟瑟发抖，无人问津。偶尔有几个还在坚持的，也是内容空洞，形式僵化，读起来味同嚼蜡。它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大概就是给某些人评职称、拿奖金当垫脚石。

实体书店更是惨不忍睹。以前是人潮汹涌，现在是门可罗雀。一家家书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闭，留下的只有空荡荡的店面和满地的狼藉。那些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书店，如今都成了记忆中的风景。人们不再阅读，不再思考，只想着怎么挣钱，怎么生存。手机成了他们的精神食粮，短视频成了他们的知识来源。他们刷着无聊的段子，看着低俗的直播，笑得前仰后合，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被一点点掏空。

民众热衷挣钱生存，不再阅读，这不能全怪他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生存压力山大，谁还有心思去读那些“没用”的书？文学不能当饭吃，不能当房住，自然就被边缘化了。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没有了文学的滋养，人的心灵会变得干涸，精神会变得贫瘠，灵魂会变得空虚。

文学死了，死得悄无声息。它没有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死在文化荒漠的岁月，却死在了这个所谓的“盛世”里。这难道不讽刺吗？不荒诞吗？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却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家园。我们成了物质的富翁，精神的乞丐。

文学已死，有事烧纸。烧纸的时候，别忘了问问它，下辈子还敢不敢来人间走一遭。也别忘了问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做点什么，让它在另一个世界里，能安息，也能重生。

却说马红生父亲去世以后，他让弟弟顶替，自己到吴江建筑工地上打工。

去年6月1日早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一看是马红生的来电，立即兴奋地问道:“红生，你在哪里？”

电话里传来他夫人的哭声:“红生走了，后天出殡。”

我愣在床上，不知说什么好；再打过去，已经无人接听了。

大约9年前，我接到马红生电话，说他中风瘫痪了。妻子照顾他便不能挣钱，挣钱便不能照顾他，他的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叫他不要怕，我明天就去看他！

第二天来到马红生家里，他躺在床上，耳朵聋了，穿着纸尿裤，不能动了。我凑到他耳边说话，他点点头，眼睛还认得我。我跟他聊了近一个小时，聊过去的事，聊班上的人，聊那些年在上海打工的事。他听着，眼睛湿了，没说话。我说走了，他看着我，眼睛又湿了一下。那是最后一面。

费琴同学在吴窑办有敬老院，听说马红生的情况以后，立即接他进了敬老院，她说护理费年底给也行。

我常常想，马红生哪天能够恢复健康就好了！我们再在一起喝啤酒、吃猪头肉，可你怎么就走了呢？同学之间，不带这样子的！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每当歌声响起，我脑中想到的不是女友，而是马红生。

红生你走了，他们说你57岁，我说不对，你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穿蓝布褂子的小弟。

红生这辈子不争不抢，老老实实，没害过人，没坑过人，对老婆好，对孩子好，对同学们都好。

你比我小三岁，我先送你。

安息吧，红生。”

吴校长退休后，大家推举我当上了大明中学的校长，王小琴也当上了校里的教导主任。

我和王小琴相亲相爱，现在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我们都希望他们毕业后到母校教书。

爱情，不只是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不只是恋爱时的卿卿我我；不只是婚礼上的海誓山盟；更是在平凡的日子里，为了更好的生活一起努力打拼，相互扶持；更是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不离不弃、携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