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喜欢下定义，相比来说，在具体学科中下定义是可以的，是必须的，具体学科更具纯粹性，或者说更简单，这时，下定义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哲学中的定义实际只是一种文学表达，哲学当然需要定义，哲学的有趣就在于哲学可以玩无定义游戏，即日常语言就可以表达哲学。
季羡林说：“我一向认为，定义这玩意儿，除了在自然科学上可能确切外，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则是办不到的。”但是，哲学早就习惯了下定义，动不动就下定义，那也许是纯哲学需要的，定义满天飞的哲学同样是有趣的，哲学定义构成了哲学语言的基本元素。
哲学本来是也应该是和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就是由于这些定义，哲学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似乎也是哲学发展所需要的。
其实，哪门学科不是这样呢，在哲学上，即使是以搞笑的方式下定义，下定义也是要继续的，但是我们要明确，对于哲学，下不下定义都有趣，各有各的有趣。
回到康德，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可以认为物自体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是世界最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人是不懂的，在字母语言下，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对定义的依赖更强。
在汉语环境下，物自体这个名词要不要无所谓，物自体有康德特有的含义，我们不是康德，不能完全理解康德。
叔本华认为物自体就是意志，我们认为，物自体这个名词可以不要，我们完全可以用诸如“原本质”、“潜本质”、“隐本质”、“根本质”等名词来代替物自体。
这样，我们不需要对该名词作任何解释，哲学像变魔术一样一下子变简单了，哲学家可能会对此发笑，我敢肯定，神也在笑，我还敢肯定，神不会只笑我一个人。
其实，对于一个哲学名词，更重要的不在于有没有理解，在于怎么理解，意思就是怎么理解都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名词和定义的重要性在于能启发人从不同角度去思考，这正是哲学需要的。
正因为此，对康德哲学，不要去研究对不对，启发是肯定有的，而且是一串一串的，那么，康德的伟大就不是一点点的。
哲学把读者弄得很累，主要不是累在哲学上，是累在语文上，哲学的晦涩是字母语言导致的，而欧洲文化下，一个学者不把自己弄晕不算本事，一些中国人顺应了这种潮流，这样，哲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显得很高深。
在科学上，对同一个名词要求有相同的理解，这是很显然的，不然科学没法搞，在哲学上，对同一个名词有不同的理解也是显然的，而且是合理的，哲学是谈虚的，对于虚的事物，不同的人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就好比在不同地方听同一只喇叭播新闻，我们听到的是同一条新闻，哲学家可能在想，能不能听一下这条新闻的声波所引起的某两个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是个什么样的声音。
哲学家出这种奇怪的想法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哲学家对这两个气体分子之间的碰撞声所下的定义对生活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哲学家这么想就有意思了。
我们说，只要有启发就好，就如同双缝干涉实验中的光子，这光子打在哪里都有可能，打中了读者就好，能够触发读者的某个特定的思维，哲学就完成任务了。
哲学家们喜欢造新词，在字母语言下，新词把哲学的档次提高了，甚至，对新词的理解就成了对哲学的理解，对新词的解释就可以向别人炫耀自己懂哲学。
可以这么说，哲学课的大部分时间是用来纠结这些新词的，当今的哲学家很熟悉这个路子，甚至不走这条路不行，但哲学似乎可以不总是走这条路。
西方哲学整了一些不必要的名词出来，然后对这些名词加以很可能是故意的模糊解释，后面的哲学就要用这些名词来运作，并且要求运作时要贴近该名词的本来含义。
但是，刚才说了，这些名词的含义是模糊的，这使得这些名词的含义具有数学上的不收敛性，即具有发散性。
这正是哲学需要的，由此，西方哲学就一下子从二维变成了三维，即从地面高升到天空，这样，密涅瓦的猫头鹰就能飞起来了，就不好抓了，西方哲学就丰富起来了。
最终来说，西方哲学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堆抽象概念的集合，怎么玩都是抽象的，玩得对不对不重要，因为没有对错，重要的是玩家的名气是否够大。
比如说，世界是阴阳的组合，这个大家都认可吧，大名人尼采说了半天就是在说阴阳的事，结果整出日神和酒神来加以解释，其实，尼采的日神和酒神，作一个比喻可以是，日神相当于热力学第二定律，总是试图要让事物趋于正常，酒神是来捣乱的，是一种能量，专门来破坏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样，日神和酒神的相互作用就构成这个世界，世界就是处在日神和酒神的相互作用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中国人猜到了这和阴阳有关。
又比如，古希腊的那个逻格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同理可解，可以这么理解，所谓努斯精神，就像是暗指数学，其抽象性和独立性还真是很像，所谓逻格斯精神，就是一步步的进行公式推导，也就是给出一种规则，不能违反。
其实，这种比喻是否合适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以定义的方式整出这两个精神，把人的精神搞得有点糊涂了，当然了，哲学不这么玩似乎也不行，哲学就是要这么玩才有意思。
康德在底层捣弄，这活儿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干得了的，康德是值得尊重的，康德哲学给人钻牛角尖的感觉，但这些思考给人的启发是宽广的。
比如，康德的二律背反问题，实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状态的存在性之间的矛盾，这里需要考虑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质变前，这物表现为这物，质变后，这物表现为他物。
面对康德烦恼无比的那个现实而虚幻的宇宙，中国人有浪漫的理解方式，康德肯定不会同意，我们今天对宇宙的理解已经接受了无限中的有限概念，人类的认识是有边界的，人类只能在我们的宇宙中思考宇宙。
其实，我们不用关心康德对世界的理解是否正确，也不知道谁正确，有康德，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多一种，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就显得更加深刻。
在对宗教和上帝的态度上，康德一直矛盾着，康德需要上帝就如同数学家需要一个坐标一样，而且，康德对上帝的感情应该超过数学家对坐标的感情。
康德是欧洲人，在欧洲文化下成长，他必须是上帝的子民，他被迫需要上帝，但他还是对上帝进行了一些限制，矛盾中的康德在人和神之间和稀泥。
欧洲文化下，国家是个理论推导的逻辑结果，之所以要去推导并且得到这个结果，前面已经说了，欧洲的政府不力是个重要原因，教会、国王、领主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称其为山大王也可以，还有其他如不同民族、不同行会等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下，契约精神似乎更能管理社会。
欧洲人自己也知道，光有契约精神是不行的，国王又属于扶不起的阿斗，教会嘛，已经烦多少个世纪了。
随着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契约思想的启发下，欧洲人终于推导出了国家这个社会契约结论。
实际上，欧洲的国家是所有人的自私而导致产生的一个组织，用霍布斯的话说是，“人们之间达成合意，自愿服从他们认为能够抵抗所有其他人的某一人或某一群体，从而保护他们自己。”就是说，建立国家是人们为了自保，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这根本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个保险合同。
其实，中国人根本看不懂这个结论，洛克认真的论证了亚当是不是最大的王，同时也论证了怎么才能成为合法的王，中国人一阵苦笑，表示没看懂。
想来也没那么深奥，没有对钱的狂热，没有对经济学规律的进一步思考和验证，欧洲的现代国家概念也出不来，最终，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国家概念都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这种国家概念显然有所进步，已经超出了霍布斯的生存需要。
所以，在西方国家讲爱国主义最终只能讲成爱钱主义，西方人的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看不懂的，西方的所谓爱国，其实有些搞笑，就像狄更斯文笔下的爱国者，是一群标准的乌合之众。
因为西方人对国家有明确的定义，并且对国家的权力和责任有明确的划分，选出来的政府是来履行合同的，所以，在西方，不要求政府官员有什么高大上的思想境界，人品、德行无所谓了，只要按合同办就行了。
这么说来，西方政坛出傻瓜就是有道理的，看得懂手表的傻瓜更能认真的履行合同，换句话说，太聪明的人，西方人民不放心，就如同太聪明的边牧不能当警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