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心不武，最好还是限于事实和逻辑。”胖男生身边一位圆脸帅哥小声提醒他，显然，两人是朋友，而且可以看出在他们这群朋友间不但无话不谈还有一些共同准则。
“所以东方国家和你脱钩我觉得是对的，不能让这颗毒瘤从文明世界吸取养料坐收红利，然后恶性膨胀祸害全世界。只信权、利，专 制独大，遍地奴民，国内没法制约它，只有相对文明的东方国家可以。只要和它断开连接，这个没有心灵之信又被权本位毒害几千年的国家就是片思想、精神、良知和创造力的盐碱地，只够有口气，对外再做不了恶。对于没有灵魂的民族，这种生存状态才是它应得的，更是它活该。”听到朋友的话，胖男生自己也觉得确有不妥，平复心绪的同时语气也缓和下来。
家常装教书先生其实挺欣赏胖男生的正义感，在精致利己盛行的年轻人中这属实难得，见胖男生被朋友拉住缰绳，先生接着道：“再来看‘公平、正义’，我认为这两点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每个人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否则，如果人们连真话也不能自由地说，只能任由某种权力甚至垄断权力代替他们说话，那么所谓‘公平、正义’不过是拥有话语权者的独家文字游戏，成了他们占据道德高地的最佳舆论绑架工具，进而在这个幌子下…”说到一半教书先生又打住了，倒不只是为官样人留余地，而是当时堡垒之国的现实比他要说的任何言辞都更直白展示着这一点，“所以，只在有自由的地方才有真实。有了真实才有可能实现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正义。”
“为什么普世价值提出的理念都相对比较中性？有些地方提出的理念却总是比较正面？”一位马尾辫女生小声提出一个问题。
几秒后。
“我觉得普世价值要保守的是人的权利和良知的权利，所以在做到这一步之后别的都交给人自己，包括判断是非善恶的权利；有的地方要保守的其实不是人的权利和良知的权利，而是它自己的权力，包括它替别人做判断的权力，也只有靠看似正面的名义拿到替别人做判断的权力，这个目的才能更好实现：我这么好这么正确，你们能不让我代表吗？”黑框眼镜男生嘲讽道。
“我觉得普世价值源于自然法，自然法源于良知和良知下的理性，它本该大于由权力制定的法律，也本该大于权力本身，但有的地方似乎总有某种力量想要让权力凌驾于自然法。它看似处处符合正义，但这只是表面，它给出的正义你无法选择、无法质疑、更无法看到正义背后它真正在做的事和真正的运作方式，实则更像是利用人心对良善的向往让自己居于道德高地，从而无形中攫取对自然法的代表权和解释权，进而切断一般人与自然法之间的所有天然连接，这样权力才能在所有领域通行无阻、无限扩张。”原来圆脸帅哥除了拉缰绳，自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可是人一旦被切断了与自然法之间的天然血脉，那么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了，他失去的绝不仅仅是真实和良善。”
“如果，我是说如果，”官样人语气里透着谨慎，他知道现场有人直播，“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实现东方那种自由，那之后释放的真的仅仅是人性中的真实和良善吗？即便只是现在这样的自由度，这里就有多少坑蒙拐骗、多少人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为赚钱不择手段。”说着，官样人想到了什么，视线随即转向家常装教书先生，“有人说国人素质低下，不管不行，我不知道先生对此怎么看？”
教书先生微微一笑，道：“我觉得这里面至少一部分有因果倒置之嫌。”
官样人有些不解，静待其详。
“说国人素质低下，这我没法完全否认。可这一点如果只看现象不看背景，那就有失公平与客观了。”先生目光渐渐低沉，“这里的国民几千年来几乎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利，却背负着各种由专制权力肆意加诸其身的义务和责任，他们的权责从没有对等过，只是被权力随意摆弄的草民、工具、韭菜、炮灰，试问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会真正对自己的言行和选择负责？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能如何？这种背景下出现各种钻空子和不负责任——也就是一般称之为的‘素质低下’——我虽然没法为之辩护，但一定程度上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而这里的官僚也是权责不对等的，但完全是另一种不对等，权本位体制下他们实质上只为上级权力服务，无需对民众负责，在这里，各级权力的肆意妄为需要对造成的恶果负责吗？最后买单的还不都是民众？权力中人即便做出什么掩盖不过去的罪恶也往往由权力的家法按自己人处理，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糊弄下民意也就过去了。权本位下，权力的家法大还是国法大，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就不用我多说了。至于那些能掩盖过去的…其实那也不叫‘掩盖’，没有独立媒体没有言论自由的地方，没事时往权力靠都来不及，恨不得是一家人，又哪来‘掩盖’一说。加之权本位意识形态下，人们对于权力，潜意识里觉得它只要不伤人就已谢天谢地，很多在人本位民主法治国家是问题乃至犯罪的事，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