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西方民 主，赢家很可能是、极可能是不按民 主办事的人，因为各方的资源不平衡，所谓民意是可以被引导的，特别是有媒体资源的一方。

穆勒说：“权力使用者的人民和承受权力的人民并不永远是同一种人。”这是一场博弈，似乎总是资本一方赢，按哈耶克的意思，多数人是被迫按照已经的决定去做那些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做的事。

斯宾格勒说：“选举权越接近普及，选民的权利就越少……投票除了是选民对个别组织的谴责以外，连起码的积极影响都没有……普选权中根本不存在有效的权利，甚至连选择哪一个政党的权利也没有。”他的意思是，资本控制了媒体，同时也控制了已有的权力，最终是资本在使用权力。

斯宾格勒继续说道：“什么是真理呢，对于群众来说，经常读到和听到的就是真理……报纸只要做三个星期的工作，真理就会被每一个人所承认。”斯宾格勒接着说：“在英国，金钱也被用在政 治上……金钱支配的首先是议会选举……英国也有出版自由，谁占有出版，出版就为谁服务。”乔纳森•沃尔夫说：“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大错特错了，只有在选举国会议员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被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在他们短暂的自由时刻里，他们所运用自由的方式也会断然使得他们丧失自由。”卢梭讲：“人民一旦委身于代理人，就不再自由。”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模式下，成为代理人，其私心就有了西方文化下正义的发泄方式，然后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来维护其成果。

在拥有天下情怀的中国社会，确实有少数官员在偷偷的行使私欲，不是所有中国的官员都在行使上面所说的代理人的正义，那不符合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使西方民 主成为西方人民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个骗局，正如西塞罗说的，“正是大众错误的判断和草率使之（权威）又从群众移到那一少部分人手中，于是，贵族统治者们占据了能力不够的独裁者和草率民众的中间地带。”尼采说：“事实上他们全是破坏者，他们为大众设陷阱，却称之为国家：他们高挂着利剑和百种欲 望。”西方文化使西方的国家必然成为对付人民的利剑和满足大老板们各种欲 望的工具。

西方人早已悟出，“只要穷人没有受教育，没有财产，完全的民 主将不可信。”这个认识既肤浅又有欺骗性，民 主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穷人，富人一样玩不好民 主，这一点不分贫富，这正是民 主的软肋所在，当今时代不可能有真正的民 主，就拿欧洲富人的成分来说，欧洲的富人基本是传统富人，西方的等级制度直到现在也没有实质上改变。

当今时代的主角是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只需要控制记者和编辑就行了，资本的想法是，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我们已经统计出，有些人是愚蠢的，有些人是聪明的，还有一些人是疯子。” 在资本看来，这当中，聪明人是少数，对于民 主而言可以放弃，傻瓜和疯子是大量的，资本其实就喜欢和这群他们称之为乌合之众的人群一起混，效果相当明显。

资本所安排的那些记者和编辑就是骗子，有那么多傻瓜就会有足量的骗子，有那么多骗子就会有足量的傻瓜，骗子需要深入群众，骗子的声音需要遍布每个角落。

在民 主氛围下，聪明人根本没有号召力，可以说是民 主不允许你优秀，聪明人根本没法与资本对抗，最终会被选票所否定。

正如鲁斯•布鲁诺•德•梅斯奎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所说：“没有哪种选举会比操纵下的选举更棒了。”单个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资本所控制，自己只是看看报纸、电视或手机，听听新闻，没有人强迫自己投谁的票，确实，被洗 脑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资本所左右，被控制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媒体所控制，相反，认为自己相当有个性，对这一点，其实聪明人和傻瓜是一样的，只是聪明人上钩要难一些，一旦上钩，其执着程度堪比傻瓜。

在已经被洗 脑的人面前，雄辩已经失去意义，此时的辩论，基本会被那些已经被洗 脑的人引导为吵架，另一方一般会主动退出，这样，被洗 脑的人会带着这种胜利的记忆投入下一场吵架，洗 脑效果被自我强化。

演说家之所以能对听众洗 脑，第一，先下手。

第二，演说家对会场气氛的烘托就如同电路的谐振一样，带头起振的很可能、极可能是演说家派来的人，特别是要有足量的粉丝到场，这个和网络刷榜是有区别的。

西方的民 主过程中，参与的民众多少都收到过资本的馈赠，从基层选举开始就是这样，到了高层选举的阶段，砸钱都是大手笔，都是团伙作案，这事连西方老百姓都知道，明的暗的都已经合法化。

事实上，到了选举的决赛阶段，媒体已经完成了任务，此时，不管选谁，对资本来说都是胜利，人民此时还沉浸在投下神圣的一票的自豪之中，或许，竞选人双方有着同一个老板，要不就是该老板能决定性的影响任何一方。

其实，是不是一个老板没有多大关系，老板之间肯定是朋友，即使他们是生意上的竞争者，正如尼采所说：“几乎每个政党都明白，为了保存自己，必须保存反对党力量，在对立中自己才是必要的。”罗斯福也说：“要在政 治上获得成功，有一个敌人很重要。”看来，西方还是有明白人，他们已经把明白的事说得如此的明白，但大多数西方人对这种说法具有免疫能力，这就是民 主的胜利，最终是资本的胜利，西方民 主已经强大了随便怎么诋毁民 主也不能阻止人民参与民 主游戏的状态，不得不说，游戏的力量是强大的。

刚才说了，民 主下的聪明人没有号召力，那么，在集权下，聪明人就有号召力吗？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绝对的集权国家，多少总是有点民 主成分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西方民 主是假民 主，因为目前的人类做不到真民 主，集权下的民 主更现实。

也正是因为集权下有点民 主，其人民就总是嫌民 主不够，此时，如果有人发布了与政府意见相左的见解，会被大量的人认为是聪明人，在现象上，集权下的这些所谓聪明人似乎更具有号召力。

这些聪明人为了巩固自己的聪明人称号，会继续发布与政府意见相左的言论，信这包药的群众和这类聪明人会产生共鸣，一起以不同方式发泄各种不满，从中体验到一种政 治快 感。

人是政 治动物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所谓不关心政 治的人也是有政 治观点的，一些人是以蔑视政 治的方式在关心政 治，他们的政 治快 感主要体现在能向他人表达对政府的各种不满，如果大量拥有类似兴趣的人聚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场民间政 治嘉年华，人们的政 治热情会相互促进，参与者能从中感受到巨大的快感。

这就再次说明，谁再标榜自己对政 治不感兴趣谁就是十足的傻瓜，此时，真正的聪明人分三种，一种是正在帮助政府制定各种政策，这属于体制内聪明人。

另一种是正在感受政 治带来的幸福时光，喝着咖啡，像看电影一样看着那群人闹呀闹，同时，也看到政府在那里不停的灭火，傻瓜有傻瓜的快乐，聪明人有聪明人的快乐。

还有一种，他们投入了反对那些被洗 脑的人的活动中，努力的与那些人进行斗争，这是很可贵的一种精神，但是，不要高兴早了，他们会被一大群吵架很在行的人给骂得心平气和，他们将与第二种聪明人合二为一，最终，只有两种聪明人。

对于当今人类社会，集权下的民 主确实更现实、更有效，集权下少数人的民 主比全民民 主绝对更有效，至少来说，全民民 主的怪象管都管不过来，少数人的民 主在管理上容易得多。

而参与决策的这些少数人，其学识、人生经验、政 治经验、顾全大局的觉悟普遍比普通人高，集权下少数人的民 主才是当今人类民 主的亮点，多数人是在享受少数人的民 主结果。

一个西方人会问，这些少数人乱来呢？这是西方文化的必然提问，不具有中国文化思想就会存在这样的提问，中国文化下的少数人的民 主才是动人的，此时的多数人不用带着神圣的态度去投神圣的一票，还真就可以把民 主投票当成是一种娱乐活动。

在中国，选谁都一样的，治国的指导思想是早就统一了的，此时，民 主还真就可以是人民的玩具，各级政府按任人为贤的内部民 主方式内定即可，这一点是中国人民才有的福利。

在西方，选不同的人，人民的小日子有可能完全不一样，虽然当选人的服务对象始终是资本，但控制当选人的资本有可能来自不同资本方，这样，就会有不同的政策，所以，西方的每一次选举实际上是政 治上的一次折腾。

此时，如果民 主国家的人民能够看到集权国家人民的真实状况的话，我的意思是，他们很难看到真实情况，能够看到的话，民 主国家的人民很可能大规模的羡慕集权下的人民，因为集权下的一群人之所以有时间和精力来发泄，都是因为集权下的政府把脏活、累活干完了，然后就会出现所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是政 治家，我怀疑孔子是借女子和小人在谈政 治，确实，人对已获得的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是挑挑拣拣。

相比之下，西方的确需要更加民 主才行，西方人民一方面需要自由，一方面需要政府干那些脏活、累活，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前提，民 主显得很必要。

让集权国家继续搞集权吧，这是集权下的人民的一种幸福状态，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抵制这种幸福中享受这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