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下会产生各种奇奇怪怪的想法，有一些想法具有科技方面的意义，这也许是西方科技发达的一个原因。一些人老觉得在大一统下没有言论自由，这些人都是不懂言论自由的人，当今时代已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做到当年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极端状态，当今时代，既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今天的中国就是大一统状态，谁能说今天的中国人的思想是禁锢的呢，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和我都处于言论自由状态。

以前，中国人的思想比较保守，同时，对外界的了解也严重不够，特别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这种保守、陈旧的思想成了中国文化上的一种传统。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以及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使得中国在付出了无价的代价之后如梦初醒。中国人在科学领域和思想领域都有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化，唯独没有变，也不需要变的是大一统模式。中国人早就实现了大一统模式下的言论自由，通过近代以来的思想调整，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在科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已经相当活跃。有两种言论在世界各国都是不允许的，对现有社会模式构成威胁的政 治言论，以及没有底线两性言论，特别是第一种言论，在任何国家都是遭打击的对象，因为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前面说的“大事不能讨论”的范畴。然后，西方人以大规模讨论前面说的“小事随便说”来体现言论自由，关键是西方人把随便骂总统做到了“小事随便说”的最高境界，这种言论自由的影响力太大了，乌合之众必须得有这样的娱乐，这就是前面说的“这是文化出了问题”，是做人出了问题。

在大一统前提下完全可以实现思想的活跃，现在，中国人的各种想法和论调，先不说对不对，脑洞之大，西方人已经赶不上了。更关键的是，在中国，各种想法能得到集权下的过滤，这一点很重要，西方最终玩死自己的原因很多，西方式言论自由是重要原因，而且，这些不受控的观点所危害的可能是全世界。比如，恐怖主义思想，这全都是西方言论自由的氛围下散出来的，结果，西方自己也成了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西方法律是拿来使用的，中国法律更主要是拿来预防的，西方给人言论自由，法律时刻准备着按程序启动来办这人，中国对某些言论是有限制的，这实际是在保护人，防患于未然，显得更人性化。在古代，通信和交通都不发达，那时的一些言论所产生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是很慢的，当今时代，一种新事物或者一种新观念是可以很快传播开的。这时，文化的变化可能很快，对新事物更需要抓紧鉴别，对有可能产生严重社会问题的言论要抓紧予以滤除。这个事只能由政府来办或者由政府牵头来办，慢一步要再挽回，所用的力度要大很多，就是说，当今时代对言论的把关要比古时更加严格才行。言论自由似乎只是为不懂言论自由的人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说法，也只有他们才需要这个词，其他人因懂得约束而获得了自由。卢梭讲：“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的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的更对。”民 主思想是重要的，强制是现实的，不在于强制好还是民 主好，在于使用条件的不同。为了打破单号日不准单号车上路的桎梏而作出的努力，那可能不是更好，而是更傻。拥有好多个网络账号时，也就是说，拥有好多群、微博、某吧、某乎等情况下却总是抱怨没有言论自由，无数条水群言论算不算言论？所以，刚才说了，“言论自由似乎只是为不懂言论自由的人而开发出来的一种说法。”这明显是没有搞懂强制和民 主之间的关系，没有强制就没有民 主，强制下才可能有民 主，强制常常是在教不会民 主的人怎么玩民 主，实际是教人如何更幸福。当然，要看到卢梭是欧洲人，他脑子里是欧洲文化，也可以说成是西方文化，这句后面还有一句，“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这可能不是卢梭的问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这种强调个人、对等、个人利益、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是强大的，感觉人民赢了，实际上，相当于把甲对乙的暴力改为乙对甲的暴力而已，西方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最终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民 主是一种政 治要求，民 主下很难出政 治家，民 主下的政 治家，其表演水平足够的高，当然，政 治家都具有这个特点，政 治家都是艺术家，政 治家的表演才华是艺术家不会的，这是另一种艺术。不过，民 主下的政 治家，其实，说成领导人好一点，我想说的是，民 主国家的领导人之憋屈，基本干不了大事，只要想得稍微远一点，马上就会被民 主掉，民 主只管眼前，只能管眼前。哈耶克说：“说政 治家是一个思想领域方面的领袖，在用词上几乎是完全矛盾的，在民 主制下，一个政 治家的任务是发现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点是什么，而不是在较远的将来可能成为多数人观点的新思想是什么。”民 主选不出优秀的领导者，按照《联邦党人文集》的说法，“考虑到人性的一般堕落状况，具有真正品质与必要知识的人其为数自当更少，由此可知政府可以选择的合格人选自属不多。”实际上这个说法比较客气，因为优秀的人会被民 主掉，演说家、表演家，特别是吹牛家式的政客更容易激起人群的亢奋，这也正是西方产生政客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西方的商人作风在政界流行，当然，最终原因还是在西方文化本身。西方对自由的迷信超过对科学的迷信，这既可笑也危险，民 主和自由在西方没有得到合理的引导和限制，就成了一个大笑话，其实，对当今全人类多少也算是一个笑话，西方的民 主和自由只是一种形式，就像雨果笔下的那个聋子审聋子，是一种需要的形式。西方人已经觉得民 主是有些问题，他们已经改口了，说只要有民 主，领导人的能力并不那么重要，不傻就行。看来，民 主就是选一个木偶放在那里，然后让民 主成瘾的人来喷、来怼，媒体好在一旁发出感叹：这太民 主了，简直就是言论自由的典范。西方领导人就是在这种文化下产生的，甚至，西方领导人的道德下滑在西方民 主下似乎是被期望的事，民 主制不怕你道德败坏，你道德败坏了才能显出制定那么多条款的重要性，国家只要是在条款下运行，民 主人士们就会露出笑容，对此，我真的是在当笑话看。

西方人认为，只要不去破坏民 主，社会就可以自己发展，也许，没想明白的时候会觉得还真是这个理儿。在西方，就算是选个有水平的也没用，西方社会的内斗是明显而必须的，这样好区分不同党派，有没有水平对斗不斗不产生影响，民 主就是要斗，不然怎么叫民 主。现在，西方的选举过程早已经演变成为博弈论实践，竞选者的政 治能力不重要了，生活作风问题根本不是问题，再烂的料都不影响当选，只要选票多就行。西方的投票民 主早就不在乎作弊了，不作弊的候选人是干不过作弊者的，再诚实的人，只要选一次，不管是否选上，作弊的水平都会提高。西方的民 主选举每几年就会有一次大型演出，刚才说了，民 主选不出优秀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个演出就更精彩，因为真正拥有优秀政 治头脑的人对选举演出是不感兴趣的，让他们来，这戏就不好看了。

虽然中国人早就玩过三权分立，事实上，现在的中国还是三权分立，中国的三权分立从来都是在集权下运行的，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间断的重要原因。西方人在玩三权分立的时候实现了对集权的突破，即突破了三权之上的权力，西方人为此而欣狂，我们抱以礼貌的抿笑。总体来说，中国历代的三权都是政府内的相互监督，没有下放到基层或民间，否则，中国早就玩完。西方是把这个思想贯彻到了全体人民，西方的党争是激烈而精彩的，精彩到只要是对方说的就要反对，即使对方什么都没有说，也要假定对方说了，反对的势态是要一直摆在那儿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政府的效率那么低，低得出乎中国人的想象。《联邦党人文集》说：“一个议会无论由什么人组成……人数越多，知识肤浅、能力薄弱的成员所占比例越大……它就越是具有人民集会中特有的优柔寡断。”

西方民 主是被西方资本控制着的民 主，有资本参与的民 主就一定会被资本所左右，罗曼•罗兰说：“政 治的后台老板总是金钱。”对钱有着更加深刻理解的西方人不会反对这个说法。西方人讲对等，于是，既然资本对民 主有所投入，西方人民就会允许资本在民 主过程中有所收获。资本一般不会去谋求推 翻政府，而是要去控制政府，西方人民所玩的推 翻政府是指推 翻这一届政府，而推 翻这一届政府可能是一种资本战胜了另一种资本，或许，就像前面说的，这两种资本是同一个老板，不推 翻这一届政府怕是不好引导亢奋中的人民群众。最终是资本保护了资本主义，资本保护了民 主，资本成功的引导了民 主，资本建立起了适应资本主义的法律，资本是西方社会的根本。

品令 民 主

看男女老少，编队行，呼口号。

摇旗呐喊，环城观光，沿街笑闹。

游玩路线已定，不可乱跑。

又见投票，走形式，自当妙。

挂一分德，配九分财，绝品上好。

演出节奏，自有媒体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