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文化

文人对打天下和坐天下都是重要的，文人对政府既是一大宝，又是一大麻烦，治国既要治吏，又要治智，这里的智就是指文人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常常向政府提一些意见或建议，但是，知识分子思想太活跃了，而政府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的保守和文化上的慢进，政府跟不上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比文人的范围的还要大，这里主要是谈文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搞文科专业的人，他们喜欢批评政府，其实，他们只是在表达观点，由于他们在学术上、在名声上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而文科是群众更容易、更愿意接触的一类学科，所以，很多群众会跟他们一起跑，可能有几次就要跑偏。

搞理科的人即使发表观点，一般人可能对他们的专业不感兴趣而对他们的言论没有表现出兴趣，实际就是懒得关注他们，所以，舆论场上，总体来说是文人打主力。

每个经济发展起来的国家都会有一群人出来骂政府，这是一个历史规律，所以，应该把这看成是正常现象，就应该以正常心态来面对。

经济发展似乎总是伴随，甚至需要有这个现象，经济学家也许不承认这种相关，但他们应该承认，在经济活跃的年代，文人比较活跃。

一些活跃的文人，可能是由于他们资料不全、信息不全、理论不合实际，还可能是其学术眼光的短浅，导致经常没有骂到点子上，但自认为命中了。

政府其实很为难，即使这个问题在政府那里有明确的答案，但政府为了顾全大局也不能作过多的解释，甚至不能说，这下子，政府就成了文人的出气筒。

我们相信，中国文人是带着天下情怀在关心国家大事，只不过，态度常常是亢奋的，有时，那些言论对社会所起到的反作用，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谓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本来就是文人提出来的，他们却常常忘记，顺口就说出来了。

政府对文人的容忍度还是足够高的，文人不敢说话的社会是可怕的，所以，得让他们说，让他们玩、闹、折腾、搞事，政府只是在旁边像照看小孩子一样保护他们。

政 治和政府都必须顺应文化，有怎样的文化就会有怎样的政 治和政府，反过来，通过对政 治和政府的考察也可以发现文化，政府成了文化窗口，特别是这个政府的外交政策。

不管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西方政府和西方文化都显得很不堪，西方文化使得西方政府成了对付人民的政府，既对付外人，也对付自家人。

对外是战争和殖民，对内主要是安抚，动武的事也有，总之，一切都不能妨碍资本在西方经济学规则下实现财富增长。

中国文化下的中国政府和官员们，心中有天下，这是政府和官员们共同的追求，事实上是中国人的追求，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权威来自中国人民的文化归属，这使得中国政府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感是天生的，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

西方文化讲民 主、自由、平等、契约精神、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终是以钱为中心展开一切社会活动，对此，西方人民是认可的，西方政府和官员也就必须认可。

在这种文化下，西方政府对待人民只能讲制度，没法讲感情，因为文化不允许，这个时候说西方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显得有几分可笑，可笑就可笑在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感情之上，而西方是以制度来代替感情。

当然，即使是西方大老板也是讲感情的，是偷偷讲，避开了制度，西方大老板们的财富很多来自私下的制度设置，普通人看上去如此的民 主，如此的合理，这一操作可以由感情来完成，也可以像老板对员工咳嗽一声就办成了。

在公开场合必须以制度为主，制度才能服人，其实是以制度制人，对制度的态度很重要，我们说，制度管人，有一些优秀的人总是不习惯，所以，他们可能放弃了很多而避开制度，就像诸葛亮是不会去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家需要用感情来感化。

西方文化已经把制度神圣化，所以西方的法律条款太多了，制度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这有错了吗？事实上，制度只是防止在感情上乱来，但西方越来越想用制度取代感情，这个肯定要失败。

就像人类的封建性不是一下子消除得了的一样，关键是怎么看待和使用这封建性，以及怎么使用感情。

“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子孙。”惩罚这个人就行了，赞扬则可以扩散到其一家子人，这就是感情，这是在劝人，干好事可以惠及子孙。

一味的严格执行制度不一定就是好，只不过有一些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更重要的在于思想上对制度的认识，制度和感情要辩证的来，一个都不能少，感情比制度更根本，制度比感情更实用、更好用，在现实中，制度有时候根本没有用，因为人们只相信传统和文化。

西方极端起来是挡不住的，西方文化没有能力不极端，只注重局部就是这个结局，这不是一下子改得过来的，这甚至成了西方的一个历史任务。

前面反复说了，不平等对人类社会是正常的，那是一种精神现象，以致于成了文化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是存在处于劣势的人，而且人数肯定不少。

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虚伪是明显的，明显得让大家不把这当成虚伪了，西方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依然是封建色彩，西方文化是把人民分成了不同等级，所以，西方文献和文章，以及政府文件中所说的人民，常常不是指全体国民，这个问题不能去问，一问就是全体国民，事实上不是。

房龙说到了点子上，“在大多数场合愚弄大多数人是完全可能的。”在西方，至少来说，愚弄少数族裔是现实的和必要的。

人类社会的进步就在于政府越来越懂得关心和帮助这批人，实际是救济这批人，拉这批人一把，这批人的劣势可能依然是存在的，这是必须的，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平等的说法是表面的，是安慰这批人的，西方政府的问题在于西方文化要真实，以致于西方政府盖不住这种真实，对这批人的救济成了肉眼可见的施舍，政府的工作是保持这种不平等，实际是保护富人，使巨大的贫富差异可持续化。

在钱说明一切的社会，只能是这个样子，在中国，钱摆不平所有事，特别是政 治上的事，由此，中国的制度肯定比西方先进。

前面说了，西方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那么，这个社会能运行多久呢？也许，西方人民需要一次新的启蒙，只要中国继续发展，西方的新启蒙运行就会到来，当然，中国不会去挑起这个进程，这需要西方的自我革 命，这对西方太难了，但肯定会有。

西方防范中国的热情比中国防范西方的热情还要高，这甚至是西方的传统，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历代西方名人都对如何防范外国人进行了详细描述。

今天，西方对中国的防范措施依然是强有力的，也是成效巨大的，这使得多数西方人了解不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西方又赢了一局。

西方的智者们对政 治、政府考虑得很细、很周全，按中国文化来看，他们是犯了方向性错误，他们像是犯了理论错误的工程师，他们的技术能力是突出的，他们在论述政 治、政府方面的时候类似中国人用三十六计讲人生，非常精彩。

西方人对钱的感情超过对国家的感情，西方取得的成就不是制度优越，是钱加个人主义的成功，从历史的高度看，是人类有史以来私有制爆发出的最大的脉冲式成功，就是快速达到最大值，又快速的暗淡下来。

这是西方的必然结果，还是《联邦党人文集》说得好啊，“联邦解体之日，就是新秩序开始之时……分裂的美国，其命运甚至比欧洲那些国家的命运更加不幸。”这话似乎很有预见性。

民 主制这一想法，只要提出来，人民都会同意，这是显然的，但人民在同意的时候并不具备相应的精神实力来支撑真正的民 主，在西方文化下，每个人的私心必将把民 主制玩成相互对抗、扯皮的游戏，一句话，当今人类玩不起民 主。

前面就说了，民 主拥护者卢梭认为，真正的民 主制从来就没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少数人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我们对卢梭表示赞赏。

这里说的民 主，默认是指西方民 主，民 主对当今人类的贡献在于给大一统加上了一点味精，让中国的原始民 主思想得到复兴，能有效的对抗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这样，大一统作为人类的永恒法则能更加稳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