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有什么新想法，最好是在学术会议上谈，最好不要随便在课堂或公开讲座上谈，更不要带着政 治情绪上讲台。

不要动不动拿五四来说事，那时的学生和教授们都在谈政 治，前面说了，因为那时的中国不仅国土沦丧，人民还吃不饱饭，左说右说，上说下说都是政府的责任。

人确实是奇怪的动物，人似乎生来就有一种逆反心理，对学问上或者权力上超过自己的人存在一种不需要条件的对抗心态和蔑视心态，有时，在这种心理下会对一件事、一个单位、一间房，甚至一块石头有莫名的反感，因为这人喜欢这块石头。

在政 治态度上也是这样，在丧权辱国的时代，反对政府也许是正义的，我说的是也许，因为也许有一些原因是一般人不知道的。

和平年代，人们也有反对政府的政 治热情，说来也许没多大个事，就像刚才对一块石头表示反感一样，人总要有反感的人和事。

似乎人真的需要保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状态，不能武斗，那就文斗，斗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政 治热情成了一种斗争热情。

就拿对权威的态度来说，对权威的反感是思想启蒙后的人的普遍反应，不在于这个权威有没有得罪人，反的就是权威，只要是权威就可以反，人们在反权威时候，是带着权威的心态在反权威，反权威的人士大概是把自己当成了权威。

看来，思想启蒙也是有副作用的，这会让人猛然发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是多么的睿智。

有人说，按这个说法，就不能向政府提意见了？谁说不能呢，政府在号召大家向政府提意见，向政府提意见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公民有多种合法的方式可选，法律界人士会认为合法才是最重要的，我赞成这种说法。

有问题可以通过有效途径提出来，在还没有得到回复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一定正确，有些问题可能是自己没想明白就以抱怨的形式爆发出来，其前提是把政府当作对抗的目标而在提问，类似于西方党争时的那种只要是对方提出来的就要反对。

还有一类人基本就是没有自我，虽然自己认为很有自我，他们只是在随大流，这类人差不多是给一颗糖就上钩，自己还不知道已经上了别人的钩，这类人是范儿级人士最喜欢的，就像牧羊一样的方便。

有一些结论不能各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得统一和规范，特别是涉及到政府方面、历史评价方面，以及道德和伦理的引导等，这些需要统一，讨论只能是内部的。

例如，有人说李鸿章冤，但正统教材上必须把他当反面教材讲，因为他毕竟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了字，就算他只是个替罪羊，也只能让他替下去，这是我们文化的需要。

当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现在，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网民，这既难又简单，难在人太多，不好整。

说简单，在网上有号召力的人多少都算是知识分子，他们可能形成有一定力度的舆论，教育网民的工作可以以教育这些相对少量的知识分子来达到，毕竟，教育群主比教育群员要方便很多。

当今，由于网络的发达和方便，就太容易在网络上面下结论，这就容易下错结论，就无形中在推动一些错误的或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言论。

看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知识分子，要教育知识分子不要到处乱说，先内部讨论，要耐得住寂寞，想好了再说，知识分子也想赢，知识分子的赢一般就是说赢，所以在不停的说。

当然，就像刚才说的，很多人有一种逆反心理，在网上，往往一种符合主流民意的说法会遭到大量的反对，而一种偏离主流民意的说法能得到大量的好评。

这种事常有，你要说助人为乐的语言，马上就有人出来表示嘲笑，你要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马上就会找到一批知音，其实这个也正常，正常人会觉得这些言论有明确的结论，不需要再专门表示的支持或反对，这就给不正常的人留下了活动空间，感觉网上全是不正常的人，其实他们是少数，感觉是这些少数人占领了网络，也就感觉网上全是他们，有点劣币驱逐良币的味道。

网络上不能没有知识分子的身影，网络需要知识分子的引导，而知识分子要明白，网络是不分贫富的，也不分知识水平的高低，网络对任何人都有公平公正的一面。

知识分子的想法可能是优秀的，但知识分子的烦恼也是明摆着的，知识分子的烦恼在于，在网络时代，其社会认可度不是来自看得懂的人，而可能是来自看不懂的人，乌合之众极可能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流量为王的今天，流量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的，有时，愚昧的力量强大无比。

这就要求知识分子要有知识分子样，不要只为流量而说，捍卫真理、不为流量而折腰才是知识分子本色，才是真的知识分子。

当然，在网上，人们的形象和生活中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在网上表现自我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知识分子都是聪明人，为什么不隐藏一下，或者低调一些呢，蒙田说：“宁可60岁时还保持学徒的模样，也不要10岁时表现出博学的模样。”这么聪明的保护方式为什么不用呢，这也许说明，其实这个社会是很宽容的，奇怪的是，越宽容越有人感觉不幸福，于是，就要努力争取幸福，而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式往往有些另类。

人确实是一个奇怪的物种，活着就要折腾，这个结论似乎只有人类才配得上，话说回来，活着不折腾几下还真就是白活了。

大多数中国人是不碰历史学的，但大多数中国人喜欢玩历史，因为历史两个字后面老是跟着故事两个字，的确，历史不讲故事就真的没意思了。

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不在乎历史真相，在乎的是历史故事，中国的历史故事讲究爱憎分明，中国人没有历史故事是活不了的，真相由历史学家去研究吧。

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群众要认真起来，群众只要一讲真相，差不多就会怪象百出，这和艺术部分讲的那个道理类似。

对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宣传，总有人出妖蛾子，有一些人总是喜欢把英雄说成狗熊，又喜欢把狗熊说成英雄，总是认为这种标新立异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种人可能有一点点学问，有时是以搞笑的方式在表达自己的见解，其实不是有时，总的来说，这种人的人生本身就是搞笑，不这么玩，其人生太平淡了，这种人受不了这种平淡。

拿英雄人物来进行不负责任的乱说，这是不允许的，对英雄人物，必须保持文化的纯洁性，对人民的文化引导必须从高大上进行。

傻瓜总以为自己很聪明，什么都玩过了，就开始拿英雄来玩，这些傻瓜肯定不明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保持对英雄的敬畏，对英雄的评价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定论，这些评价如果出现模糊倾向，国家、民族就危矣。

这方面的争论是学术界的事，是关起门来争，这种争论必须脱离群众，此时，只有不懂政 治的学者才去追求公开、透明，不懂政 治和标榜不懂政 治是一种傻，这里甚至可以下一个相当不错的结论，只要对公开、透明有强烈要求，这人就基本是个笨蛋。

是的，英雄也是有缺点的，英雄们除了伟大之外也很平常，如果一开始就纠结英雄们的细节，该文化就失去了方向，我们要的是英雄跨步的方向，至于英雄是不是有脚气，那只需要少数人去研究。

不管是出于对英雄人物的尊重，还是出于文化导向的需要，对英雄人物的宣传是不准掺沙子的，这是英雄本人和其战友用鲜血和生命共同见证的荣誉，这种荣誉绝非今天可以用钱摆平，没有经历过，又不会思考就不要乱说。

对此，还是叔本华说的好，“是不是天才，要以他最拿得出手的作品作评选标准。”那么，你拿英雄不起眼的作品来说明他不是英雄，有意思吗？

西方式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中国，西方科技已经领先一步，西方的政 治被西方认为是普世法则，大家议论的方向是一些具体条款，对于国家制度，政府的结构不需要讨论。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谈谈具体问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神圣而不可怀疑的，中国现在是追赶状态，一定还有很多人对西方的政 治制度表示向往，这一向往是旨在要求改变中国的国家形态和政府结构，这完全是在挑战中国文化。

不要因为自己认可一种观点就可以拿出来挑战文化，文人都是聪明人，聪明人都会打小算盘，老是打小算盘那还算聪明人么，文人常常需要更多的为社会考虑，而不仅仅是自己为了发表新学术观点就不讲场合。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忧国忧民的，只是方法不一样，有的人的方法显得有些搞笑，甚至让他人愤怒，他们的出发点还是纯洁的，只是有时被人利用了，自己可能不知道。

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被标记为范儿级人士仍然有一颗火红的中国心，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国家乡愁是不用怀疑的，中国文化使得包括中国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对国家的爱是真实和真诚的。

西方的知识分子则只在乎于知识本身，西方知识分子感到了其知识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却是在自娱自乐，甚至与国家利益相悖。

中国知识分子从开始学知识的时候就立志要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国家，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具有天下情怀的，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发展真的是挡不住，西方国家只要穷一点，他们的知识分子的知识就不再是这个国家的知识了。

对于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关于伪书的问题，现在还时不时的听人说，这本书是伪书，那个文献是伪作，事实上，一个在文化上不具备相应能力的国家或民族，是出不了这样的伪书伪作的。

有一些文人对发现伪作表现出亢奋，祖先干的那些事真的那么容易被查出来吗？这事想起来有点好玩，有事无事骂自己老爸，这个不好吧，骂老爸的老爸也不好吧，但是，往前多几代、几十代的老爸似乎就可以随便骂，有些文人在给自己找乐子的过程中把别人逗乐了。

就算是所谓的伪作，其书中的内容也是在相应的文化环境下才会产生，文化是要发展的，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前人的成就是可以、是需要进行修改的。

历史文献的确需要考察其真伪性，只要有足够长的存世时间，不管真伪都是重要的，当然，对作品真伪的研究是件艰辛而快乐的事。

丑奴儿 丑奴儿

夕阳西下近黄昏，痴心如故。言必民主，好为西洋压中土。 

逢中必贬逞英雄，标新烂出。无暇自顾，终因言溃惹众怒。

他们还真是英雄般的“傲得噻”，凡中国的都不行，凡西方的都行，颇有点苏东坡的感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