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廷对于这种威胁自然要讨伐，事起仓促之际临时起兵，宋朝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以致每战必败。范仲淹此时调防边境，真的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到任后，一方面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加强军队建设和训练，积贫积弱造成的状况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因此也就不敢轻易出兵再战，只能暂时稳定下来，徐图后计。

就在这段时间，范仲淹写下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的命并不好。用时髦的话来说，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打得比所有人都好。

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

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本籍苏州，而不是山东。

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而历史也给了他这样的贫寒儒生一个机会。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有一句诗描写当时的现实，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给了庶民向上流动的机遇，这种光荣与梦想，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进取之心。

范仲淹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

范仲淹虽然身世不幸，可是却胸怀大志。他曾经在一座神庙里询问神灵：“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说不能。仲淹便道：“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虽说这一记载不甚可信，但这正是范仲淹济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

大中祥符四年（1011），23岁的范仲淹告别母亲，来到了号称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书院。

在书院学习时条件艰苦，人所不堪，他却能刻苦攻读，甘之如饴。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昼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却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很八卦地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这辈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说这话是真牛。26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开始收割胜利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贴年轻时的苦命付出。

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帝国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平安。

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积攒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

他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深感不满。绝大部分人，纵然心有不满，私底下发发牢骚就算了，公开场合还是配合着称颂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私下妄议朝政，有问题直接公开讨论。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 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 书针砭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极力向宋仁宗推荐这个奇人。

不过，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这些朝中大佬推举范仲淹，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赞赏，而是想利用这个“愣头青”向皇上劝谏。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地方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满天下，他与仁宗的相识可追溯到天圣年间。当时，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阁校理，就大胆上书给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以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应率百官行跪拜之礼为太后祝寿，而应由宰相代之。当时朝中大臣虽均知皇帝上寿行礼之事不妥，但无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于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愤然请求出外担任地方官。这给20岁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拥戴。仁宗觉得他是自己人。亲政后便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谏。

然而皇帝想错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谁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站队”，只有“站对”，站在对的一边。

此时朝野上下直接或间接地攻击太后垂帘时政事的人越来越多。范仲淹此前虽然强烈要求太后还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却并未借机报复，反而劝仁宗说，太后受先帝遗命，保护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过失，当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声名。

不久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来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

然后他又得到了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相当于官至首都市长。这一次他怒怼权势的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直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

吕夷简老谋深算：要让范仲淹消停，除非让他消失。

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境遇十分凄苦，据说一路经过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

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

写完后他把这两首奇怪的诗文寄给范仲淹。

在《啄木》诗中，梅尧臣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

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的这八个字，比美国人帕特里克·亨利说出那句经典的“不自由，毋宁死”，早了740年，是中国争自由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道歉，消除隔阂。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我怼人向来对公不对私，没有错，不道歉。

就是这么霸气外露，就是这么锋芒毕露，连皇帝都没辙。

一个人的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间竟遭三次贬逐，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推行新政的时候，有些反对新政的人诬陷范仲淹和赞成新政的人是“朋党”，滥用职权。当时，谏官欧阳修也赞助新政，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为范仲淹辩护。后来，范仲淹被贬官，欧阳修受到牵连，也被贬官到外地去了。

欧阳修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他的母亲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哪里有钱供他上学呢？郑氏左思右想，决定自己教儿子。她买不起纸笔，就拿荻草秆在泥土地上划字，代替纸笔，教儿子识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

欧阳修读书非常刻苦专心，不少书读过就能背诵。家里的书不多，很快读完了，他就向邻居借书。遇到重要的书，他还亲手抄写一部。由于母亲的辛勤教育，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他在少年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京城去参加进士考试，获得第一名，被派往西京（今河南洛阳）做留守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助手），当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僚。

欧阳修自己也写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他对自己要求很高，到了晚年还把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一篇篇拿出来，仔细推敲修改。他的夫人劝阻说：“为什么要这样吃苦呢？你又不是学生，难道还怕先生责怪吗？”

欧阳修笑着回答说：“我虽然不怕先生责怪，但是怕后生讥笑。”

他的夫人听了，也就不再劝阻了。

包拯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祖父是平民，父亲是进士，在朝做刑部侍郎，与文彦博的父亲是世交关系。因为有父亲这一层世交关系，所以包拯与文彦博后来亲上加亲，结为亲家。

包拯28岁考取进士，他为人品行端正，愿意为老百姓发声，深受老百姓喜欢，许多人沉冤得雪。包拯第一次成亲，娶了李家的女儿。李氏长得漂亮，性情却不怎么好，喜欢无事生非找他吵闹，折腾得包拯烦躁不已。

后来李氏生病去世，包拯又娶了一个姓董的女人做继室，董氏温柔贤淑，包拯极其满意。

董氏过门后生了两个女儿，可是没能生出儿子。包拯有些心急。董氏劝包拯从外面买一个丫鬟做妾，包拯犹豫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于是包拯就买了个丫鬟，连续两年她的肚子都没有动静，董氏却又怀孕了，这回生了个儿子，取名包繶。小妾嫉妒董氏出言不逊，被包拯赶了出去。包拯精心培养这个儿子，包繶也很争气，长大以后做了太常寺太祝。

包拯为包繶娶了崔氏做媳妇，但是包繶结婚6年后就去世了。包拯悲痛欲绝，自己已经老了，却要白发人送黑发人。后来宋仁宗问包拯该立谁做太子时，包拯说：“我自己60多岁了，也没有儿子，怎么会考虑您的事呢!”

就这样包拯天天长吁短叹，为自己没有儿子发愁。63岁那年，包拯生了一场大病，他把守寡的儿媳崔氏叫过来，吩咐她好好料理家中的事。没想到儿媳偷偷告诉他一个消息：其实您有儿子。

包拯一听不肯相信，儿媳却牵了一个孩子过来，果然与包拯长得很像。原来那个丫鬟被赶出去时已经怀孕，生下了这个孩子偷偷抚养。崔氏知道把他接了回来，包拯为儿子取名包诞。

中国古代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包拯这样的大人物也怕自己无后，这与当时的封建文化和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

却说包拯上任后遇到一件棘手的案子。有一农人至县衙，说他家耕牛的舌头被人割走了，请求捉拿罪犯。割牛舌并无财利可图，包拯推断此事肯定是仇家所为，于是叫农人回家把牛杀掉卖肉。宋代宰杀耕牛是犯法的，果然，牛主人杀牛后，很快有人前来揭发。包拯当即喝问对方“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那人见自己的伎俩已被识破，不由得十分惊服。疑案遂破。

天长县有个富翁姓张，妻房已丧，没有孩儿，止生一女，招得个女婿。那张老年纪已过六十，因此把田产都交 给女婿，并做一家赖其奉养。女儿女婿开始还也假意奉承，承颜顺旨，不想以后渐渐疏懒，老大不堪。张老自想道：“‘女儿落地便是人家的人，我年纪虽老，精力未衰，何不娶个偏房？倘或生得一个男儿，也是张门后代。”于是又央媒娶了个鲁氏之女，年方二八。成婚未久，果然身怀六甲，方及周年，生下一子。张老十分欢喜，亲威之间都来庆贺。惟有女儿女婿暗暗烦恼。张老随将儿子取名一飞，众人皆称他为张一郎。

又过了二年，张老患病沉重不起，危急之际写下遗书二纸，将一纸付与鲁氏道：“我只为女婿女儿不孝，故娶你做个偏房。天可怜见生得此子，本待把家私都给你们，争奈他年纪幼小，你又是个女人，不能支持门户，不得不与女婿管理。我若明说他年要归我儿，又怕他暗生毒计加害你们。我这遗书中暗藏哑谜，你可紧紧收藏。待我儿成人之日再去告理。倘遇着廉明官府自有主张。”鲁氏依言收藏过了。张老便叫人请女儿女婿来，嘱咐了儿句，就把一纸遗书与他，女婿接过一看，上面写道：“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女婿看过大喜，就交 付浑家收讫。张老数日之后病重而死，那女婿殡葬丈人已毕，道是家财尽是他的，夫妻两口洋洋得意。鲁氏母子另外赁间房子居住。

却说鲁氏抚养儿子，渐渐长成。因忆张老遗言，带了遗书当官告诉。包拯问她有何凭据。鲁氏掏出遗书，只见上面写着：张一非，我子也，家财尽与。我婿外人，不得争占！’包拯问孩子到底叫张一还是叫张一飞。鲁氏和女婿都说叫张一飞。包拯于是对女婿说：家财都是你舅子的。你道你岳父怎么把‘飞’字写做‘非’字？只恐你舅子年幼被你谋害，故此用这机关。如今被我识破，再有何说？”当下举笔把家财都判还张一飞，众人拱服而散。后人有时赞曰：

异姓如何拥厚资？

应归亲子不须疑。

书中哑谜谁能识？

包公神明果足奇。

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知府。端州出产砚台，此前的知府大都敛取无数砚台赠送给权贵。包拯命令制造的砚台仅仅满足贡数，他在任没拿一方砚台回家。

端州有一耕夫，不记姓名。因耕自己田地，侵犯了邻人墓道。邻人与他争论，他出言不逊，邻人就把他打死了。家人把邻人告官。问成死罪。不久右首邻家生了一子，口里才能说话，便把前生事体都说了。他说：“我就是耕者，被邻人打死。死后见阴司，阴司怜我无罪，命我复生。我说尸首已坏，阴司就把我托生为右邻之子。历历述说无一不记。看见他的人及他的父母都叹为异事。此话传到狱中，那个抵罪的邻人便道：“吾杀了耕者，问成死罪。今耕者已得再生，吾亦该放条活路。若不然，死者得生了，生者到要死了，我这一死还是抵谁的？”包公断道：“一死自抵前生，岂以再世幸免？”不准其诉。

有一个寺僧和妇人通奸，被一个小孩撞见，僧人就杀掉了小孩。后来事情败露，僧人知道自己肯定会判死刑，就胡乱招供说他和三十多个女子都有奸情，其中包刮寺庙附近的曹氏。包公把这些妇人都抓起来准备审问。这天开堂之后，曹氏忽然站出来，神色自若地说愿意和僧人对质。州官就带和尚来指认。和尚指着曹氏说：”你不是曹家的女儿吗？我和你最为亲近了！“曹氏女说：”既然如此，我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你应该知道呀。“和尚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曹氏当场请女官检查，原来她的小肚子上有个很大一块痣。包公这才知道僧人胡说，就好言安慰曹氏回家。曹氏长叹一声说：”我是冤枉的，其她人可能也是冤枉的呀！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我也是一个废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说完就自刎在大堂上。包公后来把其她女子都放了。

包公首次响亮地喊出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八个大字，流传至今。要做到这八个字，只能先从自身做起。他平时办案执法没有私人请托条子，没有亲朋好友因私事打扰，为秉公执法而“六亲不认”。

他调任庐州（含合肥）知州时，家乡亲友个人笑逐颜开，以为可以大沾其光，纷纷跑去拜望，不料全都吃了闭门羹。他娘舅觉得外甥来当官，自己犯点事也总会得点照顾，但包公照例开庭审讯，按律责打七十大板。从此以后亲戚朋友都格外小心，谁不敢仗势胡来。“外甥打舅舅──不认老娘亲”，此事轰传四方，老百姓拍手叫好，亲友们有的骂包公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成心沽名钓誉。包公坦然自若，挥毫赋诗一首：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做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末两句意思是：史书中记载着圣贤的教诲，我要身体力行，决不违背，免得给后人留下耻辱。这是包公一生做人做官的真实写照。

包拯七十大寿之际，吩咐家人拒收贺礼。令其为难的是，第一位来送礼的竟然是当今圣上。太监在送来的礼品盒上题了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看过挥笔回敬道：“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言辞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赵祯赞叹不已。

1062年，包拯突然身体不舒服，经过抢救后被送到府上去休养，仁宗得知这个情况，连忙派太监去送药，可是没过几天包拯就去世了，而且从发病到去世仅仅只有13天，在古代可以算是暴死，由此有人说是被皇帝赐药杀害的。

仁宗为什么要毒死包拯呢？包拯作为一名谏官，经常和皇帝发生争吵，但是皇帝对他又无能为力，因为宋太祖留有祖训。宋仁宗心想明着杀不行，那就来暗的，于是就下毒，还是一种慢性的毒。当这种毒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发作，包拯由于中毒太深，已经救不回来了。

包拯去世后，仁宗亲临吊唁，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北宋由于始终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所以，除了太祖和太宗时代还有一些大将之才外，其余时代，根本没有出色的军事人才。直到宋仁宗年间，才出现了一位出色的军事统帅，他就是北宋著名的“面涅将军”狄青。

狄青是仁宗最为欣赏和信任的一员武将。后世小说把他塑造成一个战神的形象，说他从王禅老祖那里得到兵法和仙术，是受命于天，专门来解除宋朝边患的“武曲星”，他与当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们一同视为救宋室于危难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汉臣，身长7尺，浓眉大眼，姿态雄伟，胸襟广阔，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

狄青出身贫寒，十六岁时，因其兄与乡人斗殴，狄青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还在脸上刺上象征罪犯身份的纹身。因为这个原因，狄青冲锋陷阵时都会带上独特的面具。

宝元初期，西夏李元昊反叛，朝廷任命狄青为延州指挥使。当时前线的偏将屡次被西夏打败，士兵大多畏惧胆怯，狄青打仗时经常亲自做先锋。率领士兵夺关斩将，先后攻克金汤城、宥州等地，烧毁西夏粮草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牲口五千七百”，并指挥士兵在战略要地桥子谷修城，筑招安、丰林、新寨、大郎诸堡，“皆扼贼要害”。在宋夏战争中，狄青屡次立下卓越战功，声名也随之大振。

尹洙任经略判官时，狄青以指使身份求见，尹洙很欣赏他，就把他推荐给经略使韩琦、范仲淹，并说：“这是良将之材。”二人也认为狄青是个奇才，对他厚礼相待。范仲淹教他读《左氏春秋》，对他说：“将帅不知古今历史，就只有匹夫之勇。”狄青从此改变志趣读起书来。

狄青在军队中奋斗，十多年后才显贵起来，当时脸上还留有黑疤。仁宗劝他敷药除掉，狄青指着自己的脸说：“陛下以臣有微功，屡加迁擢，并非论及门第。臣有今日，正为此涅，臣愿留示军中，可作劝勉。”仁宗道：“卿言有理，随卿所欲。”旋命狄青为彰化军节度使，复擢为枢密副使。 

皇祐初年，广源州知州侬全福被交趾人杀死。全福妻阿侬改嫁商人，生子侬智高，智高年方十三，恨有二父，复将商人杀害，与母占据傥悮州。

广源州地近交趾，并有此州。交趾人兴兵进攻，执住智高母子，见智高状貌雄伟，把他赦宥，且令他任广源知州。但侬智高仍怨恨交人，潜集部曲袭据安德州。侬智高僭称南天国，改元景瑞。侬智高入贡中国自愿内附。但宋廷不愿收纳智高结怨交人，遂拒绝贡使。侬智高又奉金函书力请投诚，仍不见报。侬智高恼羞成怒入窥中国，欲与宋朝争衡。广州进士黄师宓郁郁不得志，投入智高愿为谋主。他劝智高用敝衣等物与边民换取粟米。知州陈珙差人诘问，智高说：“洞中饥馑，所以易粟赈饥”陈珙信以为真毫不防备。智高复用师宓计，率众五千进攻邕州，将陈珙缚住。智高遂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内，改元启历。
    广南一带久不被兵，智高麾众四出连陷八州，接着进围广州。仁宗接得警报，即调广东钤辖陈曙发兵西征。

这时狄青打报告请战，第二天入见仁宗时，他说：“臣当兵出身，除了战场杀敌，没有什么可以报效国家。希望能带数百个蕃落骑兵，再加上一些禁兵，去将叛贼的头砍下来送回京城。”仁宗佩服他的豪言壮语，便任命他为宣徽南院使，负责处理广南叛乱，并在垂拱殿设酒为他送行。当时侬智高回师占据邕州，狄青联合孙沔、余靖的部队进驻宾州。

在此之前，蒋偕、张忠都因轻敌而战败阵亡，官军声威大衰。狄青命令各将不得妄自与叛军接战，要听从他的统一指挥。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未到，擅自率步兵八千攻打叛军，最后溃败于昆仑关。狄青说：“号令不一，是部队失败的原因。”早晨集合将领到堂上，将陈曙推出军门斩首。孙沔、余靖相视惊愕，众将领都吓得两腿颤栗。

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于是心生一计，只见他拿出一百个制钱，口中念念有词：“此次用兵胜负难料，若能制敌，钱面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要这么做。而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一百个制钱全撒到地面。大家凑近一看，一百个钱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雀跃欢呼，声震林野，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左右侍从，拿来一百根铁钉，把制钱原地不动地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说：“待胜利归来，再收回制钱。”

狄青命令军队停止前进休整十天，叛军认为宋军不会很快进击。但狄青第二天便集合军队人马，越过昆仑关，在归仁铺与侬智高决战。结果大败侬智高军，“追赶五十里，斩首数千级”，生擒叛贼五百多人，侬智高在夜间纵火烧城后遁往大理，后来死在那里。

黎明时狄青带着部队开进邕州城，缴获金银玉帛数以万计，杂畜数千，又招集曾被叛军俘虏胁迫的老壮年人七千二百人，慰抚之后释放、遣散。将黄师宓等叛军的人头挂在邕州城下示众，又敛集叛军尸体在城北角建筑京观。当时叛军尸体中有个穿金色龙袍的，部下说是侬智高，要向朝廷报告。狄青说：“怎么知道是假是真呢？我宁可说侬智高失踪，也不敢欺骗朝廷啊。”

狄青平定邕州后带师北还，如约到掷钱处取制钱。僚属们将钱起出一看，原来这一百个制钱两面都是钱面，大家恍然大悟，对狄青佩服得五体投地。

回到京师后，仁宗赏给他一套宅第，并拜狄青为枢密使，朝野舆论立即大哗。宰相庞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劝说仁宗道，曹彬战功卓着，但太祖当时也只是赏赐给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枢密使职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们极力反对的情况下，仍将没有什么过失的枢密使高若讷罢免，以狄青补枢密使。狄青被拜为枢密使，何以会有如此的轰动？其原因之一是升迁的速度过快，二则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为枢密使。这两条均与赵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违背了太祖立国以来防制武人的国策。枢密院为掌控军政的最高权力机构，在重文轻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来，武臣出掌枢密院渐成忌讳，最后形成专以文臣为枢密使的惯例。仁宗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为狄青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狄青担任枢密使后，自恃功劳很大，十分傲慢不驯袒护士卒。士卒每次得到衣物粮食，都说：“这是狄家爷爷赏赐我的。”朝廷上上下下都觉得是个问题。当时文彦博执政，说他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求宋仁宗让他出任节度使。狄青上书自己无罪却遭外放，很是委屈。

宋仁宗就向文彦博提及此事，说狄青是忠臣，不应该如此待他。文彦博说：“太祖（赵匡胤）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吗？只因为得到军心，所以发生黄袍加身陈桥兵变的事。”宋仁宗默然。

狄青还不知道此事，到中书省去为自己辩白。文彦博正面看着他说：“没有其他原因，就是朝廷怀疑你。”狄青吓得后退好几步。

不久后狄青出判陈州，临走前，他对自己的一位亲信说："我此去必死"。

狄青到藩镇去以后，宋仁宗每个月都要派使者去慰问看望。这是明显的不信任，对狄青来说更是一种变相的羞辱。每次听说皇上的使者要来，狄青一整天都惊吓疑虑。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狄青嘴生毒疮。三月，抑郁而终。仁宗在禁苑中为他举哀，追赠中书令，赐谥“武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