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子岳霖刚接任浙东提刑,就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他要审问一个妓 女。

妓 女叫严蕊，乃台州官妓“行首”（花魁），色艺双绝，作得一手好词。

此前严蕊被巡行台州的朱熹投入监牢，遭遇刑讯 逼供，只为查清她与台州知州唐仲友是否存在不正当关系。

岳霖到台州后，严蕊向他诉说冤屈，满怀悲情地吟唱了一阕词：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听罢大加称赏道：“你从良之意决矣。此是好事，我为你做主。”立刻取伎籍来，与他除了名字，判与从良。

岳霖放下案牍如释重负，他也许会想起当年父亲蒙冤后一家人的飘零无依，又或许会为朱熹与唐仲友这两名官员的是非恩怨长叹一声。

但岳霖万万想不到，这桩台州公案，将在此后800多年间争论不休，直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却说朱熹早年在福建崇安县知县事，有一小民告状道：“我有祖先坟茔，被县中大姓夺占做了自己的坟墓，公然安葬了。”朱熹精于风水，况且福建又极重此事，豪门富户见有好风水吉地，专要占夺小民的，以致兴讼，这样的事日日都有。朱熹准了他状，提那大姓到官。大姓说：“是自家做的坟墓，与别人毫不相干的，怎么说起占夺来？”小民道：“原是我家祖上的墓，是他富豪倚势占了。”两家争个不歇。叫中证问时，各人为着一边，也没个实据。朱熹道：“此皆口说无凭，待我亲去踏看明白。”当下带了一干人犯及随从人等亲到坟头。看见山明水秀，凤舞龙飞，果然是一个好去处。朱熹心里道：“如此吉地，怪道有人争夺。”心里先有些疑心，必是小民先世葬着，大姓看得好，起心要他的了。大姓先禀道：“这是小人家里新造的坟，泥土工程皆是新的，如何说是他家旧坟？相公龙目一看便了然明白。”小民道：“上面新工程是他家的，底下须有老土。这原是家里的，他夺了才装新起来”。

朱熹叫取锄头铁锹，在坟前挖开来看。挖到松泥将尽之处，榼的一声响，把个挖泥的人振得手疼。拔开浮泥看去，乃是一块青石头，上面依稀有字。朱熹叫取起来看。从人拂去泥沙，将水洗净，却是“某氏之墓”四个大字；旁边刻着细行，多是小民家里祖先名字。大姓吃惊道：“这东西哪里来的？”朱熹喝道：“分明是他家旧坟，你倚强夺了他的！石刻见在，有何分说？”小民扣头道：“青天在上，小人不必多口。”朱熹见得已真，起身竟回县中，把坟断归小民，把大姓问了个强占田土之罪。小民口口“青天”，拜谢而去。

朱熹断了此事，自言道：“此等锄强扶弱的事，不是我，谁人肯做？”深为得意，岂知反落了奸民之计！原来小民诡诈，晓得朱熹有此执性，专怪富豪大户欺侮百姓，这本是一片好心，却被他看破拿定了。因贪大姓坟地风水好，造下一计，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他家墓前，然后告此一状。大姓睡梦之中，说是自家新做的坟，一看就明白的。谁知小民先做成此等圈套，当官发将出来。朱熹见此明验，岂得不信？况且从来只有大家占小人的，那曾见小人谋大家的？所以执法而断。那大姓委实受冤，心里不服，到上边监司处再告，仍发崇安县问理。朱熹越加嗔恼，道是大姓刁悍抗拒。一发狠，着地方勒令大姓迁出棺柩，把地给与小民安厝祖先，了完事件。争奈外边多晓得小民欺诈，公议不平，也有风闻到朱熹耳朵内。朱熹认为大姓力量大，所以人言如此，慨然叹息道：“看此世界，直道终不可行！”

于是弃官不做，隐居本处武夷山中。后来有事经过其地，见林木蓊然，记得是前日踏勘断还小民之地。再行闲步一看，看得风水真好，葬下应该大发。于是寻其旁边居民问道：“此是何等人家，有福分葬此吉地？”居民道：“若说这家坟墓，多是欺心得来的，难道有好风水报应他不成？”朱熹道：“怎生欺心？”居民把小民当日埋石在墓内，骗了县官，诈了大姓这块坟地，葬了祖先的话，备细说了一遍。朱熹听罢不觉两颊通红，悔之无及道：“我前日认是奉公执法，怎知反被奸徒所骗！”却又想道：“据着如此风水，该有发迹好处；但如此用心贪谋来的，又不该有好处到他。”遂对天祝下四句道：此地若发，是有地理；此地不发，是有天理。祝罢而去。

是夜大雨如倾，雷电交作，霹雳一声，屋瓦皆响。次日看那坟墓，已毁成一潭，连尸棺都不见了。可见有了成心，虽是朱熹大贤，不能无误。及后来事体明白，才知悔悟，天就显出报应来，此乃天理不泯之处。人若欺心，就骗过了圣贤，占过了便宜，葬过了风水，天地原不容的。

却说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大旱。

宰相王淮上奏，推荐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前往浙东救灾。

朱熹，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朱圣人”。他与二程等思想家开辟的程朱理学，对后世影响深远。到明清时期，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场必备的“教科书”，他的思想被奉为官方哲学。

但朱熹在世的时候，他的学说只是宋代诸多学派中的其中一派，推崇的人很多，骂的人也不少。更多时候，朱熹只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朝廷官员。

一路上，浙东灾情让朱熹触目惊心，地方官员的失职更是让他忍无可忍，他将炮火对准了台州知州唐仲友。

次年，朱熹连上六道奏折，弹劾唐仲友一系列不法行为，其中包括他与台州官妓严蕊的不正当关系。

自古文人多风 流，宋代官员有饮酒狎妓的风气。比如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就在家中蓄养歌妓八九人，好不快活；还有个叫马盼的妓 女，因为会模仿苏轼的字体，得到苏轼喜爱，身价暴涨。

但是，官妓与家妓不同。

家妓归私人所有，关上门别人管不了，但官妓受妓乐司管理，只在地方官府举办的宴会上表演文艺或侍酒，一般不侍寝。

却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名蕊，表字幼芳，乃是个绝色的女子。一应琴棋书画、歌舞管弦之类，无所不通。善能作诗词，多自家新造句子，词人推服。又博晓古今故事，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所以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荡魄的。四方闻其大名，有少年子弟慕他的，不远千里，直到台州来求一识面。正是：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

唐仲友到台州为官，听闻严蕊的芳名，多次设宴，命严蕊随侍，有一次见院中红白桃花开得正艳，让严蕊当场作词吟咏。

严蕊文思敏捷，用七步之才写成一阕《如梦令》：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

有道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唐仲友从此迷上了严蕊，多次赏赐其丝绢绸缎，关系有些暧昧。

后来，朱熹在弹劾唐仲友的奏折中说，“仲友又悦营妓严蕊，欲携以归”，“严蕊稍以色称，仲友与之媟狎”。

这是说，唐仲友与严蕊的关系不仅是简单的交往，还有“逾滥”的嫌疑，二人已经发生了同 居关系，这是严重的个人作风问题。

“逾滥”，过多过滥的意思。有宋一代，对官妓的管理愈发严格，有过不少官员因狎妓“逾滥”而获罪的案例。而且唐仲友与严蕊发生关系后，不经妓乐司同意，私自为她落籍（从贱籍中除名），把她带回家，这也是违反规定。

为了揭发唐仲友的罪状，朱熹将严蕊投入监狱，施以杖刑，逼她说出与唐仲友的不正当关系。

但严蕊受尽酷刑后并没有招供，宁死不承认自己与唐知州有染。

狱官可怜他，吩咐牢卒不许难为。狱官好言劝她：“上司加你刑罚，不过要你招认，你何不早招认了？这恶是有分限的。女人家犯淫，极重不过是杖罪，况且已经杖断过了，罪无重科。何苦舍着身子，熬这等苦楚？”严蕊道：“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奸，料然不到得死罪，招认了，有何大害？但天下事真则是真，假则是假，岂可自惜微躯信口妄言，以污士大夫？今日宁可置我死地，要我诬人，断然不成的！”狱官见他词色凛然，十分起敬，尽把其言禀知太守。

严蕊吃了无限的磨折，放得出来，气息奄奄，几番欲死。将息杖疮，几时见不得客，却是门前车马，比前更盛。只因死不肯招唐仲友一事，四方之人重他义气。那些少年尚气的朋友，一发道是堪比古来义侠之伦，一向认得的要来问他安，不曾认得的要来识他面，所以挨挤不开。一班风月场中人自然与道学不对，但是来看严蕊的，没一个不骂朱熹的。有人甚至怀疑朱老夫子弹劾唐仲友的动机。

与朱熹一样，唐仲友除了官员的身份外，还是一名学者。

唐仲友，字与正，生平著作繁富，有《六经解》《诸史精义》《悦斋文集》等，推崇实用主义的经制之学，思想上“主三苏蜀学”，且出身金华，也是南宋“浙学”的代表。

而朱熹“主二程洛学”，常年讲学于福建，是“闽学”的领军人物。

因此自南宋以来，对朱、唐交恶的其中一个原因分析，是学术之争。

按照这个说法，朱熹为了扳倒唐仲友、打压浙学，才先后六次上书朝廷，给唐仲友罗织促限催税、违法扰民、贪污淫虐、偷盗官钱等罪名。甚至从滥 交女色下手，为了查明唐与严蕊是否有“逾滥”之罪，将后者关入监狱严刑拷打。

学术争端的缘由，影响了朝廷处理此事时的态度。

宰相王淮虽一手提拔朱熹提举浙东，但他与唐仲友是同乡，还有点亲戚关系，自然偏袒唐仲友。

在位的皇帝宋孝宗问他该怎么办，王淮轻描淡写地说：“此秀才争闲气耳。”

王淮从朱、唐的学术渊源，解释道：“朱，程学；唐，苏学。”宋孝宗喜爱苏轼的文章诗词，对唐仲友多了几分好感。

于是，宋孝宗委婉地告诉朱熹：“浙东之事，朕自知之。”

朝廷对唐仲友从宽处理，也将朱熹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当官，想以此平息这段公案。之后岳霖受命重审此案，判严蕊无罪“从良”了事。

据宋人笔记的说法，朱、唐交恶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人从中挑拨，并将此事归咎于二人的共同好友——陈亮。

《齐东野语》载，陈亮在台州，有个相好的妓 女，多次嘱托唐仲友设法为她落籍。

唐仲友一口答应下来，却找到那个妓 女，问她：“你真的要追随陈官人吗？”

那女子肯定地点点头。

可唐仲友说：“那你要能忍饥受冻才行啊！”

当时陈亮尚未取得功名，日子过得紧巴巴，那妓 女听唐仲友这么说，立马就改变主意。

此后陈亮去找这个妓 女，她都表现得十分恼恨，不如之前那么殷勤。

陈亮知道自己被唐仲友出卖了，等到朱熹巡行台州，就抢先跟朱熹告状，说唐仲友暗地里讽刺朱熹尚不识字，竟然也可担任监司之职。

朱熹信以为真，又在台州调查时抓住了唐仲友的把柄，故六次上书，举报唐仲友为官贪腐，私生活混乱。

以上故事出自宋人笔记，只能姑妄听之。

这个说法让陈亮有些“人设崩塌”。陈亮（陈同甫）是著名的辛派词人，词风豪放，为人疏狂，不像是那种会因为一点感情问题就四处嚼舌根的小人。

在南宋洪迈《夷坚志》与周密《齐东野语》等文人笔记的描写下，台州公案的起因更多是朱熹与唐仲友的私人恩怨，而朱熹为状告唐仲友无所不用其极，竟然对弱女子严蕊滥施重刑。

最早记载台州公案的洪迈，是朱、唐的同时代人，比朱熹还年长7岁，他的说法可信度较高。

洪迈《夷坚志》记载此事时只用了寥寥数百字，只说朱熹怀疑唐仲友与严蕊有染，将严蕊下狱审问，后来岳霖提点刑狱，听严蕊作词诉冤，将她释放。

洪迈记载的这个故事十分吸引眼球，总体上比较客观，没有明显表明朱熹有挟私报复的嫌疑。

但是，洪迈与朱熹关系也不咋地。

因为洪迈早年曾在主张“金宋议和”的投降派宰相汤思退门下，而朱熹本人倾向于主战派，与岳飞后人关系密切，经常指责洪迈主和反战、勾结小人，直斥其“奸险谗佞，不宜在人主左右”。

如此一来，洪迈记载朱熹的八卦，更像是有意为之。

故事中的主角，一个是朝廷命官朱熹，一个是风尘女子严蕊，两相比较，很多人从感情上倾向于弱势一方。

宋宁宗庆元党禁时（1196年），朱熹被斥为 “伪学魁首”，这段台州旧案的旧账也被翻出来。

政敌在陈列朱熹不孝于亲、不敬于君等六大罪时，还说朱熹曾引诱尼姑二人为宠妾、家中大儿媳无夫而孕、其子弟盗杀别人家的牛。

当时，有关朱熹的流言多如牛毛，最早收录台州公案的《夷坚志》亦作于此时。

民间底层文人与老百姓受这些宋代笔记影响，对唐仲友与严蕊多报以同情。

到了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整了个大活，将台州公案改编成更富娱乐性的小说《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明朝将程朱理学奉为官方哲学，拔高朱熹的地位，但凌濛初科场失意，属于底层文人，对朱圣人自然没什么好感。更何况，程朱理学在明清时期早已被统治者异化，不过是统治者控制读书人的工具，社会中充斥着对假道学的厌恶。

凌濛初借题发挥，从宋人笔记中挖掘出这个故事，写成小说恶搞朱熹，把朱老夫子塑造成心胸狭隘的伪君子，写他为泄一己之私愤，大搞刑讯逼供，罗织罪名；写妓 女严蕊不畏强权，在狱中宁死不屈，捍卫知己唐仲友的名声，进一步宣扬其侠女形象。

圣人与妓 女的强烈反差，使这个故事深入人心，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至此，朱熹在台州公案中的形象早已面目全非，仿佛他当初就是为了一时愤气，才把事情闹大。

但是笔记小说多为道听途说，并非信史。

市井百姓不是学者，他们也不会去考证小说情节的真伪，只求好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