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以汉制汉，康熙重用汉将
以王辅臣带头起兵，引起陕甘连锁反应，绝大多数的地方将吏都参加了叛乱，只有甘肃提督张勇、总兵孙思克、西宁总兵官王进宝、宁夏总兵官陈福未叛。因此，陕西全省未能全部失陷，只剩下西安一府及邠、乾二州了。甘肃仅保有河西走廊一狭长地带。康熙十四年三月，圣祖为表彰他们尽忠朝廷，特晋升新职。授予张勇为“靖逆将军”、加孙思克左都督、加王进宝都督同知，提升陈福为陕西提督。四月，王辅臣派人携带吴三桂授给张勇的札印，再次前去诱降，授张勇为“陕西西路总管平远大将军”。张勇大怒，不容分说，下令把来使推出斩首。王辅臣给王进宝送去一封信，劝其归降吴三桂。王进宝断然拒绝。他们两人将此事如实报告了圣祖，圣祖大为高兴，为鼓励他们竭诚投效朝廷，特封张勇为“靖逆侯”、授王进宝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十四年十一月，吴三桂又亲自发给王进宝札文，他又向圣祖报告，并把札文一并交给朝廷。
圣祖已看出，将来恢复陕甘，必赖张勇、王进宝等汉将。还在二月，甘肃巡抚华善援盲张勇可用。他在奏疏中说：“逆贼王辅臣今据关山以西，歧山以北，黄河以南，与蜀贼（指吴之茂等人）连结，加以西番、土回乘隙屡犯，河西危甚，其得免于沦陷者，提督张勇之力。目前情势，非提臣不能守，非提臣不能成，非提臣不能破贼恢复。第事权不重，未免掣肘。”他请皇上赐给敕印，得以“便宜行事”。此疏正台圣祖之意，故立授“靖逆将军”，通知兵、吏部大臣：甘肃省“凡总兵以下官员，听从张勇调遣、提拔、补授。”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制约，一切征剿事宜，均由张勇便宜行事。张勇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圣祖的完全信赖，把甘肃省的军事全部托付给他了。
康熙十四年（167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宁夏突然发生兵变，张勇的得力助手和战将陈福被乱兵杀死。次年正月，圣祖迅即采取措施，改词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代替陈福的职务，出任陕西提督，暂驻秦州，继续兼西宁总兵官。宁夏总兵官缺，责成张勇和巡抚华善推补。很快，张勇推荐他的原部将现任天津总兵官赵良栋割宁夏任职。圣祖立即批准，还把总兵官一职改为宁夏提督，由赵良栋升任此职。由于西北军情紧急，命令他兼程上任。赵良栋卸任的天津总兵官，由陈福的弟弟、现任涿州参将陈奇破格出任。赵良栋是甘肃宁夏人，骁勇善战，颇有机谋，称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将才，他与张勇、王进宝并称为珥河西三汉将”。在张勇的统率下，同王辅臣展开了激烈的争战，最终完成了恢复陕甘的；任务，并在平定吴三桂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问十神龟，贻误战机
确如吴三桂和他的谋士们在起兵前所预想，兵出云贵，旗开得胜。一路势如破竹，前锋直抵期北境内、长江南岸的松滋（今橙滋北），隔江与清军大本营荆州相望。吴三桂饮马长江，翘首北望，已摆出渡江北进之态势。至此，吴三桂的军事进攻已达到了顶峰。
吴军进至松滋，举足即可渡江。此时，清军未聚集，江北已是风声鹤唳，人心不稳。如能迅速渡江，独占长江之险，军事主动权稳操在手，并在政治上进一步扩大影响，动员江北乃至黄河流域的祝官祝将参加，清朝将无法收拾局面，势必继续退至黄河北岸，以图固守。奇怪的是，吴军进至松滋，电驻已三个多月，却毫无北进的迹象口他的将领们都很着急，一般人也感到不解，在云南留守的吴三桂核心人物对军事停顿不前，大军不过江甚是诧异。吴三桂的谋士刘玄初急忙起草了一份报告，陈述了他的战略主张。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此时，应为直捣“黄龙府”而痛饮。可是，现在却屯兵不进、河上进遥，坐失良机，等待清四方之兵集结，我真不知这究竟是为什幺？这是不是王（指三桂）特送诸大臣入朝为王请命？诸大臣都是辱国之臣，自救性命不暇，怎能为王请命！如说待世子（指吴应熊）回来吗？我以为朝廷宁可失掉四海疆土，决不会令世子回归云南！一般来说，弱者与强者斗，弱者之利在于行动迅速，而强者利子较量实力。富者与贫者打官司，贫者乐意尽快使案子完蛄，而富者乐意把案子拖得长丸。如夸云南系一隅之地，抵不上东南一郡。而吴越（指江浙地区）之财货，山（西）陕（西）之武勇。都集中在荆州、襄阳、长江、汉水之间，王按兵不进，想与清兵久持，这与弱者同强者较量实力、贫者与富者比赛财富有什幺不同！
刘玄初写到这里，不胜感叹：唉！只盼望上天早降圣人，以安定中华吧！
吴三桂读了这封信，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没有给以答复。
在此关键时刻。吴三桂没有听从刘玄韧的忠告，犯了一个战略上的致命错误，而这个错误最终导致他的彻底失敢。刘玄初对形势和双方力量的对比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拿吴氏集厨的实力与清朝相比，两者强弱分明，贫富悬殊。表面看，吴三桂起兵时，具有相当的实力，而一年后，有各地的响应，实力大增，可以同清军相抗衡。但他毕竟是以一隅之地云贵为老本，后劲不足，况且各地响应者不过各自为战，形成不了一个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清朝占据全国统治者的地位，可以在政治上进行动员，在这件事上可以四处征调军队，又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人口，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具有很大的潜力，当它一旦发挥出来，将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它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其实力并没遭受过大的损失。因为滇、黔、闽、两粤等主要叛乱地区，多属三藩的汉军、绿旗兵，而满州八旗、蒙古八旗兵多集中在北方，故其军事实力未减。清朝所占有的条件，使它的后劲远远胜过吴三桂集团。得明显，吴三桂利在速战，不可久持，宜乘胜进军，借助各地起兵反清的有利形势，乘清军无备、兵力未集、清统治集团惊慌之时，一鼓作气，挥戈渡江，北涉黄河，直逼北京，可收全胜之局。清朝以全国的兵力和物力，利在较量实力，不怕持久之战。如战争拖延下去，固然双方都将困难重重，但对吴军更不利，只能消耗掉它的有限力量，从而使清军转败为胜。吴三桂的致命错误是，进至长江南岸，即停止进兵，使圣祖从容而有步骤地部署兵力同吴军展开决战而胜之。这步棋，在吴氏集团中一些有识之士已有所察觉，除了划玄初力主迅速渡江北上，还有主张下九江，扼长江、淮河、以绝清朝的南北运道；也有的劝吴三桂据巴蜀，塞殽函以自固。这些主张，各有测重，但从战略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力主进兵，而不能停顿下来。可惜吴三桂都不听，一到湖南，就屯兵不进，坐失机宣。吴三桂的悲剧，即源于此！
吴三桂为什么不愿北进？他久历战阵，娴熟战略技术，虚该说，已成老谋深算，对于是否继续进兵，自有打算。他考虑问题，也许自以为比他人更老成持重。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他苦心经营云贯十多年，视此为根基所在，北上意味着弃根本，另辟新天地。倘若大事不顺。中道受挫，就使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危险境地。屯兵长江以南，巩固阵地，站稳脚跟。即使大事不成，尚可“画江为国”，立半壁江山。这番考虑，虽属稳着，却难保胜利。兵法上说，有进无退。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和巩固已得的胜利。而军事进攻一旦停顿下来，变为防御，就将使自己被动挨打。吴三桂的这种军事上的保守主义，使自己的军队很快丧失掉进取的锐气。从刘玄初的信中，看出吴三桂还顾虑儿子吴应熊尚在北京，指望以儿子作为交换条件，把应熊放回江南，他就不过江。他以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清朝会接受他的条件，跟他“裂土议和”。圣祖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削去他的亲王爵，处死吴应熊父子，跟他势不两立！吴三桂顿时气沮，精神低落，无法振作起来。
据说，吴三桂很迷信，对于是否渡江北上这件大事，求诸占卜。他进驻衡阳后，听说衡山岳神庙里有一只白色的小龟，其大小如一枚铜钱，居此庙已有年头了，当地人以为鬼神之使，把它奉为神灵，藏在帏中，按时敬祀它，用它来占卜吉凶祸福之事。吴三桂就自己的前程想间卜此龟。他择一吉日，前去庙中祀神。他把全国山川地图铺放在神座前，将白龟置于地图上，心里默默祝祷，看此龟究竞走向何方。只见小龟在地图上蹒跚而行，始终不出长沙、常德、岳州之间，然后回转至云南而止。占卜了三次，都是一个结果。吴三桂暗暗吃惊，信以为真，不敢轻出湖南，亦不敢渡江。
这则故事，剥去迷信的色彩，只能说明吴三桂有自己的政治目标，不便渡江罢了。
在当时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情况下，吴三桂放弃渡江，妄图划江而治，岂不是痴人说梦。如果等清政府缓过气来，他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主角罢了。
圣祖和他的将军们开始时对战争估计不足，以为可以在短期内取得全胜，恢复云贵疆土。到了康熙十三年三月间，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锋统领硬岱等都还认为“进取云贵之期，不过八月”。就是说，到八月时，清军反攻，恢复云贵。这时，圣祖已认识到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告诫说：“朕思云贵，尚未可轻进，必俟四川全定，方图进取。”四川已被吴三桂掌握，一如清军只顾进军云贵，四川叛军必挠其后路，而不得前进。再说进云贵，一路必经四川，此路不通，进军也难。就拿湖南情况来说，叛军未到，长沙、澧州、常德等处已叛投吴三桂，如等到八月，其他地方再发生叛变怎么办？圣祖问道：你们分兵征讨吗？；分兵则势单，以次剿取，马匹疲劳，不堪驱使，岂能胜利？如今之计，只有先取常德、长抄，以寒贼胆，方为制胜之策。
战争第一阶段的战况表明，一方面，吴三桂军事力量正处鼎盛，战果继续扩大，一方面，圣祖正调兵遣将，部署防线，未及展开全面攻击。因此，便出现了吴军进攻、清军防御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速胜。在清军抵住了吴军的强大进攻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峙的新局势。
九、难分伯仲，战争相持
吴三桂同清朝的军事斗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吴三桂起兵，到十四年（1675年）底，吴三桂发动战略进攻，清朝战略退却；
第二阶段，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到十六年（1677年）底，双方进入战略相持，展开了互有胜负的拉锯战，而清在局部地区如甘肃、陕西、江西、浙江等处逐渐转人战略性反攻；
第三阶段，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到二十年（1681年）十二月，清军战略反攻，吴军全而退却，直至被彻底消灭。战争的全过程，显示了它的内在规律性，颇有节奏地向前发展着，变化着。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的两年中，吴三桂乘清军不备，突然发动武装叛变，并以迅猛的攻势，连续夺取了云南、贵州、广东、湖南、四川及江西部分地区，并把这些省份和地区置于周王政权的控制之下。吴军前锋直抵长江南岸。吴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藩夺取了福建及江西、浙江大部分地区；王辅臣叛于陕西，降了个别地区，陕西与甘肃绝大部分都陷入叛军之手。
到康熙十三年底，王辅臣叛于宁羌州。在全国已形成了三大战场，这就是：以耿精忠占据福建，攻取浙江、江西为左翼东部战场；以王辅臣、王屏藩占据的四川与甘肃、陕西大部地区为右翼的西部战场；以吴军占据下的湖南地区当全国中心，为正面的中路战场。这三大战场，无疑是以吴三桂所在的湖南战场最为重要。吴三桂自离云南北进，抵达湖南后，来往于常德、澧州、长沙、湘潭之间，最北至松滋，亲临北线指挥。吴军的主力、精锐近二十万人都集中于湖南一隅之地，分布在长河、岳州、萍乡、松滋、常德、澧州等几个战略据点。其中，以七万兵力据守岳州、澧州诸水口，与驻守江北的清军对峙；又以七万兵力、总兵十余人、“猓猓”兵三千驻醴陵、长沙、萍乡诸处，抗拒江西的岳乐部清军。吴三桂驱使云贵土司苗、壮等少数民族的土军前来湖南助战，组成一支有四、五十只大象的象军，也调来前线。采伐贵州、湖南的山木，造楼船巨舰，往来水上，控制水路。调拨四川、湖南的粮食以供军需。
吴三桂最重视的是岳州，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率数万精兵防守。应期十分骁勇，能冲能拼，是吴三桂的一员得力猛将，把岳州交给他，吴三桂高枕无忧了。
岳州不是是湖南也是长江中下游”水陆冲要之地”。它位于浩瀚的洞庭湖之畔，长江南岸，三面环水，一面通陆地。面洞庭之水又与长江一脉相通，因此借助洞庭之浪，可顺水至长江，出湖南省境，水陆并行，随心所欲。而借一脉之便，从长江即可进入洞庭。入湖南省境，必经岳州。南北东西，行旅转运，欲得水陆兼有之利，岳州乃不可逾越之区。在军事上，得岳州，可控制湖南之命脉，可断南北交通，故此城为兵家必争之地。吴三桂刚起兵时，圣祖已洞见岳州极端重要，严令驻防部队“宜亟固守”；同时，又派出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增援郭队水陆兼行，速往协守。岂料清军未及固守。岳州已为吴军袭取。
吴三桂以岳州作为他在湖南立足的一个战略支撵点，集兵七万。特令吴应期加强防守。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在岳州城外构筑防御之事。由此看来吴三桂准备长期固守湖南的打算，这大概也是他划江面治的一部分。
只是吴三桂进至长江南岸，便停止前进，才使圣祖的战略计划得以侥幸实现。否则，吴军及时渡江，长驱直进，荆州尚未设防，肯定会使局面为之改观！这就是吴三桂的战略失误，促成了圣祖的成功。
吴三桂驻兵不进，给圣祖充分布防荆州赢得了时间，在圣祖的亲自指挥与调度下，援兵源源面来，蓄积粮饷，制造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船只，为将来渡江之用。由于双方各自加强这两个战略地区的防务，因面造成了岳州与荆州的两大战略中心的长时间的相峙。耐人寻味的是，吴三桂无意取荆州，倒是圣祖处心积虑地时刻以岳州、长沙为念，必敬取之而不罢休！他屡下指令，严督驻守荆州的统帅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和其他有关将领速取岳州。还在康熙十三年七月，贝勒察尼、将军尼雅翰等分率满汉官兵，水陆齐进，向岳州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吴将昊应期、廖进忠、马一宝、张国柱、柯铎、高起隆等率七万大军从陆路分路迎战。清军奋击，报称：“大败吴军，斩首万级，舟师抵七里山，以炮破贼，击其船十余艘。”这次接触战，杀伤了一定数量的吴军，从战略上并未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此役中，清军无法接近岳州，便引退而去。此后，圣祖再未得到进军岳州的报告，也不见捷报传来。
原来，这些高贵的子弟、皇亲贵胄，都是皇室中的年轻一代，他们没经历过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的年代，他们一生下来或刚懂事，爱新觉罗氏已经君临天下，坐享先辈们的胜利果实，承袭父辈们的爵位，养尊处优，没见过战阵。更谈不上作战经验。叛乱发生后，他们都被选作方面军的统帅“大将军”，在千军万马而前，不禁心虚胆寒，又面对吴三桂等强敌，便丧失了勇气，屯兵不前，惟观望而已。他们中一些人，如勒尔锦、贝勒察尼（多铎子）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道县官财物，“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圣祖不时地批评他们令其改正错误，如说：“壬（指杰书）守金华，将及二载，徒以文移往来，不亲统兵围剿，贼何自灭？”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出战。圣祖批评说：“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禀饷。”董鄂胆小如鼠，躲在西安不出，听任叛军夺城略地，连失兰州、栈道，给清军造成重大损失。由于这些皇室贵胄的怯幡无能，致使叛乱迅速扩大，几乎把清政权丧失掉！
战争一开始，圣祖就派出大军迅速赶至荆州，扼吴军渡江。此后不厌其烦地指授方略，一再催促勒尔锦等统大军渡江，取岳州，夺据长江之险。圣祖喊了整整两年，勒尔锦以各种口实，就是按兵不动，吴军则巩固了在湖南的阵地，并从容联络各方，掀起了更大范围的动乱，因而出现了清吴大军夹江对峙的局而，这就延长了清军胜利到来的时间，。吴三桂得以顽抗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