偕隐名山誓白头

王映霞接受这个建议，坐车回到了杭州。

当时，郁达夫正陷入爱的狂热之中。他的日记里全是梦话一般：“啊啊！我真快乐，我真希望这一回的恋爱能够成功”，“老天爷呀老天爷，我情愿牺牲一切，但我不愿就此而失掉了我的王女士，失掉了我这可爱的王女士。努力努力，奋斗奋斗！我还是有希望的呀！”犹如回到了学生时代的恋爱当中。因而，当他得知王映霞回了杭州之后，就疯狂地坐了火车追到杭州。结果找了几次没找到人，他就借酒浇愁，整天喝得烂醉，以图麻痹自己的神经，结束自己的痛苦。

王映霞得知郁达夫追了过来，并且在四处寻她，就写信给他，批评他不该来找她。郁达夫则回之以情书。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缠绵的情书向王映霞示爱。王映霞开始对他不理，后来才写信给他，说自己已经受过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很坚强。郁达夫揣测这话的意思是王映霞在上学时就受过情伤，对于男人不再那么相信，因此要考验他的诚意。有了这个启示，郁达夫在情书里就开始许承诺，表衷心。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王映霞约他出来在尚贤坊相见。郁达夫在日记里记道：“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叫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本来，这对于郁达夫来讲，是天大的好事，是一个转机。但是人的感情都是很复杂的，他在此时，却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了。想到自己的妻子孙荃带着儿女生活在北京，正孤独地怀念着他，他就满怀愧疚。这种罪恶感，也被他带入到与王映霞的交往中去，因此，两人感情刚刚升温，又降了下来。王映霞一赌气，从尚贤坊搬了出来，住到同学那里。郁达夫也曾写信给她，说要断绝关系。但是当两人又见面的时候，那种“和她绝交的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至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这之后，两人的恋爱算是正式开始。在卿卿我我中，两人免不了一通山盟海誓，王映霞劝郁达夫要敢于闯荡，做出一番事业来，甚至鼓励他去干革命。而郁达夫则想着怎么带王映霞去欧洲举行浪漫的婚礼，两人抱着谈心，接吻。郁达夫快活极了，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亲到王映霞，他觉得，这甜蜜都快把“两人的灵魂融化在一处了”。

郁达夫欢快的心情，可用他当时的一首诗来表达：“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

正当两个人你侬我侬的时候，郁达夫创办的创造社出版部遭到当局的搜查，郁达夫连忙躲到杭州，住进王映霞的家里。于是，王映霞的家人也同意了两人的结合。周围的亲友们看他们俩如此恩爱，也就不再反对了。随后，两人在杭州聚丰园菜馆举行订婚仪式。郁达夫开始答应王映霞在东京上野举行婚礼，后来没能成行，就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里请了两桌客，就算是新婚喜宴了。闹得满城风雨的郁、王之恋，到此尘埃落定。之前执意反对的孙百刚，看见事已至此，也只好表示祝贺了。

婚后，夫妇俩先是跟着王映霞的母亲一起住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之后搬到隔壁1476号的一间老式房子里，开始了二人生活。新婚燕尔，郁达夫心情大好，就把自己以前追求王映霞时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在北新书局出版。这本书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短短几年内就再版八九次，卖到三万多册。很多年轻人借此知道了他两的情事，并且模仿郁达夫的方式去追女孩子。

两人起初的生活并不宽裕，王映霞在《半生杂忆》里写到这段往事：“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生活很惬意，很温馨。由于政治因素，郁达夫没有将自己的地址向朋友们公开，所有信件之类都是由北新书局转收。因此两人几乎没有社交活动。当时王映霞已经怀孕，她写道：“既无亲友的来扰，我们又很少出外去看亲友。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再谈及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后来，当局放松了对郁达夫的管制，北新书局就把他的作品组成集子出版，给了他不少版税。再加上他平时写的作品所得到的稿费，郁达夫的经济收入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很快，王映霞又给他生下郁云、郁飞两子，有了两个小孩子，两人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家里天天欢声笑语。王映霞对郁达夫非常满意，她后来曾在自传里写道：“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斑鸠占了凤凰巢

然而，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不久之后，两人的甜蜜生活就出现了波折。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携带王映霞迁居杭州。本来，郁达夫是不想迁居的。因为上海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第一次与王映霞相见的地方。在这里，他有创造社的一帮朋友，尤其是有鲁迅的存在，他可以时常前去拜访。但是王映霞却一心想要回杭州住。她说：“1931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没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千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做我的终老之乡。”

这次的迁徙，就为两人的感情破裂，埋下了伏笔。

人总是这样，一边在寻找安全感，一边在寻找刺激感。迁居到杭州之后，生活更加稳定安逸了。于是，在饱食之后，无聊之余，王映霞便开始多想起来。毕竟，作为一个20出头的姑娘，有着“杭州第一美人”的称号，却嫁给了一个30多岁的有家室的男人，虽说他有才华，但年龄毕竟不相称。当时，靠着郁达夫的名声，两人在杭州也属上流社会人物了，因此社交往来的也都是杭州的政商界文化界名流。在这样的场合里，一个心怀不轨的人，自然有很多出轨的时机。果然，在一个公开场合上，浙江省的教育厅厅长许绍棣被王映霞的美艳所倾倒，就开始秘密地追求王映霞，当然，王映霞也热络地回应了。两人就开始了书信来往。

有一天，郁达夫在家里，忽然翻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当时就勃然大怒，跟王映霞吵起来。王映霞也毫不相让，把郁达夫已经有一个老婆的事情扯出来，两人在屋里骂了个天翻地覆。事情传出之后，杭州市市长周企虞也知道了，因为他与郁达夫、许绍棣都是朋友，所以就居中调停，最终风波被平息下去。但是郁达夫心怨难平，他虽然自己去风月场所，但绝不容许自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有染，这是极伤颜面的。于是在爱恨交织中，他就开始琢磨着创作《毁家诗纪》，准备把王映霞的丑事给写成诗，发表出来。

1936年初，郁达夫应福建省主席陈仪的邀请，到福建游玩，随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参议。本来，陈仪是打算聘请他为教育厅厅长的，但是考虑到他书生气太足，莽撞任性，不适合做官僚，所以就暂时让他做了省政府参议，熟悉一下官场规矩。郁达夫在福州上任之后，彻夜担心王映霞在家中发生情变，因此经常去庙里抽签。结果抽到的一个签诗是：“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有家不得归，斑鸠占了凤凰巢，寓意非常明显，就是指王映霞在外面有了情人。这寓意让郁达夫更加寝食难安。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新加坡再次翻脸，郁达夫便将三年来编写的《毁家诗纪》发表在香港《大风》创刊一周年特大号上，组诗的内容是以他跟王映霞自相识到结婚以来的生活为主，诗里面毫无保留地道出了自己的家丑，即王映霞红杏出墙的事，以及他对此事的怀恨之意。王映霞当然不会只由他说，她也在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作为回应。在媒体的炒作下，两人越闹越僵，最终只能以协议离婚收场。12年前曾闹得轰轰烈烈的郁王之恋，神仙情侣，就此分道扬镳。

1940年5月，王映霞独自一人离开新加坡，把三个儿子留给了郁达夫，自己前往香港谋生。王映霞走后，郁达夫面对着三个儿子，常常想起王映霞，心里一时难以割舍那段感情，就接连写了几篇旧体诗，寄给王映霞。其中一首写的甚为感人：“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衷社，尚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想以母子之情打动王映霞，让她再回到自己身边。但是王映霞因为之前的事被伤得太深，也就不会给他机会了。

王映霞到香港后的第二年，就进入外交部担任文书科科员。之后又转入重庆工作。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的女性，能够如此轻松地进入政府的机要部门外交部工作，不禁让人生疑。据可信史料记载，这一切都是戴笠的安排。

那么，作为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头目戴笠先生，怎么又跟王映霞扯在一起了呢？

原来，戴笠跟郁达夫同是浙江老乡。当年在杭州的时候，因为这层关系，在交际场合上，戴笠认识了王映霞。对于王映霞的美色，戴笠是垂涎已久。因此，在郁达夫外出的时候，戴笠就跟王映霞勾搭在一起。王映霞还怀了戴笠的孩子，因为怕事情败露，就匆匆打掉了。

这段秘事，一直不被人所知。郁达夫本人，到死都不知道。还是郁达夫的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把这事给揭露出来的。汪静之作为事实的见证人，因为畏惧戴笠的权势和手段，迟迟不敢公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在报纸上看到了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这才撰文回顾了当年往事。现摘录原文如下：

王映霞是我的妻子的同学。我于1922年七八月间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会上初次和郁达夫、郭沫若一见如故，郭、郁二人当即邀我同到他俩的住处，从此成为朋友。

1938年春夏间我全家避难到武昌，住在察院坡亲戚家。当时达夫家住在横街头，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

后来台儿庄打了一场对日抗战的大胜仗，政府派了前线慰问团，郁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有一天王映霞来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某某姐（汪静之的妻子竹因）！我要请某某（汪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作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某某（汪静之）是最忠诚老实的，达夫最信任他；如果请别的男人陪我去，达夫会起疑心的。”我的妻子马上说：“没有问题，让他陪你去好了。”

我就陪映霞过江到汉口，坐了黄包车沿江向下游走了半里多路，到一个私人开的小医院里。映霞对医生说：“我男人同来了。”医生就带映霞进里面病房里去了。我等在那里，等到映霞出来，我陪她回武昌。我和我妻子都认为逃难时怀孕不方便，应该打掉。

一天我到达夫家去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我看见阳春（达夫的长子郁飞的乳名）满脸愁容，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昨夜姆妈没有回来！”我问：“她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我就问王映霞的母亲：“映霞到哪里去了？”她说：“不知道。是一部小汽车来接去的。”第二天我再到达夫家去，想问问映霞头一天到哪里去了。见了王映霞，她倒了茶请我坐下，我还没有开口，她就谈起戴笠家里花园洋房，家里陈设富丽堂皇，非常漂亮。谈话时露出羡慕向往的神情，又有得意兴奋的表情。我马上悟到她昨夜没有回家的原因了，原因是戴笠派小汽车接她去了。所以王映霞满脸是兴奋、幸福、得意的表情。又想到难怪她要打胎，而且要在达夫外出时去打。

回家时我告诉了妻子，她很惊奇，表示不再和这位同学来往。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人称杀人魔王。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后来达夫从前线慰问团回武昌了，我见他的时候，一句不泄露。不久，我要到广州去了，去向达夫告别。一进去看见达夫和映霞正在争吵。达夫一见我，就指着映霞，一边哭一边向我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居然和人家睡觉！”我一听，心里就很着急，怕达夫声张出去，杀人魔王马上会置他于死地。为了免得他闯祸，我就帮映霞掩饰。我说：“不会的，你不要信谣言。”达夫马上说：“哪里是谣言！她的姘头许绍棣的亲笔信在我手里！”我听了马上就放心了。达夫一边告诉我：“万万想不到她会这样不要脸！”一边说一边痛哭，满脸流泪，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号啕大哭，万分伤心痛苦的样子。王映霞也一边哭一边辩解。我就对达夫说：“你太爱她了，哭得这样伤心。冷静一点，夫妻商量解决好了，不要哭了。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到广州去，票已买好，马上要去上车了，不能帮助你们商量解决了。再见！”

说着就回住处了。我离武汉后，不久，武汉也要撤退了。后来达夫往南洋去了。我和达夫没有再见过面。

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安排了运输汽车队队长一职，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安排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一职，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名下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我和妻子听了她的同学说过之后，回家就两人做出决定，永远不能说出这些秘密，以免闯祸，杀人魔王太可怕了！后来戴笠在飞机上炸死了，本来不用怕了，可是又想到王映霞本人本不用怕，但她做过杀人魔王的姘头，可能也会受魔王的影响，说不定她可能也有可怕之处，因此，决定仍旧不敢说起。

前些时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助理教授曾焯文先生来信，我仍旧不敢说，今天曾先生又来信。我想，我的妻子已去世，妻子的三位同学也已去世，如果那三位同学没有告诉别人，恐怕就仅存我一人知此秘密了。为了不愿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坛的一位杰出作家郁达夫所遭受的莫大的耻辱悲惨的命运，永远沉冤不白，今天我下决心，一气写完这个秘密。

这篇文章，如今保存在上海鲁迅博物馆里。

当年，郁达夫跟王映霞离婚后，在原配还在的情况下又有过两次婚姻。最后一任妻子是印尼华侨何丽有，为他生下二子一女。1945年8月29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天晚上八点多，郁达夫正在家中跟朋友谈天，忽然来了一个当地土著把他喊了出去。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里，跟朋友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就出去了，结果壮士一去不复返，被日本宪兵给杀害了。终年49岁。直到1985年9月27日，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里才证实了这件事。

往事已越，当人们来审视郁达夫跟王映霞的婚姻时，会发现，作为夫妻双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很大的责任。郁达夫已有家室，却要享齐人之福。而王映霞给郁达夫戴上几顶绿帽子。因此，两人对待婚姻的态度都不算是恭敬，最终离异，也是理所应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