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上的是他们村里的小学。父亲是当时某某人民公社九大队八队人，学校在六队。学校离父亲住处只有一条小河沟的间隔。
那条小河沟在五十年代大跃进时，被为了抓革命、促生产于下游建起的一条土坝子拦成的水库给抹掉了。所以准确地说学校在水库主干支流的对面。那个水库叫幸福水库，只有三个支流，最大的一条支流就在父亲的家门口。从家到学校的话一般都要往上游走上千米绕过去。当然在热天，大家一般都涉水而过，因为一条淹没的田埂离水面很近，大约二三十厘米的样子，对大家来讲不算什么障碍。
父亲在家排行老幺，老大是姐姐，老二是哥哥，老三又是一个姐姐。大姑为了带弟妹，没有上过学。等到二姑可以上学的时候，家里缺劳力，爷爷奶奶就安排大姑到队上去混工分，以便在队里分粮时多一点口粮。二姑上学时就带父亲一同去，说是上学，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照顾父亲。
父亲于是也去了对岸的小学校。说是一个学校，说白了不过是六队一个钟姓地主的几间房而已，其中有一间是人家做祠堂用的。
二姑在教室上课，但常常不专心，总要往教室外面看，看是不是小弟跑远了，如果隔几分钟没看到父亲，她就会胆大包天地往教室外跑，为的是寻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好在那些年这种现象十分普遍，老师一般也懒得管，加上老师是爷爷隔房的一个妹子，大家都随便惯了。后来爷爷隔房的妹子看不过去了，就到爷爷家做家访，动员爷爷奶奶干脆让父亲也上一年级。开始爷爷奶奶不同意，因为要多交一份学费。后来爷爷隔房那个妹子做校长的工作，同意不收父亲的学费，但前提是不给父亲发书本。
父亲笑着对我说他读一年级的情景，他上学的时候刚过五岁，连裤衩都没有，除了一件到处是破洞，长度也不够遮盖他羞处的背心外，他什么都没有的就去上学了。
父亲把小姑的铅笔好不容易折断，在石头桌上磨尖，然后又去撕小姑的作业本，跟着大他两三岁甚至五六岁的同学开始了他的学生时代。
说来也怪，父亲写字就是比小姑认真，识字算数也比小姑好，爷爷奶奶开心得不得了。
就这样，父亲糊里糊涂地上了小学。等到小学毕业时还考了一百一十分。那时只考语文数学，总分两百分。当时录取线不过才七十多分罢了，所以父亲算是考了高分了。但让父亲始料不及的是他没能正儿八经地被录取，而是以备取生的资格被公社初中录取了。后来父亲想起来可能是这两件事导致了他被备取。一是他的小学校长是一个癞子，再热的天也要戴一顶帽子，有一天实在太热，校长取下帽子凉快的时候，父亲笑得十分夸张；二是父亲的二舅舅也是一个癞子，在文革时期给毛主 席写了一封信，说农村真苦，要求毛主 席救救他们。结果信在没发出的时候就被查获了，被革委会定了一个现行反革命的罪给投入监狱了。二舅公没能熬到七十年代末期，就因为在牢房抽烟把被子烧了个洞，被活活打死了。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政审不过关。至于小姑为什么考了不到八十分就被正儿八经地录取了，至今父亲也没想得太明白。
父亲读小学时最最风光的事莫过于上五年级时被推荐到公社发言了。那是他班主任写的稿子，他不过是照着背了下来又说出去了。那是父亲儿时最开心的记忆。说的事情不过是编造的一个故事：父亲为了抢救掉进茅坑的小猪，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奋不顾身地跳下去。集体的小猪获救了，父亲虽然一身肮脏，但还是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小学四年级最让父亲难以忘怀的是毛主 席去世。父亲说当时很多人无不泪流满面。那些大人撕心裂肺的场面父亲确实再也没有看见过。最搞笑的是全校同学到公社礼堂向毛主 席告别的时候，癞子校长在脱帽鞠躬的时候让一个女同学看见了，这个同学忍不住地笑出声了，结果她的父母被扣了工分，她也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