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顺理成章地过渡到高一继续上他的化学课程。他还是那么辛苦地谋划着怎么提高教学质量。
因为初三学生考试成绩不错，所以来自分厂的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看到自己孩子化学成绩较差，就向父亲提出孩子要补课的要求。那时有家长主动提出补课，算是比较前卫的了。父亲推说自己小孩太小，要陪伴，没有时间。家长就说：“不是让你白干，是要给你报酬的。”父亲依然没有答应。后来家长找到校长，校长就出面说情，父亲只好答应了。每周日上午半天，其实也就两节课时间，现场练习，现场讲评而已。但学生基础差，也不怎么好学上进，所以整体收效不大。其中只有一个女生进步明显，在参与补课的学生中脱颖而出，成为父亲应对其他家长的一个坚实的盾牌。不过后来有些意外，那个女生高二分科时没读理科。
九十年代初期，虽经历了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但总体来说，西部地区经济还十分落后，交通非常不便，人们思想保守，面对沿海经济特区的突飞猛进，人们还十分在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那微薄的收益。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得过且过，囿于自己熟悉的小圈子而不思进取。但一个群体中总有那么一些不安分者挺身而出，要去打破这种局面，去辞职，去下海，去追求梦想。父亲有个大学同学就是其中的一员。
那时电话还没普及，大多只是单位有那么一部，且管理严格，私人要打电话就只有去邮局了。所以父亲跟同学的交流就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十天半月能保持一个来回的通信就非常不错了。跟父亲联系紧密的是一个杨姓的同学（我叫他杨叔叔），他毕业后就到了邻省一家子弟校，每月有三四百的收入，这让父亲羡慕不已，因为父亲只有不到两百的收入。杨叔叔在工作四年后因为忍受不了子弟校那批不思进取的学生的折磨而辞职，然后就到广东打工去了。
父亲的心思有些活动了。杨叔叔说那边工资还是比较高的，基本收入有一千元吧。想起自己从早到晚加补课，一月不过两百多元钱的收入，在广东干一月就顶自己一学期的收入，估计就是傻子都会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有多大的价值产生显而易见的怀疑。但父亲面临的现实问题又是显而易见的：父亲在读大学时受到了大姑的照顾，大姑的小孩也要高考了，将来也是要读大学的，那需要钱的日子还多着呢。奶奶年岁也大了，我又太小，如果出去打工丢了稳定的工作却不能保证必要的收入，将来怎么办？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书信在不断地堆积，工作还需认认真真对待，父亲在辞职还是继续工作的选择中备受煎熬。
不知道是父亲到化学实验室的时间多了还是想问题的时间多了，父亲前额茂盛的头发开始脱落，前额就像贴了一个模糊的字母M一样，在同龄人中显得十分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