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投奔红军遇故知 发友护救赴灵台
还是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间，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了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亦称“华北特殊化”。同年7月6日，南京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为副主席，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全面检查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3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随同主力出征，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则担任后方留守。
当时，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在北起河曲、保德，南到永和、大宁近千里的黄河沿线，修筑高碉、暗堡一千余个，每碉驻兵一班或两班，重要渡口驻兵一排以上，各碉堡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河防一线总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由正太护路军军长孙楚统一指挥。为弥补主力部队之兵力不足，震慑当地民众，实施其“政治防共”、“民众防共”的防范措施，又在沿河各县成立几个地方武装——“防共保卫团”，并依托地形划分为6个防区，严厉镇压当地民众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致使不少到山西走亲戚、访朋友的无辜百姓和小商小贩，惨遭杀害。短短数十天中，晋西沿河各县被杀害的民众达百余人之多。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吓倒素有革命传统的山西人民，反而激发了山西人民企盼红军东渡黄河的强烈愿望。在山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少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张贴标语、传单。一些热血青年还偷偷渡过黄河，参加了红军。
六十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红军的，并且参加了红军东渡黄河的一系列作战。其所在部队是贺龙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五军三团，三团团长是彭绍辉。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
晚8时整，战斗正式打响，红军从北起绥德的沟口、南到清涧县的河口百余里的渡口，同时发起攻击。经过艰苦的作战，红军于古交、楼烦、静乐、岚县、兴县、岢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粮仓，分官盐，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一向号称“白地”的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入晋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大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总指挥陈诚坐镇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剿匪”大计。驻守于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阎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王继声那天告别了家人，风餐露宿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红军队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令他倍加兴奋的是，他所在的部队恰好就是六十三所在的连队。两个发友在此种情况下意外相见，喜不自胜，免不了回忆少年时事，又是一番感叹唏嘘。
那时候，六十三已经是一位久经战火考验的“老战士”了，手握一柄钢枪，肩背一条干粮弹药袋，腰上一个军用水壶，屁股后面是一个手榴弹袋，一副绑腿让人更显精神，走起路来神气十足，令王继声十分羡慕。六十三将自己的作战经验一一告知王继声，并帮着王继声练习队列、刺杀、投弹等军事知识。就这样，王继声很快就进入了一个真正士兵的状态，而且有幸参加了“三交镇”之战。
“三交镇”之战，红军和阎军的战斗相当激烈，可谓炮火纷飞，枪林弹雨，两军厮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六十三冒着敌人的炮火一路奋前，王继声紧随其后。炮弹的呼啸声，战士们的喊杀声，惊天动地。两军阵前，双方伤亡的士兵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王继声看着身边的不少战士中弹牺牲，心中充满无限悲愤。就在他们向一处阵地冲杀的时候，一发炮弹呼啸着落在王继声身边。在这危急时刻，六十三大喊一声“卧倒”，随即全力扑到王继声身上，将王继声护在身下。
炮弹巨大的爆炸声将王继声震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才发现战斗已经结束。自己的发友，可怜的孤儿六十三血肉模糊，为保护自己而壮烈牺牲。王继声抚着六十三的尸体放声恸哭。
之后，不幸的消息又传来，刘志丹军长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
王继声愤怒到了极点，发誓要痛杀阎匪，为六十三报仇。没想到命运在此后发生了一个转折点。
有一次，王继声偶然遇到彭绍辉团长，三言两语过后，彭绍辉团长说：“小伙子，听你言谈，看你举止，不像个战士，倒像个秀才啊！肚子里的学问挺多嘛！”然后向王继声进行了详细的了解。王继声一一做了回答，彭绍辉团长拍拍王继声的肩膀，说：“让一个秀才扛枪打仗，真是大材小用，使错地方啦！”
王继声听了，笑着说：“国难当头，全民皆兵，不分秀才和士兵的。”
后来，彭绍辉调离军队，到红军随营学校任队长，再后来任红军学校第二队队长，然后托人找到王继声，让他不要再上战场，推荐他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深造，为中国革命事业做更大的贡献。就这样，王继声又走向了就读“抗大”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