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普天同庆驱日寇 随迁大军奔朔县
1945年8月15日，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中国人民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终于将日寇驱逐出了中国。
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老百姓满怀美好的愿望，都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可以过上安宁而幸福的日子了。可是，在1946年，蒋介石悍然撕毁了《双十协定》，国共战争爆发，整整持续了四年，双方伤亡惨重，一直到1949年9月才基本结束。
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解放区的大后方更趋稳定。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之后，分成了前委、后委和工委。1948年3月，解放战争全面转入反攻。为迎接全国胜利，前委、后委和工委决定合并，并决定中共中央与解放军总部进驻西柏坡。
王继声随军前往，路过雁门关时，组织上考虑再三，认为王继声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些“思想方面”的问题，不宜前往西柏坡，思来想去，最后定板还是就地安置为好。这样，王继声就被“扔”到了朔县。
雁门关外的朔县，早在1940年已经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属晋西北行政公署第十一专员公署；同年9月改属晋西北行政公署第二专署。1946年朔县获得解放，属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第五专员公署。
朔县的解放虽然早一些，但历经日伪多年的野蛮统治之后，苦难深重的朔县人民，对社会的认识，好多还停留在日伪时期。1948年，雁门关外的战事尘埃落定，但各种势力鱼龙混杂，社会相当混乱，不够安定。
在历史上，朔县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大约从明代兵部尚书王越写过一首诗中可以窥见一斑。那首诗叫《关外吟古诗》，全诗如下：
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
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
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
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县上对于王继声的安排实在有点为难。从资历上来说，王继声是老党员，参加过红军，后被改编为八路军，打过阎匪，抗过日；特别是早年，在太原还参加学生运动，后期上过“抗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都是很大的。按照常理，王继声应该当个“什么官”的，但是，领导们听说这个人驴脾气，死脑筋，“只认死理不认人”，凡事有一股子老牛吃草不抬头的倔劲儿。如果让他当“什么官”，是不是有点……就在领导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有人提议，不如让王继声去文教馆当馆长算了。这样做的好处是，“馆长”说起来也是个官儿，虽说没有什么实权，但对王继声来说总算是安排了工作，对“上面”也有个交待。
原来，为了让朔县人民深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组织上决定派一个合适的人去搞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听说王继声有这方面的才能，就让王继声接受了这个重任。王继声带着复杂的心情，开始在这片被人称之为“野人家”的地方书写自己新的人生。他的新单位是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馆是一个清水“衙门”，一般人是不乐意去的。但是，组织上的安排，王继声又怎么可以不服从呢？
民众教育馆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新兴教育事业之一，其前身为通俗教育馆，设立最早者为民国四年（1915年）成立于江苏省南门通俗教育馆。当时，全国各地普设通俗教育馆，办理编审小说、剧本、戏曲、教育书籍、讲演稿等工作，经常发刊时事资料宣传社会大众，并附设讲演所等社会设施。依照教育部公布（民众教育馆规程）的规定：民众教育馆应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与社会教育目标，实施各种社会教育事业，实现“养成健全公民，提高文化水准，以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
从民众教育馆的思想来看，其与学校教育职能有所不同。民众通俗教育馆主要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开展综合性的社会公众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借以提高广大国民的整体素质。
由此可以看出，民众教育馆面对的对象是成年人。组织上的任务很明确，那就是在做好通俗教育的前提下，一定要向市民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经历过长久的战乱之后，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对新生事物的认识局限性很强，如何让民众在短期内掌握大量信息，以新时代的眼光来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王继声开始了沉思。
王继声发现，朔县当时较为繁华之地是大营街，那里商铺林立，人山人海，熙来攘往，很是热闹。叫卖声、谈价声、鼓噪声、钉鞋声、击打铁皮声、打制银器声、抠凿农具声……不绝于耳。两侧的店铺门前，摆着各色商品：各色成衣、各种鞋子、上好毛毡、镰刀铁匙、泥抹剪子、洋皮铁桶、油篓木桶、大小桶箍、犁耧耙磨、杈耙扫帚、箩头簸箕、连枷木锹……真是应有尽有，不一而足。
再细看，还有大量用于迷信的做香、烛、表、炮、烧纸、线垛、斗库、纸轿、金银山、童男女、纸驴、纸马、纸骡子、春宫、仙案、纸牌等。
再再细看，则有瓷匠、瓦匠、木匠、泥匠、鼓匠、柳匠、刻字匠、箩笼匠……一应俱全，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其它则如峙峪的陶瓷，丈子村的盐碱、野狐涧的硝……也是要什么有什么。
举鼻子细细一嗅，则又有甘醇蒸酒、利民胡油、风味小吃等的气味扑鼻而来。
王继声就琢磨，在人多的地方宣传党的政策，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王继声在这里考察了一段时间之后，准备做政治宣传，不过他很快发现，大营街上人虽多，但仿佛都挺忙的，对于一个外地人的说教根本不在意。王继声就想，看来大营街不适合做宣传，这种事务针对对象应是喜欢谈天说地，又有闲暇时间的人，那样才有效果。主意打定，王继声忽然就想到了阁儿墩。
阁儿墩本叫文魁阁，也叫文昌阁，其位置较特殊，坐落在朔县城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的交汇处，是整个朔县城的中心，原有鼓楼。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原鼓楼台基上改建文昌阁。据旧资料记载，该建筑高约百尺，重檐飞角，宛如云朵簇拥，给人以凌空欲飞的感觉。一层供魁星爷，黑脸红发，长两凌角，两眼圆视，脚踩鳌头，右手握朱笔，左手拿墨盒，专点科举取士。阁楼二层供奉着文昌帝君，与文昌寺所建功能基本相近。
文昌阁有四额，分别为东额“朝阳”，南额“迎熏”，西额“来爽”，北额“镇朔”。阁儿墩南大街比大营街还要繁华，每逢节日，这里更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乡下及市民都要上阁楼一览城之盛景。有事没事，人们总会说，“上阁儿墩”一句，够得上一个历史悠久、塞外名城的阁儿墩码头。
王继声在这里逡巡良久，看着这热闹的情景，心中顿时有了底。对，就在这里宣传党的政策。别看那些人表面上闲散有暇，什么下棋摸牌，吹拉逗笑，听评书，学唱戏……不一而足，倒是喜欢些了解新鲜事情的主儿呢！而且，这些人的时间较为清闲，对时事的宣传及推广一般是很快的。
“如何能让朔县乡亲更好地把握党的政策呢？”王继声思来想去，忽然，他想到了延安时，发一次通知就会用一次小黑板。那是砌在墙上一块用精泥做就的黑板，上面刷了煤灰，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在上面用粉笔一写，一目了然。
“我为什么不做一块黑板呢？”王继声想到这里，就开始行动了。他用斧头劈好了几块木板，钉结实了，又找了些黑煤灰粉刷了一下，一块简易黑板就做好了。为了提着方便些，他在小黑板上拴了一截小绳，就像提今天的手提袋一样。为了讲解时方便，他就像老师授课一样，提前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写在小黑板上，第二天一上阵就可以用了。
那时识字的人很少，这块小黑板只能起到一个辅助性的作用，还是喊话效果比较好。在战争岁月里，队伍上经常有一些宣传队，拿着快板，一边打一边说，很有节奏感。如果人多，光靠一张嘴巴就不行了，宣传队员就用一个大喇叭对着大家唱，效果很好。想到这些，王继声又找了一些薄铁皮，制成了一个虽然简陋但很实用的铁喇叭。
阁儿墩人来人往，某天忽然发现这里多了一个黑瘦精干的外地人，都很好奇。只见他操着一口外地口音，热情饱满地在阁儿墩下宣传国家政策呢。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国家政策好像离他们很遥远，一日三餐，吃喝拉撒,能解决这些日常生活是他们最为实际的。正因为这个原因，王继声起初的宣传工作不尽如意。
静心一想，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于是，王继声改变了策略，不再像在“抗大”那里跟别人说话一个样儿，毕竟人家都是有文化的人，对于任何事情的理解较普通百姓高一些。于是，王继声就把这些生涩倔曲的政策专用名词化难为易，让人听了通俗易懂。因为自己的经历非常艰苦，他就把这些经历讲给大家听，还把这些经历跟国民党那一套作对比，百姓一听就明白共产党是为人民利益的政党。有时候讲得很晚了，人们还舍不得离开。私下里一打听，才知道这个人来自保德，叫王继声，当过红军，抗过日，吃苦耐劳，平易近人，是文教馆馆长，宣传工作搞得好，有板有眼，能把话说到百姓的心坎儿上。
虽说王继声是保德人，口音与朔县话不一样，人们听起来不顺耳，但王继声不在百姓们面前摆架子，他为人随和，感觉哪里有人听不懂，就三番五次地解释。如果他知道谁有困难了，还主动去帮忙。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高海老师回忆说，王继声那个朴素啊，穿衣打扮就像个土农民，说话拉呱没官腔。他一个月挣13斤小米，舍不得吃，舍不得用，只要天儿不是怎么冷，他连双鞋舍不得穿，赤着脚走路。他有自己做得一双夹鞋，可是从来舍不得穿，说是怕穿坏了还得花钱买布重做，反正脚是肉长的，大不了磕碰点皮肉，用不了几天就长好了。倒是谁家有了困难，他就会大方地拿出他的工资去资助……
王继声初来乍到，当时连间办公室也没有，临时住在一间闲置的小屋里，没有铺盖，只好和衣而睡，几块砖头就是他的枕头。这样的“枕头”当然不好用，于是他就把那双夹鞋放在砖头上，这样就不至于硌脑袋。他一般睡得很晚，一则是在军队养成了习惯，二则是夜里又在酝酿第二天怎样搞宣传。
那时候的全民教育相当落后，王继声清楚，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够。要是把学校那块阵地搞好了，不就省好多事儿吗？为此，他挤出时间考察城内的教育点，发现有些学校的桌凳配备不够，王继声就亲自出马，帮着学校做桌凳，修桌椅；哪所学校在外面做好了桌凳没有运回来，王继声就变成了一个主劳力，拉着小平车将桌凳拉回来。他办事认真，劲头儿又足，把这些工作他搞得有声有色，为日后展开全民教育做好了基础。
再后来，王继声发现朔县人很喜欢大秧歌，忽然想起当年在保德时，自己跟王继汤、孙培贵他们宣传抗日的情景：那时候大家不也用当地剧种道清编剧本做宣传吗？于是，王继声精心编写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大秧歌剧本，以诙谐幽默的笔触，把共产党的政策融贯于其中，民众在观看秧歌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国家的政策也了解了。
王继声的心血没有白费。在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二年多时间里，朔县人就像小学生听老师上课一样，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自觉地集中到阁儿墩听王继声的宣传，明白了共产党的宗旨，对党的拥护可谓热情高涨。
王继声的宣传工作搞得好，大家有目共睹。这话传到县政府，就有人提议王继声到干部文化补习班当教员。
王继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为了讲好一节课，他夜不成寐，精心做着准备工作。上课的时候，王继声带着满腔热情，就像在阁儿墩给朔县百姓讲课一样，声情并茂，绘声绘色。讲到兴致处，他甚至手舞足蹈，该唱就唱，该笑就笑，活脱脱一个演员。
但是，王继声却忽略了这次讲课的对象——人家都是干部啊！干部的觉悟要比普通百姓高得很。正在他讲得很投入的时候，有位秘书暗示他：“给领导讲课，点到为止。”
王继声听了，心下长长地“唉”了一声，却不露声色，寥寥数语，就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仅用半个多小时讲完了。
面对这位兢兢业业的文教馆馆长，有位高职干部竟然很有“政策水平”地说：“延安整风，看来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