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父亲的名字叫王继声，山西省保德县城内人氏，中国共产党员，出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父亲出生于一个小店员家庭，1973年12月2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享年55岁。

父亲9岁丧父，靠祖母和曾祖母卖豆腐、生豆芽维持生计，供其读书，毕业于省立国民师范。1936年6月参加革命，在本县以小学国文教员的身份为牺盟会和地下党做联络员。随着抗日的声势日渐高涨，经组织批准，父亲毅然决然抛下年迈的祖母和孤苦的母亲，跨黄河，过米脂，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并毕业于抗日军政大学。于1948年调入山西省朔县文化馆工作。1950年任崇福寺文管所所长至1969年病休。

工作上，父亲是认真负责的。刚到朔县为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整天手拿话筒（铁皮做的喇叭）站立于十字街头，晚上用鞋作枕，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后来当时的组织部长周辑赠送了一床棉被才得以遮冷避寒。那时，父亲每月只挣十几斤小米。

随着局势的稳定和发展，1950年来到崇福寺文管所主持工作，并参与了由国家文物局专家祁英涛主持的崇福寺内观音殿（金代）的维修工程。

读过父亲的“巨作”后，我才知道了崇福寺乃鄯阳古刹也。大藏金阁创建于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至契丹时，其地为林太师府署，统和年间（公元983——1002年）曾为僧居，名为林衙寺。金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年——1149年），开国侯翟昭度建弥陀殿，天德年间（公元1149——1153年）赐额“崇福禅寺”，元末寺区辟为粮仓（主要在观音殿），殿宇内塑像壁画受其损害，明太祖朱元璋崇佛，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重建损毁殿宇，将粮仓移徙，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和十六年（1480年）两次重修，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朔州知府翁应祥题额“林衙古刹”列为朔州“八景”之首。清代乾隆、嘉庆、同治年间又曾几次补修补建，才成今日状况。

崇福寺原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20米，总面积23520平方米，自山门全寺共有十座古建筑，均以中轴线为主要建筑。钟、鼓楼、东西配殿为辅，成为全国现在辽金时期佛寺建筑三大寺之一。其弥陀殿作为寺中主要建筑，矗立在3米高的台基上，殿身面宽七间（41.32米），进深四间（22.7米），单檐歇山顶，高19.10米。前檐五间为隔扇门窗，雕花图案达十五种之多，皆为金代木工手工制作。以辽金时期独有的建筑风格（减柱移柱造）向世人展示着古老中华劳动人民的智慧。

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不再受到损失。父亲不畏苦累，踏遍了朔县大地的所有山庄窝铺，查明古迹遗址、古墓葬、古建筑70余处；收集流散在民间文物6700多件。经专家鉴定，其中国家一级文物30多件，二级文物20多件，三级文物160件，尤其是北魏石塔的塔尖（国家一级文物），是父亲从当时的朔县名人丁克诚（外人叫丁八面）手中收集回来的。父亲后来和我们讲起，都觉得得到此塔尖非常不易。据丁先生讲，此塔原于崇福寺存放在弥陀殿内，也可说是镇殿之宝。1939年被侵朔县日军动掠运往东京装箱时，丁先生出于对日寇之恨和护宝之情，把塔尖隐藏起来。塔身与塔座下落不明。1979年9月奥地利格兰茨大学教授海里因·格哈德·弗兰茨应文化部邀请访华，在他的《中国塔及窣堵婆》一书中有崇福寺弥陀殿原存北魏石塔的照片及说明，才知石塔是在抗战时期被劫往日本。1945年抗战胜利后归还中国。解放前运往台湾，现存于台北历史博物馆。

父亲，塔尖虽是您亲手收回，但它的整体状况我想您一定想知道吧？在这儿，女儿给您仔细介绍，此塔为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宫中小臣曹天度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倾资为其亡父、亡子制。塔呈方形，高约2米，共九层，塔身及塔座上面共有浮雕像1342尊，故称千佛古塔。塔座下面雕两尊供养比丘（和尚），莲花吼狮伴侧，左右雕供养男女各10人，背为题记。石塔将中国式重楼建筑与印度式塔刹巧妙壁合，创造了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其塔尖残高49.5厘米，宽约15厘米，上有相轮九重，下为复钵，再下为塔顶座，座下留有榫头。四边山花间各有佛像一尊，山花下各有一龛，奉佛各一尊。上覆瓦状顶，四角各有立柱，龛下各以宝装莲花为结，整个石塔雕刻精细，造型优美，挺拔秀丽，端庄大方，可惜这件稀世之宝，身首异地啊！

父亲，您为后人维修弥陀殿留下精准的依据，不惜劳苦，一把尺子，一根绳子，一架梯子，亲自测量，每块砖（方砖0.43×0.43×0.06米、佛台四周压沿砖36×0.43×0.06米、条砖0.47×0.23×0.07米），每块瓦（琉璃瓦勾头0.47×0.2×0.03米、琉璃滴水0.6×0.33×0.08米、琉璃筒瓦0.43×0.23×0.03米、布筒瓦0.43×0.23×0.03米）。用麻绳栓上砖头从柱顶垂下量的檐柱高（明间一丈八尺、次间一丈八尺二寸、稍间一丈八尺四寸）。殿内的前槽金柱三丈三尺。佛像高（大势至菩萨一丈七尺，弥陀佛二丈，观世音菩萨二丈）。并仔细查看历代维修弥陀殿时留下的题记。有七处属于金代，并确定弥陀殿是金代在崇福寺原寺后面建造的（因为崇福寺最早为禅宗寺庙，弥陀殿是契丹人统治后，为迎合当地民众信仰而建造的，壁画上的菩萨像留着小胡子，充分体现了北方胡人的特征，又契丹民族“信鬼拜日”，以东方为上，大同华严寺就是例证，况且弥陀殿与观音殿均属净土宗佛像殿）。在勘察过程中，您发现弥陀殿后墙原有三个后门，后代不知什么原因堵了中间的后门。损毁的壁画有明清补画的。殿内墙壁上应有一周小楼阁，现仅存西南角一处。檐椽和飞子上都有挂小风铃的环子，所以确定弥陀殿的风铃应为1008个（为确认1008的真实性，您走访得知某代县令的公子有头疼疾病，风一吹，风让铃响起，吵得此公子无法入睡，所以县令让把风铃摘下埋掉了）。也印证了佛教界讲究108的说法。（108在佛教界普遍存在，如五台山好多寺庙前的台阶为108，塔院寺白塔下的转经幢也是108个，走过108或数过108就预示着超脱地狱，走向西方极乐世界）。还有弥陀殿前檐明间上方“弥陁殿”竖匾高一丈三尺，宽六尺三寸六，单字直径二尺七寸，是金大定二十四年（公元1184年）原物。为了节约维修经费，您亲自爬上殿顶，用铁丝把脊上的武士、脊刹、大吻统统固定，怕大风刮倒，以致当地百姓传说，这些脊饰每晚到南河湾喝水，让“王魔”给捆住了。父亲，您当时有没有想过，正脊高一米五左右，大吻高三米八啊！

看着您的“巨作”，我回想起小时候帮您到印刷厂取铅字的情景。从东街经过十字街到南街，按您吩咐去印刷厂找王二哥取字，用完再送回去。现在想来，我是多么骄傲，小小的我为您的“巨作”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啊（印刷书现珍藏于崇福寺文管所）！

父亲，每次想起您为保护祖国文物不受损害，就想到了文革时期，为确保崇福寺这座金代艺术殿堂的安全，冒着被批斗、被查封、被搜家的风险，举家入住崇福寺，上至70岁的祖母，下至不懂事的顽童。日夜轮流巡逻，唯恐红卫兵闹事。记得有一次，当时的革命组织大联委头目武贵来崇福寺要取大鼓作为上街宣传的工具，母亲不允许，被武强行拉到大联委院内（大营街）准备批斗。是您拿着国务院的《通知》和周总理的批示，据理力争“国家文物应当由地方文物部门保管，不得挪作它用”才保全了大鼓和母亲（大鼓为鼓楼上的明代大鼓）。

父亲对工作的认真近似残酷，半个世纪前，朔县有一句俗语：“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黄土埋活人。”为了不让风沙刮入殿内，损害壁画和塑像等。深秋时节，您让母亲帮您糊各殿的窗户，上班把母亲反锁在殿内，下班开门叫上一起回家。父亲比母亲大得多，这要在一般家庭老夫少妻，娇惯还来不及，哪里还会舍得让其受这份罪，可您为了节约经费，竟这样让母亲干了一个多月。

有一年崇福寺搞维修，祖母把木工刨下的木屑捡了一篮子，准备拿回家生火用，您看到后，二话没说，把篮子用脚踢了一下，篮子翻了几个跟头，木屑洒了一地。祖母叹了一口气，提着空篮子走了。回到家，母亲气愤地说，不近人意，怨不得外面人叫你“王魔”。父亲无奈地笑了笑。

生活中，父亲既严厉又慈祥。在当时，父亲是国家十九级干部，月薪七十二元，全家五口人，不太富裕，但也不十分困艰。家有老母、病妻（肺气肿）和一双年幼的儿女。生活水平应该好点，每天我和弟弟站在大门口，盼望父亲能给我们带点惊喜回来，但每次都是失望，看到我们不高兴了，您就抱起弟弟背起我回到那两间土窑洞，这是父亲给我们最最奢侈的爱。

父亲的节俭是出了名儿的，他高高的个子，清瘦的身躯，经常穿着奶奶用粗布为他缝制的中式衣服。裁缝店做的那套深蓝色制服，只有外出开会时才穿，一直到去世时还是新的。勤俭是父亲的作风，也是我们的原则。当时我们吃着国家供应粮，每月不到100斤，姐姐虽出嫁，但也经常回家。为了月底不缺粮，父亲总是每天给我们称粮吃，既不让饿着，也不让多吃。别人不理解，我们也不理解。这时，父亲总是给我们讲起他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吃过草根、啃过树皮。用黑豆充饥算是好的了，私下里我们骂父亲是“老古板”，把对父亲的不理解向母亲、祖母诉说，但无用。我们上学铅笔用完了，拿铅笔头对换新的。作业本经常是两面用。而他自己办公用2分钱买的墨水片，用开水泡开蘸着使用。崇福寺好多帐本都是搞展览后，父亲把废纸收集起来订住再用。父亲啊父亲，您可以用自己的薪水“雇佣”母亲做零工，印刷书籍留给后人，接济邻里乡亲，不领工资数月，怎么就不能给我们买糖果、学习和生活用品呢？

69年您因病休息，老乡张学奎叔叔来看您，两位老人回忆起当年自己所经历的往事，既兴奋又悲伤。张叔当年是敌后武工队，活动在河、保、偏及雁北的左云、右玉一带。您则在本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有次执行任务，被国民党特务盯上，追到一个山洞里，外面被围着，您的战友为了保护您，独自出洞被当场枪击牺牲。可惜我当时年龄小，未能记得英雄的名讳，但我从未忘记此事，从心底里对您及前辈们敬佩。在延安，除了学习、生产，还要到敌后工作、反围剿、三过敌人的封锁线。那真是惊心动魄。1939年5月4日，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各界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及首届青年节集会《青年运动的方向》、及1942年5月2日杨家岭的中央办公厅大楼召开的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演讲。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总方针，并强调不论职位高低，都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通过广大干部、战士及学员的辛勤劳动，把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在“大生产”运动期间，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同志到南泥湾视察及慰问。

1945年延安整风虽到后期，但您还是接受了党组织的调查和关押，直到调查结束。

在晋察冀边区任财贸主任时，手握财政大权，身边又有现金，您硬是不动贪心，洁身自好。门外虽有警卫值班，但您每晚都睡不安稳，几次起来查看门窗，生怕国家财产丢失，您的敬业，我们不及啊！

1969年，由于人们对文物的保护意识不强，认为古建筑、庙宇是“牛鬼蛇神”，要把三官庙拆除，我不知道您哪来的那么大勇气去阻拦，结果还是被拆了（三官庙，明代建筑，殿内供奉天官、地官、水官，建在东门外与火车站中段，参与拆庙中的一个人可能是精神压力大，后来疯了，当地人称王疯子）。由于此事，您被叫去学习，不准回家，我们不知道您在哪里学习，家人也不让探访，直至半年后回家，现在想来那地方是“五七”干校吗？

1972年的一天，您从政府回家，高兴地对我们说，这下好了，省文管会（省文物局的前身）准备维修弥陀殿，让您参加。您兴奋地一夜未眠，坐在煤油灯下，写啊，画啊，直到后来等啊盼啊。父亲，女儿知道，您虽然病休在家，但对祖国的文物事业发展时刻关注着。

1973年12月20日，是我们永生难忘的日子，久病的父亲突然把我叫到跟前，说：“西儿，重担落在你的肩上了……”抛下80岁的母亲，病卧在床的妻子，17岁的女儿，12岁的儿子，带着您的遗憾和祈盼撒手西去……我一个17岁的孩子，如何用稚弱的肩膀担挡这副沉重的担子啊？

1976年10月，在前辈们的帮助和关心下，女儿有幸走上了您用心血和生命保全了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文物战线的新兵。当正式成为您的接班人，重新走进崇福寺，这座既亲切又陌生，生我养我的地方，女儿的心是悲凉的。因为每走到一处都会感觉您在看着我。每整理一件文物，我都会眼含泪水。回想您当时收集文物的艰辛，看到您当年从小泊收回因下雪天路滑摔倒而打碎的陶罐，想着您赤手抱着陶片，独自走在漫天大雪的路上……我忍不住潸然泪下。父亲，女儿虽然也是大学生，共产党员，1992年任崇福寺党支部书记，但与您相比差之甚远。回味这副重担，有时真的会压得女儿喘不过气来啊！

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坎坷的，辛劳的，但也是辉煌的。您用半生精力铸就的业绩，在朔州大地乃至全省文物界上下，是有口皆碑的，是有目共睹的，且得到了广大有识之士的赞誉和怀念。作为您的后代，在这里我欣慰地告诉您：父亲，放心吧，经省文物局申请，有关专家鉴定，1988年国务院公布崇福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1989年国家拨款300万元，在省文物局副局长李正荣坐阵，省古建筑研究所柴泽俊（总工程师）主持下，弥陀殿翻修工程正式启动，女儿参加了整个翻修工程（从测绘到竣工历时四年），于1991年竣工。这座千年古刹，辽金三大佛寺之一，金代古典艺术殿堂，在优美整洁的环境中，在小槐树替代老槐树茁壮成长中（原来弥陀殿东稍间檐台下有一株800多年树龄的大槐树，树干粗两人合围，1976年为弥陀殿翻修被砍掉了）以新的姿态，迎接着四方游客，您的心愿女儿替您完成了！

在这里，女儿要说，西霞虽晚照，但我们会迎着旭日东升，走向辉煌的未来，也对帮助和支持，关心和爱护我们的长辈、同仁，真诚地道一声“谢谢”！并祝你们永远幸福，健康，长寿！

女儿：王西霞

儿子：王旭东

2003年泣书于父亲去世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