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女人和她的小丈夫
我的妻子叫菊芸，比我大15岁。今年五一，我们举行了结婚30周年“珍珠婚”纪念活动。
在热闹的纪念宴会上，亲朋好友追问：“你们年龄相差那么大，观念就那么一致，生活就那么和谐，就没有吵过、闹过？如何牵手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的。”
菊芸哈哈一笑：“怎么没闹过、吵过，有时气极了，恨不得掐死他。”
我明白妻子是开玩笑，但并非信口胡说。在夫妻生活中，菊芸像个大姐姐，有时就像个母亲包容我、原谅我、迁就我，才让我们手牵手，肩并肩，走过人生的崎岖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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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芸曾是到我们农村老家插队的“知青”。菊芸家在县城，谦虚有礼，吃苦耐劳，是表现最好的“知青”，后来就被推荐到村里诊所当起了护士，不用风刮日晒在田间接受“再教育”了。她工作认真，细声细语，深得村里群众的喜欢，特别是孩子，一打针就哭。但菊芸却呵护的无微不至，许多孩子打针都不哭。
我记事时知青运动已经进入晚期，许多知青都回城了。村里就剩下菊芸和一个男知青。男知青很英俊，唱现代京剧《沙家浜》扮演“刁德一”，因此落个绰号“刁德一”。当时“刁德一”也跑着回城，时不时在村里住着。只有菊芸常住村里。村里人都传她和“刁德一”谈恋爱。
我村的诊所在我家，我的父亲就是村里的“赤脚医生”，所以，菊芸对我家特别熟悉，尤其喜欢我。一有空闲，就抱我、逗我，还教我认毛主席像。有一次回县城，专门给我买了一个木娃娃，我记得那是我童年唯一的玩具。我很小母亲就因病故去了，所以，在我幼时的记忆中，菊芸就是姐姐，就是母亲。大队部的女知青宿舍就剩菊芸一个人，但有几张床空着，她就经常抱着我回宿舍一起睡。
一个夏天，我半夜醒来，听到菊芸的床上传来声音：“别急，别急，看看大头（我儿时的绰号）睡着了没有？”马上，一道手电筒的光线照过来，我立马闭上双眼。“睡着了，小孩睡得死。”听声音是“刁德一”。不一会儿，就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菊芸幸福的呻吟声。中间停顿了一会，就又有了同样的声音，床也跟着响了起来。我好像突然长大了，迷迷糊糊明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下意识中认为这事很丢人，从此，就不再让菊芸抱我，也不再随她回大队部睡了。
第二年，“刁德一”回城了，菊芸虽然没有落实具体工作单位，但也不回来了，据说是怀孕了。我模糊的意识到和那夜的“窸窸窣窣”有关。
再见菊芸就是10多年后上高中，当时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报到就到食堂用小麦换饭票，买菜票，一看那个负责饭、菜票的大姐愣住了：“这不是菊芸吗？”还没等开口，菊芸笑逐颜开：“这不是大头吗？你也到县城读高中了。”工作一结束，我们就“唠”了起来。原来，菊芸回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参加了县里的一个会计培训班，到高中食堂卖饭票菜票了。
“那个刁德一呢？你们后来在一起吗？”我最关心这个话题。
菊芸好像不愿提起这个人，淡淡地说：“那人没有责任心，回城不久就分道扬镳了。我孩子也打掉了。别提他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人过。”
高中三年，菊芸还像过去那样，像姐姐、母亲一样呵护我。高二，爷爷病故了，家里虽然已经土地承包，温饱不成问题，但还是很穷，当时，“万元户”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大目标。我半年15元的学费迟迟没交。菊芸听说了，主动替我交了学费，还拿10元钱给我，我百般推辞，菊芸嗔道：“粮票可以用粮食换，你不买菜票了，不吃菜了，给我还客气啥。”而我知道，菊芸当时每月工资就不到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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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我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回老家，就在县城开了间烩面馆。两年下来，烩面馆成了酒店。这时，那家高中被合并，菊芸没了工作。我正缺人手，就主动邀请菊芸加盟。
菊芸还是当知青时的热情和干劲，不仅酒店财务梳理的一清二楚，还主动插手后勤管理、菜肴更新、来宾接待等种种事务，简直就是一名副总经理。在她的辛勤耕耘下，我几乎省了一半的心，酒店也很快成为县城数一数二的大酒店。
我在家中是“老大”，多想有个姐姐关照着；离开家乡创业，遇到数不清的沟沟坎坎，烦恼之时多想母亲能在身边听我倾吐一番。菊芸在不自觉中就担当起“姐姐”和“母亲”的角色。我发现，越来越离不开她了。
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我勇敢地表白了：“菊姐，我要娶你。”
菊芸坚决地摆摆手：“不行，坚决不行，我比你大15岁，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再这样，我只有辞职了。”
父亲听说了，跑来县城阻挠：“菊芸是个好孩子，但你们年龄相差太大，几乎隔辈了，这不是笑话吗？”菊芸还给我介绍了几个对象。
我妥协了，对菊芸说：“好，姐，我和别人结婚，但你不能辞职，酒店还得你多费心。”
结婚那天，菊芸就是婚礼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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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持续红火，我膨胀了，嫌餐饮利润太低，赚钱太慢，太麻烦，要和几个朋友到海南开发房地产。菊芸倒没有强力阻止我：“闯一闯也行，不过利润大风险就大，一定要谨慎。放心，酒店我替你经营好，万一有个闪失，也好有个退路。”
海南“扑腾”三年，正赶上全球金融危机，赔了个“底掉”，还欠了一屁股债。
妻子带着孩子跑了，我日日在酒店买醉，菊芸多次安慰：“大不了从头再来，你这样下去，人就毁了。”我再一次表白：“姐，嫁给我，给我信心和力量。”
父亲已经故去，家里没有了阻力，菊芸也许为了挽救我，答应了。1995年的五一节，在老家的村里，我们举行了婚礼。
几年后，我们还清了债务，还开了两家分店。
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我鬼迷心窍，和一位小我10多岁的酒店女大堂经理“好”上了。
菊芸看在眼里，不哭不闹，和我签字协议离婚。有人劝她争一争。菊芸说：“争啥呀，我比人家大那么多，本来就觉得对不起人家。”
闻听此言，我深感愧疚，说了一句良心话：“没有菊芸，就没有我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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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被查出癌症。尽管医生一再强调是“早期”，但女大堂经理跑的比我第一个妻子还快。
躺在病床上，我一度灰心丧气，就等死了。一个晚上，响起了“咚咚”的敲门声，菊芸缓步走进了病房，安慰说：“别灰心，我的一个邻居就抗癌成功，今天还活得好好的。”我热泪盈眶，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紧握着菊芸的手，只是深情地叫了一声：“姐。”
我提出复婚，菊芸笑笑：“都老夫老妻了，搞那一套干啥？”原来，在菊芸的心中，我们就从没有离过婚！我对自己的过去悔恨交加，菊芸却不在乎，还开玩笑：“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你永远是我的小丈夫。”
也许是我命不该绝，也许是发现得早，在菊芸的鼓励和陪伴下，我抗癌两年，大获成功。
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昔日的大队部已经住满了人家，我家就搬到当年知青点所在的地方。除夕夜，我说出了那晚听到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早就过了羞怯年龄的菊芸，却居然脸红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