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答，滴答。
县委大院的日子，像一架精准而沉闷的钟表。文件流转，会议召开，材料起草，报告报送，日复一日。
陈默渐渐熟悉了研究室的节奏。
他像一颗被嵌入庞大机器的新齿轮，在特定的轨道上运转。
雷明书记的讲话稿需要突出“锐意改革”的锋芒，周正副书记的汇报材料则更强调“理论高度”和“政策依据”。
他学会了在“高质量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优化营商环境”等宏大词汇下，巧妙地嵌入从统计局、发改局、各乡报送上来的数据和案例。
他能在老赵和孙哲提供的素材碎片中，快速拼凑出符合领导意图、逻辑严谨、表述精炼的文稿骨架。
他记住了保密局每一份文件流转的签收流程，熟悉了机要室铁皮门上那把沉甸甸铜锁的冰冷触感。
然而，这种熟悉并未带来融入感，反而滋生了一种奇异的疏离。他像一个站在舞台边缘的观察者，透过厚重的幕布缝隙，冷静地审视着台上的一切。
这疏离感，在每次列席县委常委会或县长办公会时，尤为强烈。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旁，常委们或正襟危坐，或身体微微后仰靠在椅背上。
雷明书记坐在主位，指间夹着烟，目光锐利地扫视着汇报的部门负责人。
周正副书记翻看着面前的材料，偶尔低声与身边的郑部长交流一句。
已调任县交通局局长的孙国富，正慷慨激昂地汇报着全县交通路网“三年提升计划”，ＰＰＴ投影在幕布上，线条流畅，色彩鲜明，展示着一条条即将贯通的康庄大道和宏伟的交通枢纽蓝图。
“赵局长的规划很振奋人心啊！”一位常委笑着点评，“要是真能落地，咱们绿水可就彻底打通发展的‘任督二脉’了！”
“蓝图很美好，关键在落实。”另一位常委则显得谨慎些，“这么大的投资体量，钱从哪里来，土地指标怎么保障，征拆矛盾如何化解？这些都是硬骨头。”
孙国富立刻胸有成竹地回应：“资金方面，我们已积极对接上级专项资金和国开行贷款，县财政配套部分也在积极筹措，土地指标正在全力争取市里倾斜！”
“至于征拆，我们坚持阳光操作，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公平公正！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啃下这些硬骨头！”
陈默坐在后排靠墙的列席位置上，面前摊开着笔记本，笔尖却悬停着。
他看着幕布上那些光鲜亮丽的规划图，听着孙国富充满“信心”和“决心”的保证，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白云乡那条年久失修，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乡道。
他想起张有田老汉曾抱怨，收粮的大车进不来，好粮也卖不上价。孙国富口中那“三年贯通”的康庄大道，会优先惠及白云乡那样偏远的角落吗？
那些需要“全力争取”的资金和土地指标，最终会流向哪里？是真正急需的“末梢”，还是更容易出政绩的“门面”？
他下意识地在笔记本空白处，写下几个字：“蓝图宏伟，落地几何？”
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
发改局汇报重大项目引进，ＰＰＴ上展示着世界五百强企业的Ｌｏｇｏ和动辄几十亿的投资意向，会场气氛热烈。
陈默却想起调研时走访过的一家本地老牌食品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厂长苦笑着对他说：“陈主任，我们也想升级，也想引进新技术，可银行门槛高，政策扶持像撒胡椒面，落到我们头上…杯水车薪啊。”
他在笔记本上记下：“外引凤，内强凰？”
教育局汇报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数据喜人，达标率稳步提升。
陈默眼前却闪过调研时在偏远村小看到的情景：破旧的校舍，斑驳的墙壁，教室里寥寥几个学生，一位年近退休的老教师包揽了所有年级的课程。所谓的“优质均衡”，在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更像是一个苍白的注脚。
他写下：“均衡之下，暗影犹存。”
他像一个冷静的记录仪，捕捉着会场内外、报告内外的反差。
他看到了发展的亮点，也看到了被宏大叙事掩盖的痛点；听到了激昂的承诺，也感受到了承诺背后可能的虚浮与无奈；接触到了务实的举措，也嗅到了某些领域悄然滋长的浮夸之风——为了数据好看而层层加码，为了汇报出彩而过度包装，为了迎合上级而忽视实际。
这种浮夸，如同弥漫在空气中的微尘，不易察觉，却无处不在，侵蚀着决策的根基和群众的信任。
身处研究室这个相对超脱的位置，陈默得以暂时避开一线具体事务的纷扰和人际关系的倾轧。
但这超脱，并未带来轻松，反而让他更清晰地看到了整个体系的运行逻辑和其中的缝隙与褶皱。
这份“冷眼”，让他感到一种深刻的孤独和无力感。他的笔，可以打磨出漂亮的报告，却似乎难以触及那些真正需要改变的坚硬现实。
他成了那个看得见病灶，却无法开出处方，甚至无法大声疾呼的医生。
－－－
这种疏离和无力感，在一天傍晚，被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
“默，下班了吗？”电话里是林薇的声音，带着一丝疲惫。
“刚忙完一个材料，正准备走。怎么了？”陈默收拾着桌上的文件。
“我这边临时有个会，结束可能很晚了。你能不能…替我去一趟县医院？我爸…下午摔了一跤，住院观察。”林薇的声音里透着担忧。
“爸摔了？严重吗？”陈默心一紧。
“拍片了，骨头没事，就是扭伤加惊吓，有点血压不稳，医生让观察两天。就在住院部三楼，骨科３床。我给他带了换洗衣服和饭盒，放在门卫那儿了，你帮我拿上去吧？顺便看看他。”
“好，我马上去！”
放下电话，陈默匆匆离开县委大院。
他赶到县医院，从门卫处取了林薇留下的东西，快步走向住院部大楼。
陈默找到骨科病房。
刚走到三楼走廊口，一阵压抑的带着巨大悲恸的哭声就传了过来，撕心裂肺，在嘈杂的背景音中格外刺耳。
他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旧棉袄、头发花白凌乱的老妇人，瘫坐在冰冷的塑料排椅上，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绝望的呜咽。
她身边站着一个同样穿着破旧的中年汉子，愁容满面，正手足无措地试图搀扶她，低声劝慰着，眼圈也红红的。
旁边病房门口，一个护工模样的中年女人正摇着头，跟另一个病人家属低声议论：
“唉，造孽啊，老太太的老伴，下午在工地摔下来，没抢救过来，人走了。”
“啊？这么突然？那，那后事…”
“后事？”
护工撇撇嘴，“这才是要命的！刚去问过殡仪馆了，最便宜的套餐，连火化带骨灰盒，也要一万多！还得现钱！”
“老太太家是山区的，就一个儿子在县城打零工，听说刚交了两万块手术押金，还是借的。现在哪还有钱办后事？”
“刚才去问太平间停尸费，一天就好几百…唉，真是…人死了都不得安生，死都死不起啊…”
死不起！
这三个字像三块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陈默的耳膜上。他猛地想起王秀英事件档案里，那张由农机厂支付给“顺安殡仪服务部”的２０００元殡葬费收据。
二十年过去了，这“死不起”的沉重，似乎并未减轻，反而在冰冷的现实面前，显得更加残酷和荒谬。
他拎着给岳父的衣物和饭盒，僵立在原地，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