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丫头

许晓梅出生的那天，村里下了场大雨。雨水冲刷着泥泞的土路，也冲刷着许家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接生婆从昏暗的里屋走出来，对着蹲在门槛上抽烟的许老汉摇了摇头："又是个丫头。"

许老汉的烟斗在门槛上狠狠磕了两下，火星四溅。"晦气！"他朝地上啐了一口，头也不回地走进雨里。雨水打湿了他的布鞋，他却浑然不觉，径直走向村头的小酒馆。

里屋的炕上，许晓梅的母亲王秀芬虚弱地躺着，额头上还挂着汗珠。她看着襁褓中皱巴巴的女婴，眼泪无声地滑落。这是她第三个女儿了。

"娘，我能看看妹妹吗？"六岁的大姐晓兰踮着脚站在炕边，眼睛里闪烁着好奇。

"看什么看！都是赔钱货！"王秀芬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吓得晓兰后退两步，撞翻了放在地上的搪瓷盆，发出"咣当"一声响。

这声响似乎惊醒了王秀芬，她看着女儿惊恐的眼神，又软下声音："去，带你二妹出去玩，别在这儿添乱。"

晓兰怯生生地拉着四岁的二妹晓竹退出了屋子。院子里，雨水积成了小水洼，晓兰蹲下来，用手指在水面上画着圈。

"姐姐，爹为什么生气呀？"晓竹仰着脸问。

晓兰咬了咬嘴唇："因为我们是女孩。"

"女孩不好吗？"

晓兰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只知道，村里家家户户都想要男孩。去年隔壁张婶生了儿子，张家放了一整天的鞭炮，还请全村人吃了酒席。而她出生时，家里静悄悄的，连亲戚都没来几个。

雨停了，但许家的阴云却久久不散。

许晓梅三岁那年，母亲终于生了个弟弟。那天，许老汉破天荒地买了挂鞭炮，在院子里放得震天响。亲戚邻居们提着鸡蛋、红糖来道贺，院子里热闹得像过年。

晓梅蹲在墙角，看着大人们围着摇篮里的弟弟啧啧称赞。"瞧这大胖小子，多有福相！""老许家终于有后了！"赞美声此起彼伏，却没人注意到角落里三个灰扑扑的女孩。

那天晚上，母亲破例给三个女儿每人煮了一个荷包蛋。"吃吧，以后要多照顾弟弟。"王秀芬说这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晓梅看不懂的光芒。

弟弟的到来改变了家里的气氛，也改变了母亲的地位。父亲不再动不动就对母亲大吼大叫，偶尔还会带些糖果回来分给全家人——虽然弟弟总是得到最大的一份。

但好景不长。弟弟两岁那年发高烧，村里的赤脚医生束手无策，送到县医院时已经晚了。母亲哭晕过去好几次，父亲则整日酗酒，喝醉了就摔东西打人。

晓梅常常在半夜被哭喊声惊醒。她蜷缩在被窝里，听着隔壁房间传来的打骂声和母亲的啜泣，浑身发抖。大姐晓兰会悄悄爬过来，捂住她的耳朵，轻声哼着不成调的儿歌。

"为什么爹总打娘？"一天早晨，晓梅看到母亲眼角又添了新伤，忍不住问大姐。

晓兰正在灶台前生火，火光映着她早熟的脸："因为娘生不出儿子。"

"可是弟弟..."

"弟弟没了。"晓兰打断她，声音低沉，"娘说，这就是命。"

晓梅不懂什么是命，但她知道，每当父亲喝醉，母亲就会把她们姐妹三个推到屋外，独自承受父亲的怒火。有一次，晓梅透过门缝看见父亲揪着母亲的头发往墙上撞，而母亲只是默默承受，连哭喊都不敢大声。

那天晚上，晓梅做了一个梦。梦里她变成了一个巨人，一只手就能把父亲拎起来扔得远远的。醒来后，枕头是湿的。

七岁那年，晓梅上了村里的小学。她喜欢读书，尤其是语文课。老师说她字写得好，经常把她的作业本在全班传阅。每当这时，晓梅的心里就会涌起一股暖流，冲淡了家里常年笼罩的阴霾。

但好景不长。一个周五的下午，晓梅放学回家，看见堂姐春燕坐在她家门槛上哭。春燕比她大五岁，去年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了。

"怎么了春燕姐？"晓梅放下书包问道。

春燕抬起红肿的眼睛："我要嫁人了。"

"嫁人？嫁给谁？"

"河西村的刘家，他儿子是个瘸子。"春燕的眼泪又涌了出来，"我都没见过他，可我爹收了人家的彩礼..."

晓梅愣住了。春燕才十四岁，是村里少有的读到小学毕业的女孩。她成绩很好，曾经说过想去县里上中学。

"你不能不去吗？"晓梅天真地问。

春燕苦笑："不去？我爹会打死我的。再说，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刘家给的彩礼够她们上学了。"

那天晚上，晓梅躺在炕上，听着隔壁父母压低声音的争吵。

"春燕才多大？十四岁就嫁人，这不是造孽吗？"母亲的声音。

"你懂个屁！刘家给的彩礼够她两个妹妹上完小学了。女孩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早晚是别人家的人！"父亲不耐烦地反驳。

"可是..."

"闭嘴！再啰嗦连你一起打！"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晓梅把脸埋进枕头里，眼泪无声地流淌。她突然明白了，在父亲眼里，她和姐姐们就像地里的庄稼，是可以用来交换的货物。

第二天，春燕被带走了。晓梅站在村口，看着堂姐穿着不合身的大红嫁衣，被推上一辆拖拉机。春燕的眼睛里已经没有泪水，只剩下一种令人心惊的空洞。

拖拉机"突突"地开远了，扬起一片尘土。晓梅站在原地，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愤怒。她跑回家，从床底下翻出自己珍藏的课本和作业本，一遍遍地翻看老师留下的红色批语："优秀"、"非常好"、"有潜力"...

"我要读书。"晓梅对着空气说，声音轻却坚定，"我要一直读下去。"

五年级那年，晓梅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老师。李老师是从县城调来的年轻女教师，戴着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但眼神坚定。

一次作文课上，题目是《我的梦想》。班里大多数男生写的都是当科学家、医生或者老板，女生们则多数写想当老师、护士或者"贤妻良母"。只有晓梅写了"我想当县长"。

作文发下来时，晓梅紧张得手心出汗。她以为会遭到嘲笑，没想到李老师不仅给了她全班最高分，还在课后单独留下了她。

"为什么想当县长？"李老师推了推眼镜问道。

晓梅低着头，声音细如蚊呐："因为...县长说话大家都得听。"

李老师笑了："还有呢？"

晓梅鼓起勇气抬起头："如果我当了县长，就不让女孩那么小就嫁人，也不让丈夫打妻子...还有，要让所有想上学的女孩都能上学。"

李老师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轻轻拍了拍晓梅的肩膀："很好的理想。但是晓梅，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光想当县长还不够。"

"那要怎么做？"晓梅急切地问。

"首先，你要读很多书，考上好中学，然后上好大学。"李老师的声音温柔而坚定，"这条路会很艰难，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你愿意坚持吗？"

晓梅用力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愿意。"

从那天起，李老师开始给晓梅"开小灶"。她借给晓梅各种课外书，从《居里夫人传》到《简·爱》，甚至还有一些晓梅看不太懂的社会科学书籍。周末时，李老师还会把晓梅叫到教师宿舍，给她补习英语和数学。

"女孩子也要学理科。"李老师总是这样说，"不要被那些'女孩学不好数理化'的鬼话骗了。"

晓梅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就像沙漠中的旅人突然发现了绿洲。她的成绩突飞猛进，六年级上学期期末考试，她考了全乡第一。

成绩单拿回家的那天，父亲只是扫了一眼就扔在桌上："丫头片子读那么好有什么用？初中毕业就回来帮忙干活吧。"

晓梅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她看向母亲，希望得到支持，但母亲只是低着头纳鞋底，一言不发。

晚上，晓梅偷偷溜出家门，跑到学校敲响了李老师的宿舍门。看到泪流满面的学生，李老师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别急，"李老师给晓梅倒了杯热水，"乡里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有奖励政策，全乡前三名可以免学费上县一中。你父亲不同意也没用，这是政策。"

晓梅的眼睛重新亮了起来："真的吗？"

"当然。"李老师微笑着点头，"不过县一中竞争很激烈，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不怕！"晓梅擦干眼泪，声音里带着前所未有的决心，"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一定要走出这个村子！"

李老师凝视着这个瘦小却倔强的女孩，轻轻叹了口气："晓梅，外面的世界并不比村里公平多少。即使你考上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面临各种歧视和不公。"

"那怎么办？"晓梅问。

"改变它。"李老师的回答简洁有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女性进入教育系统、司法系统、政府机关...进入每一个能够制定规则的领域。"

那天晚上，晓梅第一次听到了"女性主义"这个词。她躺在炕上，反复咀嚼着李老师的话，内心有什么东西在悄然生长，就像石缝中的野草，看似柔弱却坚韧无比。

小升初考试，晓梅如愿以偿地考了全乡第一，获得了县一中的录取通知书。父亲虽然不满，但在村支书和校长的轮番劝说下，勉强同意让她继续上学。

离开村子的那天清晨，晓梅背着简单的行李站在村口。母亲破天荒地拥抱了她，在她耳边轻声说："好好读书，别像我一样..."

晓梅紧紧抱住母亲瘦削的身体，闻着她身上熟悉的油烟味，突然意识到这是母亲第一次对她表现出如此亲昵的举动。

"我会的，娘。"晓梅郑重承诺，"我一定会让您骄傲。"

县一中的生活对晓梅来说既新鲜又艰难。她是班里少数几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口音、穿着、生活习惯都与城里孩子格格不入。有男生给她起外号叫"村姑"，女生们也常常对她敬而远之。

但晓梅顾不上在意这些。她像一块海绵一样贪婪地吸收着知识，每天最早到教室，最晚离开图书馆。她的努力很快得到了回报，第一次期中考试，她考进了班级前十。

高二那年，晓梅遇到了另一位对她影响深远的老师——政治课的张老师。张老师四十出头，短发干练，讲课从不照本宣科，常常引导学生思考社会问题。

一次课上，讨论到人大代表比例时，张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国女性人大代表比例长期徘徊在20%左右？这反映了什么社会现实？"

教室里鸦雀无声。大多数学生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

晓梅举起了手："因为社会对女性参政仍有偏见。很多人认为政治是男人的领域，女性应该专注于家庭。"

张老师赞许地点点头："很好的观点。许晓梅同学，你认为应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晓梅感到全班同学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手心微微出汗，但她还是坚定地回答："需要更多女性勇敢地进入政治领域，也需要从教育入手，改变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

"说得好！"张老师眼睛一亮，"这正是我们这节课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下课后，张老师叫住了晓梅："你对性别议题很感兴趣？"

晓梅点点头，简单讲述了自己在村里的见闻和李老师对她的影响。

"我办公室里有一些相关书籍，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借去看。"张老师微笑着说，"对了，下周学校要举办辩论赛，主题正好是'应否立法保障女性参政比例'，你愿意参加吗？"

晓梅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辩论赛上，她作为反方辩手，却提出了令评委和观众耳目一新的观点："我们不只需要法律保障的比例，更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文化，让女性参政不再需要特殊保护，而是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番发言赢得了热烈掌声，也让晓梅结识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苏雨桐和陈志远。

苏雨桐是学校文学社社长，父亲是县政府的公务员，母亲是县医院的医生。她文笔优美，思想早熟，常在校园刊物上发表关于性别平等的文章。

陈志远则是学生会主席，虽然是个男生，却对女性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母亲是单亲妈妈，靠经营小杂货店把他拉扯大，这让他从小就认识到女性在社会中面临的不公。

辩论赛后的某个下午，三人坐在校园角落的老槐树下聊天。

"我爸妈虽然都是知识分子，但家里大事还是我爸说了算。"苏雨桐撇撇嘴，"我妈工作那么出色，回到家还得伺候我爸，这不公平。"

陈志远点头："我妈妈一个人养家，所有人都夸她能干，但背地里又说她'不像个女人'，好像女人就必须柔弱依赖男人似的。"

晓梅分享了自己村里的见闻：被迫辍学嫁人的堂姐、被家暴的母亲、因生不出儿子而遭白眼的邻居阿姨...说到动情处，她的声音微微颤抖。

"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苏雨桐突然说，"不能只是坐在这里抱怨。"

"做什么？"陈志远问。

"成立一个社团怎么样？关注性别平等问题，开展相关活动。"苏雨桐眼睛发亮。

晓梅心跳加速："学校会同意吗？"

"我们可以先从读书会开始。"陈志远提议，"不张扬，就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学习讨论。"

就这样，"槐树读书会"悄然成立。每周五放学后，几个年轻人就聚在老槐树下，分享各自找到的关于性别研究、女性主义的书籍和文章，讨论社会热点中的性别议题。

这些讨论像一扇扇窗户，为晓梅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她第一次了解到"玻璃天花板"、"同工不同酬"、"性别暴力"等概念，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村里的现象不过是整个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缩影。

"知识就是力量。"张老师曾这样告诉他们，"但知识必须转化为行动，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高三那年，读书会的成员增加到了七人。他们不再满足于只是讨论，开始尝试小小的行动：在校刊上发表相关文章，组织观影讨论会，甚至在校园里发起反对性别歧视的签名活动。

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争议。有老师认为他们"不务正业"，有家长投诉他们"思想偏激"。但张老师始终站在他们这边，帮他们顶住压力，争取活动空间。

高考前夕，七人再次聚在老槐树下。初夏的风吹拂着年轻的发梢，他们约定无论考上哪所大学，都要保持联系，继续为心中的理想努力。

"总有一天，"晓梅望着远处县政府的办公楼，轻声说，"我们中会有人坐在那里，真正改变一些事情。"

苏雨桐笑着搂住她的肩膀："说不定是你呢，未来的许县长。"

陈志远举起可乐罐："为我们共同的理想干杯！"

七个可乐罐在空中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夕阳的余晖洒在这些年轻人身上，仿佛为他们的梦想镀上了一层金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