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春风裹着料峭寒意，吹得夜校的窗纸簌簌作响。桂兰捏着那封盖着县委会红章的通知，指腹反复摩挲着“手工业合作社”几个墨字，纸页边缘被她攥出深深的褶皱。窗台上，巧云新编的红绳风铃叮当作响，绳结里塞着的艾草末子被风卷出来，混着煤油灯的烟味，在屋里漾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旧日子的余温，又像新变动的凉意。
“桂兰姐，这‘入社’到底是啥意思？”春桃抱着一摞扫盲课本进来，辫子上的红绳发卡滑到耳后，那是邻村小学老师送的，去年教师节她别着它给孩子们上第一堂课时，阳光把发卡照得透亮。此刻她指着通知上的“集体财产”四个字，声音发颤，“夜校的桌椅板凳，也要算进去？”
桂兰还没答话，院门外就传来哐当一声——是阿蛮的缝纫机被抬进来时，撞在门槛上的声响。她敞着粗布褂子，肩头还沾着后山的草屑，身后跟着两个扛着木箱的民兵，木箱上贴着的“资本主义尾巴”封条，红得刺眼。“凭啥动我的机器？”阿蛮把手里的账本狠狠拍在课桌上，红绳捆着的票据哗啦啦散了一地，“这是我打了三年山猪、卖了二十张狐皮换的！去年冬天下大雪，我守在县城供销社门口三天三夜才抢着买的！”
账本里滑出一根磨得发亮的红绳，是五年前救阿绫时从王麻子手里扯断的，当时上面还沾着血痂。如今这根绳缠着张泛黄的章程草案，墨迹被阿蛮的眼泪洇得发蓝，“‘个人服从集体’？那我这些年熬的夜、手上扎的针眼，算啥？”她猛地撸起袖子，小臂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有几个还结着黑痂，“上个月给合作社绣红旗，我三天没合眼，现在倒好，连机器都要被收走？”
婉清端着刚熬好的姜汤进来时，正撞见这一幕。她的蓝布褂子口袋里别着支钢笔，是明远从临县捎来的，笔帽上刻着“为人民服务”。这阵子她跟着下乡干部学写材料，笔记本里记满了妇女们的诉求，其中一页还夹着半片银杏叶，是去年明远临走时塞给她的。“阿蛮，先喝口姜汤暖暖。”她把碗递过去，目光落在阿蛮散落在桌上的票据上，突然指着其中一张道，“这不是你给秀莲木器铺做木工服的工钱单吗？上面还有她爹的手印呢。”
提到秀莲，阿蛮的火气消了些，却又咬起了嘴唇。今早她去送合作社的红旗，远远看见秀莲抱着她爹留下的雕花锯子蹲在地上哭，锯柄上缠着的红绳（当年桂兰帮她系的平安结）被扯得歪斜，公社的人正往锯子上贴封条，说这是“封建糟粕”。“那锯子救过三个姑娘的命。”阿蛮声音低了下去，“当年祠堂要沉玉镯，是秀莲她爹用这锯子锯断了祠堂的柱子，才把人救出来的。”
正说着，院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秀莲跌跌撞撞跑进来，发髻散了一半，手里紧紧攥着块被锯末染黑的红绳。“他们要烧了我爹的账本！”她胸口剧烈起伏，眼泪混着木屑往下掉，“说那上面记着‘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证据！可那账本里记着的，是这些年帮姑娘们修嫁妆、打家具没收的工钱啊！”
她摊开手心，那截红绳上还缠着半张泛黄的字条，是十年前一个被拐卖的姑娘托她爹刻木牌时留下的，上面写着“我叫春燕，家住下河村”。“我爹说，等世道太平了，就拿着这些字条帮她们找家。”秀莲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现在他们说这些都是‘四旧’，要一把火烧了！”
桂兰看着姑娘们泛红的眼眶，突然转身从里屋翻出个铁皮盒子，打开时，红绳捆着的旧账本滑了出来——是1953年沈老爷案的卷宗，扉页上“樱花计划”的残痕还在，旁边贴着片干枯的樱花花瓣。“你们看这个。”她指着账本里记录的妇女被拐卖的名单，“当年我们拼了命保护这些名字，现在，我们的手艺、我们的念想，也不能被随便抹去。”
她解开捆着账本的红绳，把阿蛮的缝纫机票、秀莲的锯子登记证、春桃的教案一本本捆在一起：“合作社不是要没收咱们的东西，是要让大家抱团过日子。但日子要过，根不能丢。”她的目光扫过屋里的姑娘们，婉清正把扫盲班的点名册往怀里塞，春桃在教案本里夹红绳发卡，阿蛮则用红绳把缝纫机的零件编号写在布片上，“咱们得想个法子，把该留的留住。”
当晚，清风庵的油灯亮到后半夜。慧觉师太刚把祠堂的老族谱藏进佛像底座，那上面记着几十年来村里女性手艺人的名字：巧云的娘会织云锦，阿绫的外婆善绣虎头鞋，婉清的祖母能在银杏叶上刻诗文。“这些名字，都是咱们的底气。”师太把一串红绳念珠递给桂兰，念珠上的每颗珠子都刻着个“女”字，“当年你娘就是攥着这串珠子，才没被沈老爷的人吓住。”
桂兰把念珠缠在手腕上，看着姑娘们在庵堂里忙碌：阿蛮正把缝纫机拆成零件，红绳系着的编号布条在月光下晃荡，每个零件都被她用桐油抹过，说是能防潮；秀莲蹲在香炉旁，用刻刀在锯子的雕花里刻“1956”，刻痕里填了朱砂，“我爹说过，朱砂能避邪”；春桃把扫盲班的点名册抄在蚕茧纸上，那纸是她用桑树皮自己做的，据说能存几十年，她把纸折成小方块，塞进巧云新编的红绳香囊里，香囊里还塞着安神草药，“怕我夜里睡不着”。
婉清没说话，只是把明远送的钢笔拆开，笔杆里藏进了半片银杏叶。她想起去年明远临走时说的话：“文字能燎原，念想也能。”此刻她在蚕茧纸的最后一页写下：“夜校的油灯，要一直亮着。”
半月后，合作社挂牌那天，锣鼓声震得山响。公社书记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讲话，说这是“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台下，阿蛮的缝纫机重新组装起来，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成了社里的“共享工具”。她教姑娘们踩踏板时，红绳系着的编号布条在零件间晃荡，有人问起这绳是啥意思，她笑着说：“这是咱们机器的‘身份证’。”
秀莲的锯子挂在合作社的墙上，下面贴了张红纸，写着“集体财产，人人爱护”。但她带的三个女徒弟都知道，每次用完锯子，秀莲都会让她们在木料的隐蔽处刻个小小的红绳记号，“这是咱们的手艺印”。有回公社的人检查，指着木料上的记号问是啥，大徒弟灵机一动：“这是‘节约木材’的标记！”
春桃的扫盲点挂起了新牌子，黑底白字写着“红旗扫盲班”。她把蚕茧纸点名册压在讲台下，每天上课前都要摸一摸，扉页上的字被她摸得发亮：“每个名字，都是红绳的一个结。”那天邻村小学老师来送新课本，看见她辫子上的红绳发卡，红着脸说：“这发卡配新课本，真好看。”
桂兰站在合作社的屋檐下，看着姑娘们手腕上的红绳——阿蛮的绳系着缝纫机零件编号，秀莲的绳缠着锯子上的朱砂，婉清的绳绑着钢笔，春桃的绳别着发卡。风掠过新糊的窗纸，红绳在风中轻轻撞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无数双手，在时代的岔路口，紧紧握成了拳。
远处，巧云抱着狗剩站在槐树下，手里举着根红绳，绳上系着个歪歪扭扭的纸风车。风一吹，风车转起来，红绳跟着晃，把阳光切成一片一片的。狗剩指着合作社的方向喊：“娘，阿蛮婶的机器响了！”巧云咧开嘴笑，含糊不清地说：“好……好……”
桂兰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念珠，珠子上的“女”字被体温焐得温热。她知道，这根绳系住的不只是账本和零件，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念想——是阿蛮熬的夜，是秀莲爹的锯子，是春桃的蚕茧纸，是婉清的银杏叶，是无数个像巧云这样的女人，藏在岁月里的盼头。
暮色渐浓时，合作社的烟囱升起炊烟，混着夜校的煤油灯味，在村口漫开。桂兰望着那片朦胧的光，突然想起1948年巧云疯癫时护在胸口的那根红绳，那时绳上还沾着血和泥，如今却系着风车，转得欢快。
时代的风还在吹，但红绳系得紧，再大的浪，也冲不散这些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