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成都平原的冬天，湿冷浸骨。
空旷的校场，王建堂站在队列里，身板依旧挺直。
他缓缓抬起手，没有看任何人，手指触碰到军帽帽檐上那枚冰冷的青天白日徽章，。
“咔哒”一声轻响。
没有迟疑，没有留恋。他将那枚小小的金属徽章，随手揣进了裤兜。
起义的仪式，在寒风中迅速结束。
王建堂没有与任何人交谈，默默地回到分配给他的临时宿舍。
他坐到床边，开始解军装的扣子，小心翼翼地从贴胸的内袋里，取出那个被体温焐热的粗布包裹。
一层，又一层。
包裹被缓慢而珍重地解开。
王建堂的目光，久久地、一寸寸地抚过这些伴随了他整个抗战生涯的“伙伴”。
每一处破损，每一道血痕，每一枚勋章的光泽，每一处银元的扭曲，都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翻腾的心绪。
小心翼翼地将勋章、银元、还有那块刻着“刘富贵，四川广安”的竹片，重新包好，贴身藏起。
然后，他双手捧起那面承载了太多死亡与荣光的“死字旗”，缓缓站起身。
几天后，王建堂踏上了归乡的路。
推开门，迎接他的，是妻子秀云。
她看着门口这个同样苍老的男人，愣了片刻，随即捂住了嘴，泪水瞬间决堤，无声地汹涌而下。
“家，家林？”
她颤抖着，几乎不敢相认。
“秀云，是我。”
没有拥抱，没有嚎啕。
只有无尽的泪水，在两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无声地流淌。
秀云身后，一个约莫十五六岁的少女，怯生生地探出头，好奇又有些畏惧地看着这个陌生的“父亲”。
“囡囡，这是你爸爸。” 秀云哽咽着拉过女儿。
小囡囡，早已不是记忆中那个咿呀学语的小娃娃。
她看着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的男人，嘴唇动了动，最终只低低地，带着一丝陌生地唤了一声：“爸……”
王建堂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他伸出手，想摸摸女儿的头，却又在半空中僵住，最终缓缓落下。
“爸，他……” 秀云的声音，带着无尽的悲凉。
“前年冬天，没熬过去。走的时候，一直念着你的名字……说，说对不住你……没能，没能亲眼看到你回来……”
虽然早有预感，但当噩耗被证实，王建堂还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般的眩晕。
他踉跄了一步，扶住门框才勉强站稳。父亲，终究没能等到这一天！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寒霜铺地。
王建堂换上了一身干净的青布长衫，那是父亲生前常穿的样式。
他背上那个简单的行囊，里面只装着那面折叠整齐的“死字旗”。
“我，去给爸上坟。”
秀云默默点头，眼中含泪，递给他一个装着香烛纸钱的竹篮。小囡囡看着父亲沉默而沉重的背影，欲言又止。
王建堂独自一人，沿着熟悉又陌生的乡间小路，走向曲山场后山的祖坟地。
终于，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他找到了父亲王者诚的坟茔。
新土早已被风雨侵蚀，长满了枯黄的野草。一块简陋的青石碑上，刻着父亲的名字。
王建堂在坟前缓缓跪下。
他放下竹篮，没有去拿香烛纸钱。
颤抖着双手，解下行囊，小心翼翼地取出那面折叠的“死字旗”。
他将那面饱经沧桑的旗帜，在父亲坟前的青草地上，缓缓地郑重地铺展开来。
旗帜铺开的瞬间，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悲风平地而起，卷动着枯草，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王建堂的额头，重重地磕在冰冷的土地上。
一下！
又一下！
再一下！
当他再次抬起头时，额头上已是一片青紫，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爸——！”
“不孝儿建堂，回来了！”
“鬼子，打跑了！中国，太平了！”
他每吼一句，身体都因巨大的情绪而剧烈颤抖。
“您赐的旗，儿带着它！”
“伤了四次，擦了四次血！”
“没给您丢脸——！”
“没给四川人丢脸！”
“它！没裹儿的身！”
“儿，把它——带回来了！”
吼声停歇，山坡上只剩下寒风呼啸。
就在这时，山坡下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风尘仆仆地爬了上来，正是范大汉。
他没有说话，对着坟头，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
镜头缓缓拉高：
青草地上，那面千疮百孔、血迹斑斑的巨大“死字旗”，在寒风中微微颤动，如同一个民族不屈的忠魂在低语。
王建堂和范大汉并肩跪在坟前的身影，在初升的朝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显得渺小而坚韧。
远处，曲水河蜿蜒流淌，绕过静谧的村庄。
更远处，龙门山脉层峦叠嶂，在薄雾中显出一片苍茫的黛青色。
字幕，肃穆的白底黑字，逐一浮现：
川军抗战：
参战人数——３５０万
伤亡人数——６４万
阵亡人数——２６万
负担国家财政支出——５０％
征兵额——３０２．５万
工役总数——３００万以上
贡献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三分之一
青山巍巍，苍天不语。
唯有那面铺展在坟前的“死字旗”，在风中轻轻摇曳，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血火铸就的荣光，一个民族向死而生的忠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