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宿舍的窗台比高中教室的窄了许多，却能看到更广阔的天空。我把林宇送的玻璃蜻蜓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阳光穿过翅膀上的纹路，在墙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那年河边被风吹起的涟漪。每个周末的清晨，我都会对着窗台发呆，看着光斑从东边移到西边，想象着北方的林宇是不是也在对着图纸出神，南方的陈默是不是正举着相机追逐光影。
师范大学的课程比想象中繁忙。教育学、心理学、文学史…… 厚厚的课本堆满了书桌，备课笔记和教案占据了大部分时间。我依然保持着画画的习惯，却只能在深夜的台灯下，抽出一点时间涂抹几笔。画册换了新的，纸页更光滑，颜料更高档，可画出来的蜻蜓却总是少了点什么，翅膀僵硬，眼神空洞，再也没有当年在河边画的那种鲜活灵动。
“你的蜻蜓怎么都不笑啊？” 同宿舍的室友凑过来看我的画册，指着上面的蜻蜓说，“感觉它们都不开心。”
我看着画纸上的蜻蜓，确实如此。它们或停或飞，姿态各异，却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忧郁，翅膀的纹路里藏着挥之不去的阴影。我知道它们缺了什么 —— 缺了追蜻蜓的少年奔跑的身影，缺了举相机的少年安静的目光，缺了河边的风、柳树的荫凉和三个人并排躺着的草地。那些鲜活的背景消失了，蜻蜓自然也失去了灵魂。
大一的圣诞节，我收到了林宇的明信片，是北方的雪景，白茫茫一片，上面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这边很冷，多穿点。” 没有落款，没有地址，不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我把明信片夹在画册里，对着上面的雪景看了很久，想象着他在雪地里画图的样子，耳朵是不是又冻得通红。
大二的夏天，我在图书馆的摄影展上看到了陈默的作品。那是一组名为 “南方的翅膀” 的摄影集，拍的全是南方特有的蜻蜓和蝴蝶，每一张都标注着日期和地点。最后一张照片是在河边拍的，三只蜻蜓正贴着水面飞过，背景里的柳枝随风摇曳，像极了我们的秘密基地。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小字：“献给未完成的约定。”
我站在那张照片前，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照片的色调温暖，光影柔和，却让我的心里泛起一阵酸楚。我知道他还记得河边的约定，记得那些追蜻蜓的日子，可我们之间，却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河，只能在各自的世界里，用画笔和镜头怀念过去。
大学四年，我养成了很多新习惯。每天早上喝热牛奶，却总觉得不如林宇放在桌洞里的那杯甜；看到好看的风景会下意识地寻找最佳拍摄角度，却总觉得不如陈默镜头下的光影动人；听到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会忍不住回头，却再也看不到那个穿着红色球衣的少年。
我偶尔会给他们寄信，地址是从高中同学那里打听来的。给林宇的信里，我会画一些家乡的风景，告诉他河边的蜻蜓又多了几种；给陈默的信里，我会写一些大学里的趣事，问他南方的光影是不是和北方不同。这些信大多没有回音，只有一次，收到了陈默的回信，里面没有文字，只有一片干枯的蜻蜓翅膀，和当年他夹在相册里的那片很像。
大三那年，我开始在附属中学实习。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妈妈的期待 —— 看着学生们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对知识的渴望，心里会涌起一种踏实的温暖。可在讲到 “意象” 这个知识点时，我还是会忍不住在黑板上画一只蜻蜓，给他们讲河边的故事，讲那个关于十年之约的夏天。
“老师，您的故事里，那三个朋友后来见面了吗？” 有个女生好奇地问。
我看着黑板上的蜻蜓，笑了笑：“还没有，但他们一定会见面的，因为约定好了。” 说完这句话，心里却掠过一丝不确定。已经过去四年了，北方的建筑模型应该堆了很高，南方的摄影集应该攒了很厚，可我们的联系，却只剩下那本残缺的画册和墙上晃动的光斑。
大四毕业前夕，我收拾行李时，翻出了那个玻璃蜻蜓摆件。翅膀的一角不知何时缺了一小块，大概是某次搬家时不小心碰掉的。我用胶水小心翼翼地粘好，却再也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就像我们的友谊，虽然还在，却有了无法弥补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