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的呼吸声颤颤巍巍的，在安静的病房里有节奏地起伏。我把凤仙花插进窗台上的空瓶时，玻璃蜻蜓摆件从包里滑出来，“咚” 地撞在金属窗框上，惊得所有人都看向我。
“是…… 小苏啊。” 老师艰难地转过头，浑浊的眼睛在看到我的瞬间亮了亮，目光扫过我手里的玻璃碎片，突然笑了，“还带着呢？”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高三那年，这只玻璃蜻蜓摔碎时，正是张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用透明胶带一点点帮我粘好。他当时说：“碎过的东西才更懂得珍惜。” 现在想来，他或许早就看穿了我们三个之间那些小心翼翼的心事。
林宇搬了把椅子放在我旁边，西装裤膝盖处的褶皱里还沾着些草屑 —— 大概是从医院楼下的草坪走过时蹭到的。他把胸针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玻璃翅膀在监护仪的绿光里轻轻颤动，老师的目光落在上面，突然咳嗽着说：“当年…… 你总在作业本上画这个。”
“嗯。” 林宇的手指在胸针边缘摩挲，“后来学建筑，才知道蜻蜓翅膀的弧度最省材料。”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很低，“我设计的第一个社区中心，屋顶就是按这个弧度做的。”
我想起上周在建筑杂志上看到的报道，突然明白那篇文章里没说的细节：那个被称为 “城市蜻蜓” 的建筑，每个窗台都朝向东南方，正好能接住夏天最早的阳光 —— 就像高中教室我坐过的那个位置。
陈默一直站在窗边，相机挂在手腕上晃悠。老师的目光转向他时，他突然从包里掏出本相册：“老师，我给您带了些照片。” 翻开的页面上全是老校园的样子：春天抽芽的柳树，夏天喧闹的篮球场，秋天落满银杏叶的跑道，冬天覆盖着积雪的宣传栏。
“这张是去年拍的。” 陈默指着其中一张，画面里的教室窗台落着只蜻蜓，玻璃上还贴着我们当年画的涂鸦，“您看，您种的那盆薄荷还在窗台上。”
老师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监护仪发出刺耳的警报声。护士进来调整仪器时，我们三个退到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混着窗外飘来的槐花香，让人想起高三那年的体检日 —— 也是这样的午后，林宇在走廊尽头帮我抢回被男生抢走的画册，陈默则举着相机，拍下我红着眼眶的样子。
“你现在当老师了？” 林宇靠在走廊的白墙上，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墙面，节奏和高中时转笔的频率一模一样。
“在咱们高中的附属中学。” 我望着他西装袖口露出的手表，表带内侧刻着个小小的 “W”，和我名字最后一个字的首字母重合，“教语文，上周刚讲过您设计的那个建筑，把它当‘意象’的例子。”
他突然笑了，眼角的细纹里盛着阳光：“那学生们肯定觉得很无聊。”
“才不。” 我从包里掏出学生周记本，翻开其中一页，“这个孩子说，想成为能设计出‘有温度的房子’的人，还画了只蜻蜓在旁边。”
陈默在这时按下快门，相机屏幕上弹出的画面里，我和林宇的影子被走廊的灯光拉得很长，在墙面上几乎要碰到一起。他把照片调出来给我们看，突然说：“老师刚才看这张照片时，一直在看窗台。”
那张七年前的三人合照被他设成了屏保。我盯着照片里自己绞着衣角的手，突然想起那天拍完照后，张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递给每人颗大白兔奶糖：“你们三个啊，就像这糖纸，看着是分开的，其实边角早就粘在一起了。” 当时只当是玩笑，此刻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才懂那话里藏着的温柔。
护士出来说老师醒了，让我们进去说说话。走到病房门口时，陈默突然碰了碰我的胳膊，把相机塞给我：“帮我拿下，我扶老师喝点水。” 我握着相机的瞬间，突然明白这七年他为什么总用这台旧相机 —— 重量和手感都刚刚好，就像高中时他把相机递给我时那样，不多不少，正好能让我稳稳握住。
老师喝了口水，精神好了些。他指着床头柜上的三样东西：我的玻璃蜻蜓，林宇的胸针，陈默的相册，突然说：“你们三个…… 当年在柳树下刻的字，我早就看见了。”
我们三个同时愣住。
“那天我去河边散步，” 老师的声音轻得像叹息，“看见你们在树上刻名字，还拉钩说要永远做朋友。”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里淌下浑浊的泪，“我就想，年轻真好啊，以为永远真的很容易。”
监护仪的滴答声突然变得清晰，像在为 “永远” 这个词倒计时。林宇把胸针重新别回胸前，陈默合上相册时，我看到最后一页贴着片新的蜻蜓翅膀，上面用铅笔写着 “2022 年夏，补”。
走出病房时，夕阳正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照进来，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光带。林宇走在前面，胸针的玻璃翅膀在光里忽明忽暗；陈默走在我旁边，相机挂绳上的铃铛被风吹得轻轻作响；我握着帆布包里的玻璃蜻蜓，突然觉得那些碎裂的翅膀，正在彼此的影子里，慢慢拼凑出完整的形状。
走廊拐角的窗台上，不知谁放了只折纸蜻蜓，翅膀被风吹得上下翻动。我望着那抹颤动的白色，突然想起张老师刚才说的话 —— 原来所谓永远，从来不是停在原地的约定，而是像这只纸蜻蜓，就算被风吹得摇晃，也始终朝着有光的方向。
